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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有兩條新聞令人關注，一條是《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公佈，另一條是“五毒書記”張二江開審。這兩條新聞出現在同一天，也許只是巧合，但聯繫起來看，令人深思。
《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出臺的根本目的，我以爲有密切相關的兩點：一是保證讓優秀人才能夠選拔、任用到重要的崗位上來，二是遏制選拔、任用中的種種不軌行爲，使違背標準的人不能混入各級領導班子。
從第二點來看，張二江的開審，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認真反思的切入點。張二江的開審，當然只是個案，但我們需要反思的是這個個案折射出來的現象，——我以爲不妨稱之爲“張二江現象”。張二江的《下級學》，或可作爲“張二江現象”的生動註腳。其實，“下級學”就是“上級學”，從本質上說就是“升官學”。那些違反黨紀政紀一而再再而三得到提升，佔據領導班子要位的人，恐怕都是精通從下級的角度去揣摩上級，並且以種種手段(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投上級所好，求得其青睞，從而得到提拔的。不過他們中的多數，只是爛熟於心，並不言傳。張二江則總結成爲“學說”，撰寫成文，予以出版。因此，“張二江現象”並非個人現象，乃是違規謀取權力的代名詞。
張二江的一再提拔，顯然違背了《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拿1995年的《暫行條例》來衡量，張二江也是不具備提拔資格的。問題在哪裏呢？我以爲並不在《暫行條例》本身，而在執行中的扭曲。《條例》是靜態的制度，執行人卻是活動的，其思想也是可變化的。顯然，張二江的“下級學”在運用中改變了或者說腐蝕執行者的思想和態度，使其官運亨通，一路春風。
此次審判，在涉及“賣官”部分時，張二江有句話應引起高度重視。對起訴書中提到的“賣官”行爲，張二江予以否認，說幹部的任用和選拔都是按正常程序進行的，是集體研究決定的，他只是執行而已。這當然是狡辯，因爲公訴人出具的大量確鑿事實表明，張二江早已將黨的幹部任用制度和選拔條件置之腦後，常常一個人拍板定案。《條例》成爲一紙空文，根本不能實施，這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
值得深思的是，張二江常常可以一個人拍板定案，那麼提拔他的上司是不是也常常一個人拍板定案呢？我沒有證據不敢妄言。但有一點無可爭辯，就是張二江對亂提拔不負責任，他的上司對他的提拔也不負責任。這就使原有的《暫行條例》失去威力。也許正是針對這個原因，新《條例》纔在制度民主化、科學化的基礎上，對選拔、任用的程序作出了邏輯極爲嚴密的規定，並且對失察、失職行爲作出了“引咎辭職”和“責令辭職”的規定，——這是遏制“張二江現象”最有力的制度保證。
現在，張二江已經被押上了審判臺，人們要問：是誰提拔了這個“五毒書記”？對提拔張二江的錯誤是不是該主動引咎辭職，以對黨和人民負責呢？如果不肯引咎辭職，那就只有一個辦法，“責令辭職”。這就是新《條例》的威力之所在，也預示着“張二江現象”將被遏制，——如果《條例》能否不折不扣地執行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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