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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星期六的早晨，但對36歲的四川農民廖由猛和25歲的福州姑娘潘春蓉來說，雙休日並未開始。
在北京城東一幢新建居民樓的一套兩居室裏，廖由猛起了個大早，頂着刺鼻的油漆味繼續他承接的室內裝修工程，性急的房主頭天剛剛要求他加快進度。9點剛過，潘春蓉也離開了她租住的小屋，前往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上班。作爲每晚播出的《世界報道》的責任編輯之一，她每天要值班12個小時。
因爲沒有北京常住戶口，已在北京呆了十來年的廖由猛和剛來不到一年的潘春蓉成爲首都320多萬流動人口的一員。他們以自己的辛勞與汗水，在爲異鄉城市默默奉獻的同時，也爲自己編織着美好的未來。
在改革開放2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人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流動自由。最新統計顯示，目前全國每年跨省、市、區流動的勞動力多達4，500萬人次，如果加上省內、區內的人口流動，這一數字將超過1億。
中國人素有強烈的“懷鄉戀家”情結。古人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歷史上，若非發生重大戰亂或災荒，像這樣數以億計的人口流動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今日流動的中國人追求的絕不再是簡單的溫飽，他們要尋求財富、機遇和成功。
中國勞動學會副祕書長楊宜勇說，是過去10年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打破了以往計劃經濟條件下對人力資源的束縛與浪費，帶來了勞動力的自由、高效流動。
在用行政指令管理一切的計劃經濟時代，城市的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職工，基本上是“一崗定終身”；在農村，由於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只能祖祖輩輩當農民。
楊宜勇說：“市場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用市場機制來配置一切資源，包括勞動力資源。勞動市場化產生的激勵機制刺激了人們的流動慾望，促使勞動者去積極尋找適合自己的最佳崗位。”
其實，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流動就在逐年增加。與20世紀80年代後出現的一浪高過一浪的“民工潮”不同的是，目前中國的流動人口已經開始從無序轉向有序和規範。在流動人口最密集的廣東省，目前有約1100多萬的外地勞動力在這裏就業。“他們中80%是18-35歲的青年人，大中專以上學歷的佔了12%。”廣東省政府辦公廳發展研究中心的雲利珍說，“他們已經不單單是靠出賣體力活賺錢，許多人是職業經理人或企業的中高級技術管理人才。”
一項抽樣調查表明，在廣東的外來流動人口每年至少給家鄉掙回30多億元的收入。
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廖由猛是經老鄉介紹來北京幹起室內裝修的，他的收入很快就比在老家種地時增加了近兩倍。畢業於浙江大學的潘春蓉在福建電視臺工作兩年後，毅然“跳槽”到中央臺做招聘的臨時工，因爲她覺得“在這裏工作眼界更開闊，對今後發展肯定有好處”。
在浙江溫州，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使當地出現了這樣一種奇特的人口平衡：一方面有100萬溫州人流向全國各地，通過經商或投資致富創業，另一方面又有接近100萬的打工者從全國各地涌進溫州，填補這個富裕沿海城市制造業、服務業的嚴重勞力不足。
國家計委社會發展研究所的範存仁教授認爲，流動人口的持續增長，是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標誌，對促進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有着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和深遠影響，“尤其是人的素質的提高”。
在浙江湖州市，當年靠四處收購和加工廢銅爛鐵過日子的潘阿祥，在顛簸了多年後，終於和妻子商量決定將積攢下來的血汗錢全部捧出來，到老家辦一個像模像樣的電纜廠。儘管他大字不識一筐，卻用自己“發明”的“象形文字”記錄着生意經。從市委書記到左鄰右舍，他用特殊的符號表示他們的姓名。如今，潘阿祥的企業集團年銷售額超過10億元，還到美國辦了分公司，與比利時合資建設了一家企業。
“英雄不問出身”。但毋庸諱言，在浙江的數十萬名私營企業主中，大多數的確是從當年一文不名的打工者行列中走出來的。尋覓財富和商機的漂泊的歷程，成就了他們駕馭市場經濟的本領。
不過，流動的中國人也時常體味漂泊的苦澀。廖由猛和妻子最大的願望是把14歲的女兒從老家接來北京讀書，一家團聚也便於管教，可是學校對外來人口子女開出的一學期贊助一萬元的入學價碼令他們望而卻步。
專家指出，外來務工者的合法權益受侵害的問題，如被隨意剋扣、拖欠工資，勞動時間過長、強度過大等等，時有出現。流動人口面臨的這些不公正甚至歧視性對待，通常是傳統體制遺存下的城鄉隔離就業、城市戶籍管理等制度中不合理之處的體現。隨着社會的發展，這些制度的打破與改革不可避免。
事實上，各地的探索已經取得明顯效果。河南省郾城縣今年以來已經出臺一系列新政策，取消對進城農民工的就業、戶口限制，歡迎他們加入社會保險，當地中小學也對農民工子女敞開了大門。浙江湖州市的做法是，凡是有穩定居所和工作的外來務工者，一律予以落戶。據悉，這些做法得到了國家計委及的肯定與支持。
依法保護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也日益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視。在廣東，近年來已出臺了《廣東省流動人口就業管理條例》，對流動人口在就業、最低工資、工傷救助等方面作出規定。勞動監察部門還重點打擊了拖欠務工者工資的行爲，僅2000年，廣東省勞動部門就爲103萬務工者追回拖欠工資6億元。對此，鄭州大學法學院院長石茂生評論說：“人人平等和環境公平是後的社會發展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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