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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工商聯第九次會員代表大會剛剛閉幕，新當選的常委、副主席中新面孔佔了一多半。副主席中有位經濟理論專家引起人們的注意。他是全國政協常委，武漢大學戰略管理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國家有突出貢獻的留學人員。他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從事民營經濟和民營科技企業戰略的研究。他就是辜勝阻。在全國工商聯九大一次常委會上，辜教授暢談了學習十六大報告關於非公有制經濟和新社會階層的重要論述的體會，受到與會常委的好評。會後，記者請他從經濟學理論的角度談了非公有制經濟論述的理論體系及這個嶄新的社會階層的特點。
記者：十六大報告關於非公有制經濟的理論最具實踐意義的是把非公有制經濟階層定位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人們認爲，這個政治定位將使這一新的社會階層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空前高漲，精神空前振奮。理論創新和思想解放必將帶來生產力的大發展。
辜勝阻：十六大報告對新社會階層的政治定位將極大地調動這一階層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其歷史意義可以與改革開放初期對知識分子的定位相提並論。新社會階層是不同於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這三支“基本社會力量”的新生階層，有如下八個方面的特點。
(1)這一新社會階層是非公有制經濟階層，是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個體戶是擁有生產資料的勞動者，民營科技企業的技術人員和受聘於外資企業的技術人員是技術的所有者，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是知識的所有者，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人員和私營企業主是管理要素的所有者，私營企業主又是資本的所有者。他們憑藉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社會分配。
(2)他們所依託的經濟具有極大的差異性和多層次性，是新生的包容性很強的羣體。不同於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這些同質性高的階層，新社會階層差異性很大。在非公有制經濟的從業人員中，有的是由於結構調整產生的下崗工人，有的原來是黨員或者幹部，構成的成分是多樣化的。這裏既有非正規經濟中的個體經營者，也有科技型企業家；既有下崗再就業的普通勞動者，也有擁有技術和知識的專業人士；既有家族經營的小公司，也有外商投資的大跨國公司；既有知識密集型的“海歸派經濟，也有勞動密集型的小農經濟。
(3)這一階層是社會就業機會的創造者，是一個關乎民生的羣體。十六大報告指出：就業是民生之本。非公有制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和活躍市場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據統計，非公經濟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佔到1／3，在城鎮就業中的份額佔到近30%，在社會投資中的份額佔到近40%。中國最大的國情是人多，最大的挑戰是就業，我們這個社會最需要的是創造就業機會。據統計，1995年，在國有部門就業的勞動力達到了11000萬人，而到了2000年，下降到8000萬，而在同一階段，城鎮每年新增的勞動力是400萬到500萬。這樣，在“九五”期間，5年中增加了將近2500萬的新增勞動力，再加上國有部門減掉的3000萬，實際上有5500萬的勞動力在待業，這部分勞動力的解決主要就是靠非公有制經濟來吸納。非公經濟最大貢獻在於它能有效地解決我國所面臨的就業問題。
(4)這一階層是財富的創造者和祖國富強的貢獻者，是一個關乎民富國強的羣體。十六大報告認爲：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是“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在這六種人中，有的是勞動者，有的是知識的所有者，有的是技術的所有者，有的是管理的所有者(企業家)，有的是資本的所有者。要使祖國富強，必須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據統計，2001年全國僅個體、私營經濟共創產值近19637億元，實現銷售總額或營業收入逾31132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逾17744億元，出口創匯摺合人民幣超過969億元。
(5)這一階層是“中等收入階層”，是一個關乎小康社會結構現代化的羣體。報告指出：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小康社會的現代社會結構是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隨着財富的公衆化和社會化趨勢的發展，一種新的社會結構和分配格局正在形成，中等收入人羣在社會中的比重逐漸加大，形成一種紡錘形的收入分配人口結構。新產生的社會階層，除了私營企業主外都是“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階層是經濟主體和穩定的消費羣體。中等收入者階層是社會的“穩定器”。在國外中等收入階層一般佔40%-50%。我們現在是18%左右，小康社會的現代社會結構要使這一比重達到40%。這就要求今後20年每年提高一個多百分點。
(6)他們所依託的經濟是民本民營經濟，是一個推動制度創新的羣體。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科技界也發生了一系列變革，其中最生動、最強勁、最富有影響力的莫過於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民營科技企業不但把科技推向市場，使第一生產力面對國民經濟主戰場，而且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配置上創造了適合中國國情的先進的生產關係，創造了能極大地調動人們積極性的社會化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民營科技企業的研發和生產經營以市場爲導向，生產要素靠市場調節，經濟行爲和活動受市場規律制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企業的一切生產經營活動，始終都與經營者的自身利益息息相關。企業在錄用人員上具有“雙向選擇權”，“因事設人”、“一人多用”，勞動者的潛能得到充分發揮。民營科技企業是先進的生產力與最具活力的經營機制的有機結合。
(7)他們關乎改革開放中“走出去”和“引進來”，是在多元競爭中充滿活力的羣體。統計表明：我國極具競爭活力和創新能力的民營科技企業已達到10多萬家，他們已經成爲我國參與國際競爭和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重要力量。新社會階層是與“引進來”戰略連在一起的階層。截至2001年12月底，全國累計批准外商投資企業39萬多個，合同外資金額7459億美元。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的出國留學生已經達到30萬人，現在已經有10萬人回國工作，留在國外的還有20萬人。這批人中的相當一部分不僅學有所成，而且還在一些公司工作過，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他們當中有研究開發、經營管理、資本運營等各方面的人才。海外各類專業人才這一羣體是中國經濟國際化的中堅力量。
(8)這一階層的極大的差異性和多層次性決定了它的雙重性。非公經濟階層依託的經濟既有需要“放手”發展的一面，又有需要“健康”發展的一面。黨和政府一方面要對他們“尊重、鼓勵、保護、表彰”，另一方面又要“團結、幫助、引導、教育”。
記者：您認爲，十六大報告關於非公有制經濟的理論已經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您作了那麼深入的研究，能具體談談嗎？
辜勝阻：我們黨關於非公有制經濟的理論從1982年十二大報告提出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到1997年十五大的“重要組成部分”，再到十六大明確提出“保護私人財產”，這是一個與時俱進的艱苦探索的過程。20年的探索使這一理論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它由十個方面組成。
(1)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市場經濟是天然地與非公有制經濟聯繫在一起的，沒有非公有制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堅決反對把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兩者對立起來”，主張“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將堅持公有制爲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讓各種所有制經濟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2)新社會階層定位。對一個社會階層的政治定位關係到它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在“文革”期間，由於“左”傾思想和小生產觀念的束縛，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觀念支配下，在我們黨內相當普遍、相當長期地存在着歧視知識分子的錯誤觀念，嚴重地妨礙我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爲了清除這種錯誤觀念，黨的十二大將知識分子與工人、農民一起定位爲“三支基本社會力量”，這種政治定位，極大地調動了知識分子階層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現實生活中有許多私營企業主怕“露富”，怕“冒尖”，怕“政策不穩”，不敢擴大發展自己的產業，新社會階層積極性受到壓抑。爲此，我們必須對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新社會階層進行定位，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其積極性。報告對新階層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的定位將會極大地調動新社會階層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使他們心情舒暢、精神振奮地爲民富國強貢獻自己的力量。
(3)勞動與財富源泉。剝削問題源於傳統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理論。正確認識這一問題需要從理論上論證財富的真正來源。報告提出了財富來源的“五要素”論，即財富來源於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承認了除勞動收入外其它四大要素都對財富的創造有獨特的貢獻。強調要堅持“四個尊重”，即必須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主張要“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於人民”。我國私營企業主不僅是資本所有者，也是經營者和勞動者。他們所從事的的勞動屬於複雜勞動，同樣參與了價值形成和財富創造。他們所從事的管理也是一種創造財富的生產要素。勞動者提供剩餘產品，關鍵是看這個剩餘產品的支配和使用。如果剩餘產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那麼就不是剝削。
(4)私人財產與小康目標。當前，人們往往義正辭嚴地指責各種形式的國有資產流失，卻不能理直氣壯地保護私人財產權。有人甚至認爲“財產越多越落後”，這樣，我們的經濟缺乏一種激勵創富的機制。事實上，沒有對財富的追求就沒有競爭，也就沒有市場經濟。報告主張：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和落後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麼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麼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作的貢獻。法律上對私人財產保護的模糊，促使私營企業主把資產轉向境外，導致資本外逃，這不利於經濟發展。報告明確指出要“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把家庭財產普遍增加和生活更加富足殷實作爲全面建設小康的重要目標。
(5)非公有制經濟優勢與功能。報告認爲：各種所有制經濟在市場競爭中都有各自的“優勢”，一些非公有制企業在對外開放中還具有“走出去”的“比較優勢”。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和活躍市場等方面有特殊的功能。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具有重要作用
(6)個體私營企業與創業。報告從就業是民生之本的高度，強調要重視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擴大就業方面的重要作用。要引導全社會轉變就業觀念，鼓勵通過發展個體私營經濟自主創業。把改善創業環境和增加就業崗位作爲政府的重要職能。要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創業機制，營造鼓勵人們幹事業、支持人們幹成事業的社會氛圍。
(7)市場競爭與市場準入。針對對非公有制經濟在市場準入方面的歧視，報告提出了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與公平競爭問題，強調要放寬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領域，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採取措施，實現公平競爭。要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創造各類市場主體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的環境。
(8)收入差別與分配調節機制。仇富思潮的出現是因爲非公有制經濟在發展過程中會出現貧富差別，造成兩極分化。爲此，報告提出收入再分配要強調公平的思想。主張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以共同富裕爲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9)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報告提出依法加強監督和管理，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加強用工管理，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加強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2001年3月江澤民同志指出非公有制經濟要健康發展必須堅持“三個結合”：即把企業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結合起來；把個人富裕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結合起來；把遵循市場法則與發揚社會主義道德結合起來。爲此，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要“團結、幫助、引導、教育”，促使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10)統一戰線與非公有制經濟。報告認爲：在我國社會深刻變革、黨和國家事業快速發展的進程中，妥善處理各方面的利益關係，把一切積極因素充分調動和凝聚起來，至關重要。提出要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強調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要“尊重、鼓勵、保護、表彰”，即尊重他們爲現代化建設做出貢獻的勞動，鼓勵他們的創業精神，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表彰他們中的優秀分子。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在政治文明方面要搞好與各民主黨派的多黨合作，完善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在物質文明方面要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各級工商聯的作用，完善有中國特色的基本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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