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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性革命，伴隨今日社會的變遷悄然改變着中國人的行爲方式，進而改變了中國人的初級生活圈”——10月16-18日，中國人民大學召開首屆中國“性存在(Sexualiyt)”研討會。會議一項重要成果是一本藍色封面的論文集，被稱爲今日中國“性革命”藍皮書。
雖然中國“性革命”藍皮書並非由官方發佈或由官方直接授意，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它以大量詳實的一線調查和科學的分析已經受到重視。衛生部、文化部、全國婦聯等單位都有代表與會，當然他們對外都強調純粹以個人身份出席。
聯合早報電子版引用相關媒體的報道稱，藍皮書核心觀點之一是：近年來中國人關於“性的公開程度、女性之性、性行爲、性關係、性的主流價值”這五個方面有了十分顯著的變化，變化程度已經達到了“性革命”的程度。這場“性革命”一個最基本特徵是，“性與生殖相對分離”。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潘綏銘說：“這場中國當前的性革命，與社會變遷緊密相連。中國城市裏的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劃分正日益明顯，‘陌生人社會’已經形成，過去那種依賴於‘單位制度’和‘革命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的道德制約基本上失效。”
3天的會議分別圍繞Sexualiyt(性存在，又譯作“性現像”或“性的社會現像”等)的界定、社會性別、性的醫學生物學專題、預防艾滋病、性產業與性工作、性心理學、性教育、愛情婚姻等專題展開研討。有意思的是：與會者中女性佔多數，會議發言中年輕女性的觀點與少數中年男性激烈交鋒，一些女性觀點頗富有“先鋒性”。一位與會者笑言：“這折射了中國女性的性地位大幅度提高，在傳統社會中，女子談性通常會被指責爲淫蕩。”
筆者在此採擷會議和藍皮書中一些思想的“明珠”，力爭把專業性頗強的學術內容，“翻譯”成大衆讀本。
第一次全面的“中國人性生活調查”
作爲中華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召集36位調查員於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第一次在全國的20-64歲全體居民(尤其是包括了所有的流動人口)中進行了隨機抽樣、規範操作的、全面的“中國人性生活調查”。其中在“計算機問卷調查法”中，4842個被訪者中，有效應答率高達76.3%。
調查結果表明，中國人的性觀念悄然發生了鉅變：
(1)對於性信息的接受程度大幅增長，性的公開化程度大幅提高；
(2)婚前性行爲增加，40歲以上的男、女比例分別是45.7%、24.1%，40歲以下的人比40歲以上的人還要高出將近10個百分點，而25-29歲的男、女有過婚前性行爲者比例分別高達72.2%和46.2%；
(3)性關係趨向多伴侶，40歲以上的男、女有過多個性伴侶者百分比分別是20.8%、5.5%，而30-3 4歲的男、女這一比例分別是45.8%和17.7%，處在婚姻狀態之中的30-34歲男女中有婚外性伴侶者男、女比例分別是36%和19.4%；
(4)性交易佔據相當比例，40歲以上男人中嫖過娼者佔6.4%，40歲以下的佔11.3%，其中25-29歲的男子有此經歷者佔16.7%，男人曾以錢或重禮換性的比例比上述數字略高几個百分點。
“性革命”改變社會細胞
潘綏銘教授把獨生子女政策比作“這場性革命之母”。他認爲：以前對性價值貶損和對生殖功能的張揚，導致人口劇增。改革開放以來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基本上摧毀了“性的唯生殖目的論”，其最直接產物和主要附產品體現在5個方面：
––避孕和人流合理合法並受到官方大力推進，減少了女性對於懷孕的恐懼。在40歲以下的城市女性中，已有49 .1%的人至少做過一次人流，在農村則是29.1%。
––子女的減少使得女性不再是生育工具，成爲部分都市女性在性方面出現許多激進現像的原因之一。
––有些傳統上被認爲“變態”或“反常”的行爲，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同。如在30歲以上的人裏，正處於單身狀態的人已經佔到男性的1.3%和女性的4.2%，已婚而無子女的人在城市中佔1%；肯於承認自己有過自慰、各種“反常”姿勢、同性戀等行爲的人有顯著增加或者有較大的代際增加。
––孩子的減少導致離婚對於子女的顧慮劇減，在調查總體中，曾離過婚的人已達2.8%。
––“性–生殖”這個昔日主軸的變化，促進了初級生活圈的整體功能的轉變，從過去那種男耕女織和傳宗接代的模式日益轉變爲“閒暇生活的實體”，“核心家庭”(只有夫妻與未婚子女)在增加。在城市25-29歲的在婚者中，已有6 2.2%是核心家庭，到45歲之前已經是85.8%。
在城市35歲以下的核心家庭裏，即使夫妻發生矛盾，雙方的原家庭成員也不會來撐腰幫忙的佔到70%，“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時代已經基本過去。核心家庭日益獨立於家庭和宗族。
“性權利”受到空前重視
在西方國家，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發生了一場“性革命”，其顯著特點就是性從此與權利、人權密切結合起來。在今日中國，人權話語也已進入性的領域。
北京師範大學學者趙合俊認爲今天中國人的性權利主要在3個方面得到彰顯：(1)非生殖的性快樂也被看作目的；(2)性被看成是個人的事，是一種私人化體驗；(3)任何人的任何性行爲與性關係，只要沒有妨礙和傷害他人，都被認爲具有正當性。
過去一直是禁忌的女性性權利成爲一個公開的社會流行話題，女性性高潮也成爲現代女性凝視和追求的焦點，一些飽受無性婚姻之苦的女性敢於走上法庭討要“性權利”。男性性障礙也被廣泛談及，壯陽藥走進普通中國人的生活，不久前一項關於“中國成年男人的性能力衰退”的調查被媒體披露後受到廣泛關注。在探討保護女性避免“性騷擾”的同時，“男性也會被性騷擾”成爲一個帶有爭議性的命題。
還有一個範例是：同性戀這一名詞在社會普及，而過去通常被稱爲“雞姦”。北美網上同性戀雜誌《桃紅滿天下》主編二言說：“這次我從美國回來開會，感覺到國內對於同性戀的寬容度正日益提升，同性戀不再被歸類爲精神病，社會道德也不再將同性戀斥爲“墮落”。二言這次在國內公開宣稱自己是同性戀者，他在北京、江浙等地的活動未受到任何拘束，這在幾年前的中國都是不可想象的。
潘綏銘教授則提到社會對於性犯罪認識的變化：“性犯罪的本質不是性，而是侵犯了他人的種種權益或社會秩序，因此一些婚內強姦和性騷擾個已被繩之以法，相反，一些“性變態”行爲卻不再被認爲是犯罪。”
“一夜情、同居、非婚性”等顛覆愛情婚姻傳統
傳統“萬惡淫爲首”的觀念的教化，使人們不敢正視性愛在人生價值中的地位。這次與會的學者認爲：當前的“性革命”極大地衝擊了“性的唯婚內論”。以前的通姦充其量只能美稱爲“偷情”，而現在則被稱爲婚外“戀”，而且越是投入其中的人越堅持這種稱呼。從“先結婚後戀愛”到“愛是婚姻的前提，婚姻不是愛的藩籬”。與此同時，相當一部分人接受了“性、愛分離”的觀點。
非婚性關係在今日中國已經發生了質和量的變化，婚外情或婚外性關係對婚姻家庭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一夜情”成爲公開話題；婚外性的主動權不再是男性的專利，女性角色的主動性增強。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學者範麗娟調查顯示：90年代以來，全國因婚外情引起的離婚訴訟佔總數的25%-35%，在各類離婚理由中佔第一位，沿海開放城市這一比例更高，來自江蘇揚州一法律事務所的記錄顯示，1995-1997年四月底，在395起離婚案件中有婚外情引發的有21 6起，佔54。68%。無錫市婦聯反映，無錫市1997-1999年的1356起離婚案件中婚外情引發的佔71%。
同居生活方式呈現擴大化趨勢。首都醫科大學社會醫學教研室副教授崔小波2001年在作全北京市健康狀況調查時，專門設立了一項婚姻情況調查：發現北京城區(全市8個城區選擇了4個城區進行調查)人口中已經有2.1%選擇同居；另有2.1%的人口在回答婚姻狀況時選擇"不詳"；說明目前婚姻狀況的複雜性。而以同居家庭形式生活的人年齡分佈呈現雙峯現像，即以20~29歲年齡組同居者佔全部同居人口的14.3%，45歲~54歲年齡組佔同居人口比例的31.7 %。
崔小波尤其關注到中老年人同居現像的增長，這種變化主要表現爲：私有財產的增加，加大了再婚的障礙；子女對父母再婚的憂慮和反對過去道德因素佔主因，如今以經濟因素爲主，尤其是對房產權的第一繼承人的改變，成爲子女阻止老人再婚的主要障礙。一些獨身的中老年人開始尋求同居以解決個人性問題，這樣的選擇反而受到子女的歡迎。
婚前性行爲促進婚後“性福”？
傳統觀點認爲，婚前性行爲會危害婚後幸福。潘綏銘教授和他的課題組的一項調查卻表明：這種看法主觀性太強，缺乏科學性。
潘教授等選擇了一批40歲以下、結婚在5年或5年之內的成年人作爲樣本，調查表明：總的來看，夫妻在登記前發生過性行爲，那麼丈夫在日後的婚姻中就會佔據優勢地位。登記前有過性行爲的夫妻，比那些先登記後上牀的夫妻，性生活和性愛都要好許多。這主要反映在：(1)親暱更多。登記前有過性行爲的丈夫，婚後經常擁抱妻子、吻妻子的可能性，是那些登記後纔過性生活的丈夫的2.2倍；(2)性生活次數更多，要比那些沒有登記前性行爲的夫妻多出76%；(3)在性生活中更加興奮，是沒有婚前性行爲的夫妻的2.48倍。(4)性高潮更多，是那些先登記後上牀的夫妻的2.11倍，尤其妻子獲得性高潮的可能性，是先登記後上牀的妻子的2.5倍。(5)在性生活中丈夫更加體貼妻子，丈夫幫助妻子獲得性高潮的可能性達到那些"先登記後上牀"夫妻的2.3倍。(6)性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紅燈區”有實無名？
作爲一名社會學家，潘綏銘教授多年來贊成建立“紅燈區”。他在這次會議閉幕後對筆者說：“在國內有些地區，已經私下建立了實際上的紅燈區，作爲改革中的一項探索。爲了保護這些改革者，恕我不能透露他們的名字。”
兩年前，他主持召集的“中國地下性產業研討會”引起各界重視。有專家計算，"從80年代初到90年年代底累計查獲的嫖娼賣淫人員大約是210萬人次，90年代後半期每年查處嫖娼人員平均爲25萬人次，至於查獲率，結論是："充其量也僅僅是發生率的5%，甚至於2。5%"。而依照民警及"業內人士"的普遍估計，抓獲率在10%。據此推算，90年代後半期實際賣淫嫖娼人數應爲250-1000萬，而80年代以來涉足過的人士應爲2100-8400萬之衆。
華東師範大學學學者劉繼亮針對上海市第一收教所被收容的女性賣淫者進行問卷調查顯示：(1)當前賣淫的年齡出現低齡化，低於25歲的佔61.1%；(2)受教育程度低，初中文化程度者佔62%，大專以上的僅佔不到2%；(3)來自農村的佔70%；(4)未婚者居多，佔59%；(5)經濟貧困、婚戀失敗者達58.9%。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學者方剛認爲：當前社會上賣淫女被污名化的同時，嫖娼的男人們正成爲被同情或羨慕的對像。
針對社會常見的“包二奶”甚至“三奶”、“四奶”等現像，潘教授認爲：二奶等處於賣淫女的頂層，過着“小老婆”的生活，並希望有朝一日成爲“正妻”。
互聯網成爲“性革命催化劑”？
與會者認爲，互聯網的普及也是中國“性革命”的“催化劑”。學者們笑言：“過去張生爲了會崔鶯鶯，得爬多少次牆纔得見一次？如今QQ、E-mail、虛擬社區等極大地方便了性交往；由於網絡的開放性，也使中國人的性教育材料比幾年前極大地豐富了。”
一個顯著的標誌是“網戀”和“網絡性愛”，帶着超越時空性、虛擬性、滿足多種需求性等特徵。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學者薛雅利對比現代“網絡性愛”與聊齋故事中的人妖戀有相類似之處。她分析當前網絡性愛被廣爲傳播的現實原因：對一些青少年而言，他們大量涉獵色情網站，在網上嘗試性體驗，主要原因是“性”認識正常途徑的缺乏、教育存在偏差、影視等現代傳媒宣傳的影響；而成年人從事網絡性愛，主要是因爲社會流動性引發性缺乏明顯、各種婚姻問題紛出、職業競爭壓力過大。
“性革命”伴生的社會問題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黃琦認爲：在性愛的軌跡中，文化和權力起到了檢察官的作用，歷史上禁慾和縱慾的二重奏，上流社會和市井平民遵循的性風俗，性道德的消長都是在這個檢察官的審視下進行的。
學者們認爲：當前的“性革命”也伴隨着不少社會問題，但板子不可完全打到“性革命”本身上頭。如重婚、納妾、拐賣婦女、破壞軍婚等現像，都有性的因素，但涉及的主要是婚姻制度和婦女的人身自由；性病與艾滋病都可能通過人際性行爲來傳播，多伴侶性行爲和造成血液接觸的性行爲都可能擴大傳播，因此對此進行社會管理是必要的，但最終消除病患的只能是醫學；未婚先孕、少女母親等問題只是性活動產物。它們的要害是違反了社會對婚姻家庭的設置，同時也對婚姻家庭實體單位的建設和女性的保健客觀上帶來不利。
從“性”着手來消解伴生的社會問題，一個最重要的途徑是性教育，當前性教育需要走向社會化和終身化。中國歷史上缺乏的並不是性教育本身，而是教育中缺乏以現代科學成果爲基礎的性的全面知識，缺乏適應於轉型社會的性道德知識，更缺乏對個人選擇能力和發展能力的終生培養。
潘教授認爲：在許多方面，性教育是色情品和嫖娼賣淫的天然有力的對抗物，性健康教育更是預防性病艾滋病的基本措施。性教育還有助於提高婚姻質量、保護婦女兒童權益和計劃生育工作。可喜的是，當前北京等地性教材已經中學生課堂。
他指出：維護性方面的各種權益也是社會工作的重要內容。它主要包括：對強姦受害者和性虐待受害者的救助、收留、心理輔導、社會保護和協助起訴等工作；在社區內組建抵禦和制止性犯罪與性騷擾的志願者社團；教育和幫助性方面的失足者重新進入社會；對一般夫妻開展性生活和諧美滿的宣傳教育以及初級心理諮詢和醫療信息服務等等。
與會學者還提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性的社會學研究多年來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艾滋病的傳播卻促使這一處境的改善。衛生部10月15日公佈的我國艾滋病的最新疫情顯示，今年上半年我國報告發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比2001年同期增長了16.7%，估計累計感染總人數已近100萬人。如不採取有效措施，8年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將超千萬人。“當前艾滋病產業已經悄然在中國形成，並養活了相當一部分人。由於對艾滋病的重視，國家和一些社會基金及海外機構更加重視性社會學，我們這次會議所有經費均由一艾滋病防治團體資助；如果沒有艾滋病的傳播，公開提肛交等‘變態’性行爲在中國是不可思議的事”，潘綏銘說這話時一臉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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