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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爾·普京是1975年從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畢業的，隨即被分配到蘇聯對外情報局工作，從此開始了他的“克格勃”生涯。後來，他到民主德國幹了15年的“國家安全工作”。1990年，當時的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和聯邦德國總理達成了從東德撤出蘇軍的協議。此後，普京悄然回國，在列寧格勒大學任國際問題校長助理。當時的列寧格勒市長索布恰克和市長首席經濟顧問丘拜斯等“改革俱樂部”的中堅人物都來自列寧格勒大學。索布恰克是這羣人的首領和保護人。不久，普京被調任列寧格勒市蘇維埃主席顧問，成了索布恰克身旁的人，掌握着處理商業機構問題的重權。但是，普京一直沒有向外界透露他的“克格勃”身份，在1990年夏秋之交，“民主派”要求改革，“克格勃”遭到攻擊。1991年8月20日由“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政變”，軟禁了戈爾巴喬夫。俄羅斯的政局迫使普京或者繼續將自己的真實身份保密，或者離開“克格勃”，繼續與索布恰克等人合作。普京最終選擇離開“克格勃”。
8月30日，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發表了著名記者奧列格·勃洛茨基將於下週出版的新著《弗拉基米爾·普京：走向權力之路》中的一章，其中普京親自講述了他離開“克格勃”的原由。
普京說：“我在索布恰克那裏任職，這個職務雖不是關鍵性的，但卻有權去解決相當多的涉及到各類商業機構利益的問題。而我從來不允許自己按照有利於某些集團或者公司利益的方式去做，我覺得，我是在盡力爲聖彼得堡和國家的利益工作。爲了不損害索布恰克的名聲，我不得不在工作的初期隱瞞了我的真實身份。這段時期順順當當過來了，因爲我是從列寧格勒大學這個‘屋頂’下來到列寧格勒蘇維埃的。索布恰克本人也來自這所大學。而且所有的人都清楚，他爲自己挑選的都是這所大學的人。但是，當時就已經有人想對我進行訛詐，因爲社會上已經出現了一些有關我真實身份的傳言。泄露情報的是那些當時已經被解職的‘克格勃’人員。
有些人對我說，‘如果你做不到我們指定的事情，就還會有情報泄露出來。你瞧着辦吧。’
當時，我接近於作出決定的臨界點：或者離開列寧格勒蘇維埃，不受訛詐，或者留在那裏，但是，必須徹底地開始新生活，這就意味着要告別‘克格勃’。也就是說，我面臨着兩種相互對立的選擇。考慮到當時安全機構本身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許多事情完全不明確(作爲一個組織它是否會繼續存在下去，如果繼續存在的話，那又是什麼樣的形式)，所以我開始傾向於離開‘克格勃’。而就在這時政變開始了。
如果我不執行命令，就將違背誓言。
如果我執行命令，就會違背道德責任，而這些責任是我來列寧格勒蘇維埃工作時承擔的，當然是自願的。在這一時刻，我的出發點僅僅是：道德的責任高於形式的責任。最終，這一點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我作出了離開安全機構的決定。
要知道我的辭職報告是在政變當天———1991年8月20日寫成的，爲什麼這樣做？因爲我面臨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我可能被利用，來解決某些國內的政治問題。我是來爲祖國和人民服務的，我有自己的神聖使命，而不是讓人利用來進行國內政治鬥爭的。
那時，我十分現實地考慮了所有情況。比方說，‘克格勃’列寧格勒局的領導會更換。在這種情況下，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我也就有可能被要求參與他們的特別行動。當我被置於道德和責任之間時，我索性先跨出了預防性的一步，作出了有利於道德的選擇。但實際上我什麼也未能改變，我也沒有退出共產黨。蘇聯共產黨停止活動了，我成了無黨派人士。實質上，一切都崩潰了。
當政變開始時，我的感情是很複雜的，首先，我不能同意事態的發展。我認爲，後來成爲聖彼得堡地區和國家最主要人物的人們當時所公開講述的一切是錯誤的。他們的綱領都是錯誤的。
因爲我研究過外交問題，畢竟在情報機構工作過，對我來說，當時十分清楚的是，我們在各個方向上的單方面裁軍決不會給我們帶來什麼好的結果。我們和不久前的地緣政治對手的關係必須保持適度。而在那個時期處理這種關係的人們並不知道適度。
還有一種情況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從前的制度已經死亡。它已經不存在了！如果我們想爲自己的國家做點什麼好事，那就應當置身於新生的體制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去做實事，以便消除現有的荒謬狀態並將這一進程納入積極的軌道。
我記得我是在離退休還有一年多的時候離開‘克格勃’的。所以，我沒有服役到退休，住房也沒有。在那些日子裏，沒有人能知道對抗會怎樣結束。而我有妻子，孩子。正因爲如此，做出決定才十分困難。坦率地講，我當時甚至想過：如果政變以政變分子的勝利而結束，並且我也沒有被關進牢房的話，那在今後該怎樣養活全家？說句老實話，我甚至想過：去開出租車，好在我還從德國開回一輛‘伏爾加’。因爲我知道，如果政變分子勝利了，我就沒有地方可工作了。我對這一點了解得十分清楚。我惟一要操心的事———孩子怎麼辦，怎麼來保證她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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