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9年鄧小平訪問德克薩斯州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開始，2002年江澤民前往德州，中國改革開放大業已成蔚然之勢……
會晤內容並非意義重點
應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的邀請，國家主席江澤民將於本月22日開始他的第三次美國之行。
據外界透露，江澤民主席訪美的第一站是芝加哥，他將在那裏會見波音公司領導人，接着他要訪問德克薩斯州最大的城市休斯敦，並在德州大學發表演講，然後到布什總統在德州的農場做客。
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金燦榮分析說，此次會晤，雙方都會有自己的議題清單，反恐、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貿易逆差、要求中國兌現入世承諾、人權問題，美國方面要談；臺灣問題、打擊疆獨、敦促美國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等則是中國關注的重點。
這次會談，美國會試圖說服中國支持第二步反恐，而所謂第二步，按美國人的理解，重點是打擊伊拉克。
中國方面會把重點放在臺灣問題上：一方面臺島內部漸進式“臺獨”在加速，另一方面，美國“一箇中國政策”正在空洞化。中國會嚴肅指出兩種趨勢的危險性。
不過，“指望首腦會晤發揮里程碑式作用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因爲今天中美關係實在是太豐富了”。
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美國研究室主任傅夢孜認爲：“首腦會晤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不要再對首腦會晤寄予太多的期待，因爲雙方的矛盾有很多是結構性的，該有的爭論還是要繼續。”
正因爲如此，江澤民的此次訪美，單純的會晤內容已非意義的重點。雖然在當前反恐的國際大背景下，雙方的接近有助於彼此關係的未來發展，但作爲江澤民主席此次造訪的主要地點，德克薩斯州讓我們對這次訪問有了一個看向過去23年的視角。
也許是一個巧合，23年前的1979年，鄧小平訪美也和德克薩斯州有關聯。在德州，鄧小平從騎士手中接過牛仔帽帶在頭上，時至今日，休斯敦人仍記憶猶新。
而對鄧小平來說，輕鬆背後則是美式現代化對他的深深觸動。
值得一提的是，23年前，正是由於老布什的運作，纔有鄧小平的德州之行；23年後，在布什總統的邀請下，江澤民也將造訪德州。
主人從老布什換成布什，客人從中國第二代領導核心換成第三代領導核心。
更深層次的變化在於，23年前鄧離開德州時，改革開放剛剛開始，而23年後，江澤民前往德州，中國改革開放大業已成蔚然之勢。可以說，23年的苦心經營，中國的對外開放與經濟改革已經完成了階段性的任務。
第二代領導核心訪美
尼克松訪華打開了中美交往的大門，但由於他不願放棄對臺灣國民黨政府的承認，使中美建交拖到1979年元旦。而中美剛剛建立外交關係，卡特總統便迫不及待地邀請鄧小平訪美。
鄧小平應邀前往。在美停留期間，鄧小平感受到了美國人民的友好，而在波音公司生產車間的參觀卻令他難以釋懷，幾十年的“老對手”居然有如此強大的工業製造能力，工廠、城市和鄉村也都是那麼美好。
回國途中鄧小平順訪另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日本。新幹線上，車子是那麼快，那麼穩。
傅夢孜至今還記得鄧小平乘坐新幹線時的表情，“那種思考所流露的表情可以觸動任何人。”
以鄧小平的性格，他當然不會把這種感慨和觸動告訴身邊的人，而回國後，鄧小平更加堅定地推進改革開放。藉此，中國進入了10年的快速增長時期。
爲什麼鄧小平在那個時候下決心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陶文釗分析說，除了共同對付蘇聯擴張的考慮，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出於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需要一個穩定、良好的國際環境。這就需要與美國關係正常化，改革開放需要投資和市場，也需要和美國等西方國家建立正常關係。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葉自成教授也認爲鄧訪美更深層原因，是他意識到中美關係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影響，而這次訪問使他看到了對中國改革開放有啓示意義的東西。
鄧小平訪美后，兩國關係雖有起伏但還算平穩，直到1982年，雙方簽訂“8.17公報”，售臺武器問題得以初步解決。有評論說，中美之間幾乎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就連軍事技術轉讓也寫進了貿易清單。
在美國人看來，中國不僅是對付“蘇聯帝國”的準盟友，而且1979年後的中國在開放中悄悄地變化，和蘇聯相比，中國幾乎是一個天使：允許私人僱工、開小飯館；允許年輕人蹦迪，穿喇叭褲；允許婦女留披肩發、穿高跟鞋和超短裙。
不曾料到的是，共同的戰略對手在1991年轟然解體，柏林牆也被推倒，中國的抗衡作用一夜之間化爲烏有。
此時，中國改革開放的領導權也由第二代轉移到第三代，中美關係也一度降到了建交以來的最冰點。
第三代領導核心訪美
大洋彼岸，國會一次次地提出不再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而老布什總統也一次次否決，但在售臺武器方面，老布什出於競選連任需要，批准了向臺灣出售150架F-16戰鬥機。
1993年，年輕氣盛的克林頓上臺，其處理對華關係的幾板斧之一便是將人權問題與最惠國待遇掛鉤，同年7月爆發“銀河號事件”，9月，中國申奧由於美國阻撓而未果。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93年11月，江澤民主席出席在西雅圖召開的亞太經合會議，也開始了他任期中的第一次美國之行。這是1989年後兩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面對面。
陶文釗說，這次會晤，雙方領導人表示重視中美關係，表達了改善雙邊關係的願望。1993年中美關係中有許多麻煩，江澤民的這次美國之行對於推動中美關係的改善起了重要作用。
當時有評論認爲，江克會晤是中美關係的轉折點，標誌着中美關係低水平徘徊的結束。
峯會的直接效果是，第二年，美方決定將人權問題與最惠國待遇脫鉤，一個橫亙在兩國間的問題初步得以解決。
江克峯會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將近兩年，中共14大也已經過了一年，中國也有了一個新的建設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美關係的改善和中國改革開放思路的進一步解放，使中國經濟飛速增長，中國全面對外開放，各種規模的私營經濟不但被允許而且受到政府的鼓勵，“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寫進了中國憲法。
無疑，中國經濟發展的進步，有利於中美關係向着好的方面推進，但中美關係中的負面因素也委實不少，而且雙方在這些問題上都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態度。
1995年夏天，李登輝以“校友敘舊”的名義進行所謂的私人訪問，打破了中美建交16年來一直禁忌的規約。中方以牙還牙，1996年早春，解放軍在沿海進行導彈發射演習，此舉招來了美國的兩艘航空母艦，與解放軍形成對峙。
中美關係又到了需要領導人接觸來擺脫危機的時候，江澤民和克林頓在亞太經合會議期間會晤，1997年成了美國國會議員訪華人數最多的一年。
1997年深秋時節，江澤民夫婦開始了一次非常鄭重的美國之行，而此時距另一位中國元首李先念訪美已過去12年。1997年這次訪問，對中國領導人來說，需要將兩國關係納入穩定的軌道，不能稍有風吹草動便成危機。
作爲對中國領導人意願的迴應，在江澤民到訪前夕，克林頓意味深長地將他的一次講話安排到美國之音發表。
陶文釗回憶，克林頓專門論述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共同利益，列舉了六個方面：維護全球和平發展繁榮和穩定；在亞太地區的建設性合作；經濟和貿易關係；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打擊販毒和有組織的國際犯罪；環保和能源。
“這是美國領導人第一次全面系統地闡述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陶文釗說。
正是有了雙方領導人的共識，使江澤民和克林頓達成了致力於建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的共識，標誌着中美關係的重大改善。中美關係終於有了一個穩定的基礎。
中美關係的內在邏輯
中國兩代領導人處理對美政策是明確的，那就是要在堅持自己原則的前提下，堅定地處理好對美關係，中國將對美外交置於外交政策的核心，一個基本態度是韜光養晦。
有人對中國政府處理1999年的炸館事件和2001年的撞機事件有些不解，認爲中國政府過於軟弱，實際上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
幾十年前中國的著名外交家顧維鈞曾這樣告訴他的同事，一個人可以寧爲玉碎，不爲瓦全，而國家不一樣，國家一玉碎就完了。
一方面，現實實力決定了政策取向，另一方面正是由於1997年兩國領導人所確定的那些共同基礎得以不斷髮展和加強，才使雙方在一次次危機後重新走到一起。
陶文釗認爲，中國目前的對美政策是正確的，冷戰結束以後，國際關係有一個大的變化，各個國家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要糾集力量遏制一個大國是不可能的，而組成一個“反美陣線”也是不可能的。
一個需要引起注意的問題是，不能讓民間情緒影響政府的正確決策。
事實上，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同美國的目標具有內在一致性，有人概括百多年來的中美關係：自1899年海約翰國務卿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來，美國在中國追求的目標可以簡單概括爲：人員、資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動，也有人稱之爲“中國大市場之夢”，與此同時，中國人也在做另一個夢：中國現代化之夢。
“可惜的是，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不論是美國人的市場夢，還是中國人的現代化夢，統統在中國不間斷的內憂外患、混亂動盪和革命戰爭中破滅了。”
而只有到了1979年，兩個夢才真正結合在一起，兩個夢想一旦找到了結合點便被其內在的邏輯所左右。
23年來，美國大市場之夢和中國現代化之夢互相促進，中國獲得了建國以來最長的承平時期。中國兩代領導人所倡導和推行的改革開放事業則使中國走上了“現實和有效的現代化之路”。
中美關係與中國經濟改革
23年前，中美交往之門剛剛開啓，23年後，中美關係的密切程度已超過了百多年來的任何時期。中國的改革開放使中美關係的發展得以有一契機，藉助於後者，中國改革開放得以有無限深度和廣度。
這23年的交往從宏觀上促進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微觀上對中國的影響則體現在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
陶文釗分析，中美交往爲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帶來了直接的好處，包括市場、投資和企業管理經驗。中國獲得的外來投資很多是華人資本，但美國纔是在中國的第一大投資國，美國投資技術含量比較高，而且美國企業的管理水平也比較高。
不僅如此，美國企業的進入客觀上刺激了中國民族工業的進步，當初可口可樂進入中國時，中國一些人呼籲：“中國軟飲料市場被別人佔領了。”但現在中國有多少軟飲料，誰也說不清。
葉自成教授分析，美國人帶來的技術、人才、資金和信息、管理經驗，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經濟增長，在文化方面，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更爲深刻。
23年前，我們尚不知道知識產權爲何物，這一市場經濟的基石在很長時間裏被我們罵得體無完膚，而現在保護知識產權成爲中國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尊重人的基本權利方面，中國也開始正面談人權，越來越多的普通中國人堅定地認爲，維護自己的權利就是對這個社會作出貢獻。
大量經濟貿易往來也推動了體制上的變化，中國越來越多地接受了國家機關工作透明化的概念，而很多領域的變革都是先從和外資相關的領域開始，再慢慢擴展到其他領域的。
葉自成教授分析說，目前中國越來越多地強調“接軌”的概念，而在先前我們談的更多的是獨立自主，現在強調的是納入國際體系。
所謂國際體系，在傅夢孜看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主導的體系，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貿組織裏的影響，美國是最大的。要想融入這個體系，就必須發展與美國的關係。這是必然選擇。
江澤民美國之行後的中美關係是什麼樣子？一個趨勢已經開啓就很難被逆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