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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9·11’就煩？正常！”居然有人敢這麼說？“總是被迫重溫‘9·11’，真是受夠了！”
唐娜·諾貝爾斯是一名小學助教。“9·11”事件發生時，她和所有的美國人一樣感到恐懼，她也很理解那些失去親人的家庭需要舉行紀念活動。但她認爲，時時刻刻的痛心疾首正是在向敵人示弱。她說，是時候停止了。“夠了就是夠了”，47歲的諾貝爾斯說，“我們得明白，活着的人還要活下去。”對死抓“9·11”不放而感到厭煩的人，遠遠不止諾貝爾斯一人，很多人與她有同感。
在有些地方，這種不滿甚至發展成了強烈的憎恨：或許人們已經看夠了商人們用T恤衫、帽子等東西賺錢；或許人們已經聽煩了死難者家屬抱怨還沒拿到撫卹金，或是撫卹金還遠遠不夠，而他們一直在盡最大努力捐錢。又或許這只是重創後的餘痛，撲面而來的痛苦和悲傷實在已是不堪負荷了。
儘管聽起來這些感慨有點兒不近人情，但精神專家們卻說，“9·11厭煩症”和世貿大廈、五角大樓遭恐怖分子襲擊後涌起的深切悲哀、愛國主義熱潮一樣，是一種正常反應。在紐約和舊金山均設有辦公室的心理學家德布拉說：“生活在諸多不確定因素之中的美國人民度日艱難，盼望事情有一個結束。我們得趕快確定。但在這件事上，卻沒什麼解決方法。”
所謂“結束”恰恰是這樣的———當人們問起28歲的風笛手布雷恩對襲擊的看法時，他抱怨道：“閉嘴，別再談它了。”爲了強調，他還用手指堵住了耳朵。襲擊發生時，布雷恩和任何其他美國人同樣感到萬分震驚，也像他的家人和朋友們一樣，如同被粘在電視機前一動不動。
“一開始，我覺得世界末日到了。”他說，“而現在，所有這些傷痛都在起反作用。過去不知道的事情現在知道了，聽着倒也不煩。但我實在是受夠了無休止的哀泣和‘救救孩子’式的思維。”他說：“我們得讓這事告一段落。對於我們能做的、能關心的事，好吧，我們談談。但對於那些無能爲力的事情，停止吧。事情已經發生，我們改變不了什麼。”
不過有人認爲，爲了避免自以爲是的情緒，繼續悼念還是必要的。39歲的佈雷吉特說：“生活在俄亥俄首府哥倫布，你覺得在某種意義上被保護得很安全，這種感覺不好，因爲事實上我們並沒被保護起來。”她仍然會花時間讀《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死難者情況介紹。佈雷吉特還說：“作爲美國人，我們的記憶力太短暫了。我擔心人們將會重新陷入一種安逸的狀態，而這就將成爲我們再次遭受打擊的時刻。”
也有人覺得，美國人有個很糟糕的習慣，對一些事情做得過火，另一些事則做得根本不夠。在伊文思維爾公司印度支部工作的萊斯莉指出，對“9·11”死難者及其家屬給與的關注和撫卹金是不盡公平的。“在俄克拉何馬城爆炸案中的死難者該怎麼說？在非洲大使館爆炸案中的死難者又該怎麼說？”65歲的萊斯莉說，“至於那些犧牲的軍人，他們的家屬只得到了軍隊提供的人壽保險。凡事總得有個底線。”
有些人不敢流露出這種不滿，擔心要是他們提起並非所有的消防員和警察都是英雄，或是說出他們已經厭倦了那些對哭哭啼啼的寡婦們進行的訪談，人們會怎麼看呢？佛羅里達大學衛生科學中心副教授薩姆說，這些人也許正在感受着一種所謂的“憐憫厭煩症”。
他說：“過分的憐憫和感同身受的痛楚很難維持太長時間，像恐怖襲擊這樣的事件，使人們心中充滿了痛苦和對自身安全的恐懼，增強了人們憐憫他人的能力。但是對別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確實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老實講，像‘9·11’這麼重大的事件，激起了這麼多感同身受的痛苦和憐憫，人們也真是很難感到自在。”
弗吉尼亞州理士滿大學教授、神經學學家克雷格說，由於人們經常會對別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人腦就漸漸培養起了一種抵禦能力———在事情造成不可癒合的精神甚或肉體創傷之前，就將其分解思考或乾脆不假思索。他說：“作爲人類，我們有一種‘反芻思考’的能力，不管事情有多糟糕，我們會對它左思右想，直到大腦能接受爲止。因此，對‘9·11’稍加悼念就像是在即將熄滅的火焰上噴一小口汽油。”
眼看就是“9·11”一週年紀念，美國人民對舉行紀念活動卻是衆說紛紜，褒貶不一，不知這些人的聲音算不算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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