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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頭”改變了村莊，“雞頭”使一個鎮的村民都富了起來，“雞頭”正帶領着當地村民奔“小康”。這絕非危言聳聽，而是事實。
據2002年12月19日出版的《南方週末》報道，在湖南漵浦縣低莊鎮的25個村，有近千個“雞頭”，而最大的“雞頭”陳某已當上當地某村的村委主任，手下控制着100多名“雞頭”，正在帶領當地的農民奔“小康”。
這裏所說的“雞頭”，不是動物界的雞頭，就是人們專指的拐帶婦女、逼良爲娼、強迫婦女賣淫的“雞頭”。正是這樣的“雞頭”，短短几年，改變了低莊鎮所有的村莊，改變了當地村民的思想。
是什麼讓“雞頭”改變了當地的村莊？是什麼讓“雞頭”改變了當地的村民？“雞頭”憑什麼能帶領當地的村民奔“小康”？
實際上，“雞頭”並無什麼高招，也不是因爲拐帶婦女出外賣淫而見多識廣，回到老家後改過自新，靠學來的新技術、新經驗而帶領當地的村民奔“小康”。他們所有的仍然是把當地的婦女一批又一批地拐帶出去，讓她們出賣色相，讓她們的家庭富裕起來。
可能有人會問，拐帶婦女、逼其賣淫是違法行爲，時刻都會受到打擊。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地的“雞頭”憑什麼能長期讓出外賣淫成了當地村民奔“小康”的一條坦途？
細究起來，“雞頭”拐帶婦女出外賣淫，長期無人管無人問，是其中個由。低莊陽興村的古月瑞(化名)得知自己的女兒被“雞頭”龔海建等拐帶出去而去找龔父要人時，龔父則說：“你們還想報警？我兒帶女不是一兩口了，你聽說誰來抓過他？再說，低莊這麼多‘雞頭’，你又聽說誰被抓過了？”如此猖狂，城裏人可能不信，可龔父說的的確是事實。古月瑞不是沒有找過警察，只是警察叔叔要他們每家出1500元的找人費，否則，不予受理。而1500元，對於一個普通農家來說，則是一個天大的數字。
因而，警方客觀上因經費緊缺而向受害者家屬索要經費導致的結果，是對“雞頭”拐帶婦女、逼其賣淫等違法之事的放縱，就是這樣的放縱，才使“雞頭”更加膽大妄爲。
另一方面，許多受害者在擔心名譽受損的同時，更擔心因上訪告狀而遭報復，也使“雞頭”更加肆無忌憚。當地帶領被害者家屬連續四年到省、市、縣上訪，最終得到的不僅是“像一塊石頭丟到水塘裏，泡都不冒一個”結果的村民張希生，就因一次上訪時，上訪人羣中有過激行爲，被當地警方所抓，並被以聚衆衝擊國家機關罪判處9年徒刑。儘管這個年邁之人曾協助當地警方破獲過300多起案件。有此“榜樣”，當年隨其告狀的人不得不絕望，不得不忍氣吞聲。
就是這樣，當地的村民在不少人走過了由抗爭到絕望，由絕望到麻木的路後，開始了對“雞頭”給他們帶來的現實的認同。而“雞頭”正是抓住了警方的變相保護及當地村民無可奈何容忍的機會，利用經濟做槓桿，完成了一個讓當地村民“窮變富”的“實踐”。並利用農民講究現實的原始本性，徹底地把當地的村民，納入到了他們開闢的“小康”之路。
據說，當地有一個寡婦，帶領自己的兩個女兒到福建兩年，回到家即把原來的破草房翻蓋一新，女兒雙雙均整日一身時新打扮，家中的傢俱也如城裏人一般。於是，當地人的思想徹底改變了。他們不再關心其它，而是關心能不能賺上錢，能賺多少錢。前述低莊鎮手下有100多個“雞頭”的大“雞頭”陳某，能夠當上村委主任，恐怕就是這樣的心理使然。據說，由於“雞頭”的作用，村裏許多原來窮困的家庭靠女人外出賣淫逐漸富了起來，一些村民便因此由起初對“雞頭”拐帶自己女孩心生的怨怒，慢慢變成爲後來在有人議論“雞頭”時，替“雞頭”說好話，直到對“雞頭”心存感激。
於是，那裏的生育觀發生了變化。在一些人眼裏，生10個兒子，不如生一個女兒；那裏的擇偶觀也發生了變化。男人找對象，關心女孩的不再是人品，而是看其有沒有賣相；那裏人們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男人特別是年輕的男人，已習慣了在經濟不寬裕時，鼓動自己的妻子或者女友去賣淫，而不管戴不戴什麼“綠帽子”……
“雞頭”就是這樣改變了當地的村莊，改變了當地的村民。
黨的十六大報告特別強調，黨要帶領人民整體過上小康生活。報告中的小康，筆者認爲，指的是通過合法的勞動而獲得財富後達到的小康，而決不是像湖南低莊鎮那樣的“雞頭”帶領村民靠出外賣淫奔來的“小康”。但從另一方面看，低莊反映出來的問題，則不容忽視。記得小時侯讀馬列書時，馬克思曾經說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照此，一旦“雞頭”們構築的經濟基礎，左右了上層建築，那後果會不會不堪設想。事實上，在低莊，“雞頭”就已進入了我們的基層政權。
據說，我們黨的老一輩革命家曾堅決地說過，誰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提建紅燈區，就堅決開除他的黨籍。而湖南低莊出現的“雞頭”靠拐帶婦女出外賣淫、帶領村民奔“小康”的事，那裏的黨政部門和警方爲何就視而不見，見而不管？所以，當筆者驚聞“雞頭”正在帶領我們的村民靠出外賣淫奔“小康”的時候，不免忍不住要在當地黨政部門領導和當地警方的身上，擊上一掌，請速對湖南低莊發生的事予以堅決制止，尤其是對已進入到基層政權的“雞頭”，要堅決予以清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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