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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濟陽縣農民王榮軍昨日領到了蓋着當地人事部門鋼印的公務員考試“准考證”，這是山東農民第一次獲得通過公開考試進入縣級黨政機關大門的機會，全省有1413名農民獲得考試資格。早在1997年，山東就首次允許農民報考鄉鎮國家公務員，41名農民通過公開招考進入國家公務員隊伍。這批人中，不少人“農轉非”，真正摘掉了農民的草帽。
同樣是在山東，到今年9月初，濟南市將有39萬農民改變身份，他們不再叫農民，而叫居民。他們得益於該市統一城鄉戶籍的政策。
與濟南一樣，從去年12月開始，廣東、福建、湖南省陸續宣佈，實行城鄉戶口登記管理一體化，統一稱爲居民。隨後半年中，加入這個行列的還有江蘇、浙江、遼寧等約10個省市，新一輪戶籍改革由是啓動。但改革很快遭遇了體制阻力，至上半年，大多數省市已暫停待命。
阻力在於權益重新分配“阻力全國都一樣，就是相關權益能否配套。”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治安系教授、戶籍問題專家王太元說，如果這些權益都給農民，政府肯定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浙江奉化市8個月內有1.3萬名農民進城，教育系統僅借讀費贊助費一項每年即減收2000萬元，還得拿出錢來新增學校和設施。該市勞動與社會保障局人士問，如果數十萬人由農保轉入城市社保，該由誰來填補巨大的資金差額？計生、兵役、法院、最低保障、失業保險、醫療保險、教育、就業、退伍安置———無一不捲入其中。
戶改，既是城鄉間一次利益和資源的重新分配，也是部門間的一次權力重組。“幾十年的城鄉差異要一筆勾銷，是不可能的。”王太元說。城鄉待遇相差47項王太元說，曾經有人統計，農民和城裏人的待遇差別達47項之多。
濟南市人口辦公室副主任閆長明說，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劃分其實是人爲地分出了兩個世襲的“種羣”，戶口性質不同，待遇就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就必須承擔更多、付出更多。這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現在是市場經濟了，繼續延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做法，既不人道，也不公平，更不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農民想要的不是一個戶口本，而是要求得到本本後面的權利。”山東省社科院人口所崔樹義研究員說，如果只是在戶口本上改幾個字，農民們不會買賬。真正“脫農皮”路還長清華大學李強教授說，當初設立戶籍制度的初衷是國家資源稀缺，不可能平均分配，因此設立戶籍鴻溝來區分不同的利益羣體。但過去幾十年中，戶籍不知不覺中附載了太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功能，也成了許多部門利益的保護傘。
戶籍改革，使其他方面改革的體制性滯後昭然於衆。但在現狀之下，要一下讓農民來平分全部的權益和資源也不現實。因此，在戶口本失去人羣區隔功能之後，各部門將會制定新的標準來取代，各自根據政策、財力和實際情況來決定哪些人只能生一個孩子，哪些人應享受最低保障，哪些人能買到經濟適用房等等。福建省計生委的龔凌說，肯定要有一個新的標準，但目前還沒有哪個部門拿出方案。
雖然“脫掉了農皮”但要真正平等地享受各種待遇還需有一個漫長的過程。遷徙自由5年可成雖然上半年各地戶改相繼受挫，但有關人士預計，下半年至明年初，各地經歷調整後將重新啓動。王太元說，這是大勢所趨，中國城市已進入了超速發展的階段。“農民想進城致富、國家要推進城市化、刺激經濟，轉移農村勞力，未來20年內，至少還要讓三億農民進城。”
以目前的進程和趨勢，接近王太元的預言，在拆除城鄉戶籍樊籬之後，真正意義上而不是計劃經濟模式下的遷徙自由在未來五六年內可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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