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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事業一向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社會越發展，公衆對公益事業的要求也越高，對公益事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也會提出種種疑問和猜測。自去年以來，社會上對於希望工程的實施單位——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猜測一直不斷。而與此同時，中國青基會對希望工程進行的改革也在逐項推行。最近的一次，是今年初開始的“希望工程助學金到農行領”。日前，一段時間以來未對媒體公開發言的青基會打破沉默，祕書長顧曉今、常務副祕書長塗猛接受了本報專訪，對於社會廣泛關心的六大問題進行了答覆。
1從捐款中提取管理成本的比例是多少？它都用來幹什麼？由誰來監督？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內公益機構一直實行“零成本”的運作方式，即捐款的100%都必須用於捐助對象。至於從收到捐款到發放捐款期間所產生的通聯、交通等費用以及工作人員工資都不能從捐款中支取，國家也沒有一分錢撥款，所以這部分費用只能靠利息、投資等基金增值來填補。去年4月，中國青基會宣佈“將參照國際慣例，建立從捐款中適當提取管理成本的約定製度”。
記者：根據資料顯示，國外公益機構可以依照國際慣例，從捐款中提取20%—25%的管理成本。中國青基會現在從捐款中列支管理成本的比例是多少？這個數字是怎麼得出來的？
顧曉今：我們在2002年約定的比例是10%。這個數字是在綜合了這13年來推行希望工程的項目管理費用和行政管理費用，與收到捐款總數進行比較，同時考慮了捐贈人的接受程度後提出的。其餘捐款則爲直接資助部分。比如你捐助出500元，那麼其中有50元將作爲管理成本，它將保證剩下的450元及時、一分不少地送到受助人手中。
記者：這10%的捐款具體怎麼使用？由誰來監督？
顧曉今：用途分爲兩部分，一是項目管理費用，包括籌資費用、資助項目管理費用、捐款劃撥費用等。二是行政辦公費用，包括中國青基會的房租費、水電氣費、人員工資、辦公耗材費用，以及其他非項目管理的差旅費。所有的費用都必須通過財務部門審覈支領。此外獨立的審計部門每年都會對這些費用進行年度審計。
記者：實行管理成本約定製度的直接原因是什麼？
顧曉今：以前我們和其他公益機構一樣，實行的是“零成本”運作。這幾年生活水平和物價水平都在上漲，中國青基會在推進希望工程時的工作成本壓力已經越來越大。比如每接受一筆捐款，就要發生1.3元的費用，包括收據印製成本、信封、郵資等；又如，每建一所希望小學，都要發生選點、考察、監察等費用。僅這部分項目管理費用的負擔就非常沉重。這是促使我們下定決心以約定製度的形式列出管理成本的原因。
記者：爲什麼不從希望工程一開始就實行這項制度？
顧曉今：早在1993年，我們曾經向有關部門申請將捐款的5%左右列爲管理成本，但是未獲批准，因爲擔心老百姓不接受。1993年尚且如此，就不用說希望工程開始的1989年了。當時開展公益慈善事業難度很大，而中國老百姓做善事的普遍想法是：捐出100元，恨不得把所有的錢都花在孩子們身上。那時你如果提出捐款中的部分不能給孩子，要拿來當管理成本，捐款人肯定不會答應。
2還會不會用捐款進行投資？以前的投資收入怎麼用？
自去年以來，“公益機構能不能進行投資”一直是公衆非常關心的問題。記者在採訪時瞭解到，當年中國青基會的投資行爲依據：一是國務院《基金會管理辦法》第七條：“基金會可以將資金存入金融機構收取利息，也可以購買債券、股票，但購買某個企業的股票額不得超過該企業股票總額的20%”；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公益性社會團體應當嚴格遵守國家的有關規定，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則，積極實現捐贈財產的保值增值。”
但是隻要是投資就有風險，一旦出了風險，公益機構面臨的社會壓力必然遠遠超過普通的商業企業。
記者：如果說以前中國青基會是因爲“零成本”運作的問題而不得不投資，那麼現在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中國青基會還有沒有再投資？
顧曉今：其實我國法律並沒有禁止公益機構投資。我們第一考慮的就是投資資金的安全，儘可能地將投資風險降低，此外還需要找到合適的、專業的公司和人員進行操作。出於這方面的考慮，中國青基會在最近三四年中都沒有進行新的投資。
記者：基金每年產生的利息是多少？以前的投資涉及哪些方面？
顧曉今：利息不多，每年只有十幾萬元。投資則主要是物業、房產以及一些公司的股票，它們產生的增值支撐了青基會這10多年來的管理費用。
記者：那麼現在這10%的管理成本能不能完全替代以前的投資收入？
顧曉今：由於2002年剛開始實行從捐款中提取管理成本的公約制度，實際上我們能夠和捐贈方約定的比例達不到10%，因爲有的捐贈方還不理解這個公約制度。即使達到了10%，估算下來大概也只能負擔中國青基會年支出的80%左右，剩下的20%同樣要靠以前的投資收入來解決。
3捐贈專用收據能規避哪些問題？國家審計部門有沒有進行專項審計？
2002年底，中國青基會發布了一條消息：從2003年1月1日起，希望工程將啓用由財政部統一樣式、統一監(印)制的新版捐贈專用收據，全國希望工程實施系統最晚將於2003年7月1日使用統一的新版捐贈收據。消息還說，捐贈人持捐贈專用收據，可以到稅務部門辦理退稅手續。目前國內使用統一捐贈收據的，它是惟一一家。
記者：啓用新版捐贈收據是要規避哪方面的問題？在使用舊版收據的10多年中，出沒出現過這樣的問題？
顧曉今：2001年浙江溫州一所“電信希望小學”在投入使用僅一年後，樓頂即多處出現裂縫，媒體紛紛報道“希望小學成了豆腐渣工程”。但我們派人調查時卻發現對方的捐資行爲根本沒有通過青基會系統，後來這所冒牌希望小學被摘牌。類似的事件去年江蘇丹陽也發生過。這些事情本來和中國青基會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因爲“希望工程”的緣故使我們面臨的媒體和公衆壓力非常大，而且它給希望工程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在短時間內難以消除的。
以前在調查此類事件時，由於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採用的收據不一樣，在鑑別上存在一定困難。使用新版統一收據後，再有類似事件發生，先查捐贈收據。如果有，那就是我們的問題，中國青基會該承擔什麼責任就會承擔什麼責任。此外由於新版收據是全國統一的，所以財務部門能在較短時間內查出希望工程總共接受了多少捐款，加強了對希望工程捐款系統管理的力度，有利於財務審計和公衆監督。
記者：去年3月，中國青基會曾申請國家審計部門進行專項審計。很多人都想知道，專項審計有沒有進行？結果是怎麼樣的？
顧曉今：爲了對所有關心希望工程的社會公衆負責，去年3月中國青基會向國家審計部門提出，對希望工程捐款使用情況進行專項審計。目前審計工作尚未結束，審計結果還沒有出來。
記者：除了專項審計之外，中國青基會還宣佈“擬邀請國際審計機構進行財務年度審計”，這項工作進展如何？
顧曉今：我們原來一直有這個計劃，因爲近年給希望工程捐款的外國大公司、大企業越來越多，它們向我們提出，希望能邀請國外審計機構對捐給希望工程的善款進行審計。但是後來我們與國外審計機構接觸時發現，目前我國一直沒有建立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如果邀請國外審計機構來審計就會遇到沒有制度可依的問題。所以目前我們仍採取原有的年度審計方法，由國際審計機構進行財務年度審計的計劃待條件成熟的時候再實行。
4“助學金由銀行發”是否是國家強制措施？原有的發放過程存在哪些“管理盲區”？
從希望工程1989年實施後的13年裏，如果你通過中國青基會捐助失學兒童，助學金都是以下面這個模式發放的：由中國青基會下撥到省級青基會，再到市、縣級希望辦，然後通過政府的教育經費下撥渠道至鄉鎮教辦，再分發到學校，最後才能到受助生手中。
一位公益機構研究專家認爲，在十多年前這樣的捐款發放程序給人的感覺是“非常安全”，因爲這樣多層次級發放方式令人覺得捐款多了幾道“保險”。但是隨着希望工程實施規模的逐漸擴大，這種多層次、跨系統的放款方式效率低、監控成本高的弊端也顯露出來。2001年的希望工程“假信事件”就是這種弊端的體現：一位鄉鎮教辦幹部將幾千元助學款據爲己有，還以受助生的名義寫出多封假信欺騙捐款人——此事被《南方週末》率先披露後轟動一時。
記者：“助學金由銀行發”徹底改變了沿用13年的放款方式，很多人都關心這是不是國家強制要求？中國青基會是否被剝離出了放款程序？
塗猛：恰恰相反，改變助學金髮放方法不是國家有關部門的強制要求，而是我們自己提出來的。“假信事件”使我們意識到必須改變助學金髮放方式，因爲以前的中間環節太多，不僅有可能造成發放延誤，還容易出現貪污、挪用助學金的情況。2001年底我們專門派人到各地進行調研，發現在很多邊遠山區農村小學老師的工資都是由農業銀行系統發放的，因爲農行在農村地區的網點最多。調研結束後我們就開始和中國農業銀行協商此事。所以說中國青基會和中國農業銀行是合作關係，不存在“剝離”一說。
記者：有讀者注意到，中國青基會在實行新的放款方式時說這是爲了“消除管理盲區”。承認自己有管理盲區對一家公益機構來說並不容易，這個盲區指的是什麼？
塗猛：實事求是地說，這個盲區就是“假信事件”暴露出的問題。以前的助學金髮放到了縣級希望辦後，還要通過政府的教育經費下撥渠道發放，“假信事件”就發生在鄉鎮教辦往學校放款這一環節。
這種跨系統的資金下撥，監控難度和成本都很大。所以我們決定改變以前的方式，因爲我們必須對捐款人和受資助的孩子負責。但是我們並不認爲“假信事件”是普遍現象，絕大多數青基會基層工作人員都是非常認真地爲救助失學兒童辛苦工作的。
記者：那麼這次改變助學金髮放方式，能解決及時發放問題嗎？它有沒有可能被冒領？
塗猛：在實行新放款方式前，我們在雲南、貴州、內蒙古等邊遠山村，試行了助學金直撥。助學金從北京撥出後48小時內，幾百名受助生就到農行取出了錢。
按照我們與農行的協議，今後接受捐助的貧困生，每人都會得到一張希望工程助學金存摺，上面有受助生的姓名。每學期開學時，中國青基會都將把助學金直接匯入受助生的戶頭。農行會覈對我們提供的名單和受助生的相關證明，再發放助學金，以保證助學金不被冒領。
5三年前爲何要結束“1+1助學行動”？三年後爲何要啓動“希望工程助學行動”？
1999年，中國青基會提出在2000年以後對希望工程的工作重點進行“戰略轉移”，不再進行大規模勸募活動，曾經吸引了無數人目光的“1+1助學行動”也因此畫上了句號。此後，中國青基會陸續推出了希望網校等資助項目，但是無論在規模還是老百姓關注度方面，都遠遠比不上“1+1助學行動”。
2002年4月，中國青基會宣佈啓動“希望工程助學行動”，重點支持中西部農村貧困家庭的大、中、小學生完成學業。
然而在普通人看來，這兩個助學活動幾乎沒有什麼區別。
記者：中國青基會重新啓動了助學行動，可是1999年爲什麼要結束“1+1助學行動”？
顧曉今：1999年中國青基會宣佈實施工作重點戰略轉移，與當時的大環境有關。按照國家的發展計劃，到2000年要基本解決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基本實現九年義務教育目標，所以一直針對貧困地區兒童失學現象的希望工程工作重點也就需要做出調整。
記者：這個決定是誰做出的，是當時的徐永光祕書長嗎？
顧曉今：不是。這是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理事會成員經過仔細研究和審慎考慮後，集體做出的決定。
記者：那爲什麼三年後又會重新啓動新的助學行動？它和以前的“1+1”有什麼不同？
顧曉今：進入新世紀後，國家有關部門在經過調查後認爲，儘管我國人民生活水平已經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仍然有4000多萬貧困家庭的學生需要資助，其中大部分在中西部貧困農村。這是我們重啓助學行動的原因和目標：協助政府幫助這4000多萬貧困家庭學生完成學業。
至於“1+1”與它的區別主要是資助對象發生了很大變化。前者針對的是貧困地區的失學兒童，經過多年努力，到1998年我國農村貧困地區的失學兒童比例已經成功降到了1%以下。而後者資助對象則是農村家境貧困但學習優秀的“希望之星”，包括大、中、小學生，以後還準備擴展到研究生領域。
6青基會爲什麼保持沉默？去年募捐計劃完成了嗎？
去年初中國青基會制訂的募捐計劃是6000萬元，如今這一年已經過去，6000萬元的計劃完成了多少呢？
記者：我想去年中國青基會過得並不容易，很多人想知道募捐計劃完成的怎麼樣？
顧曉今：去年對於中國青基會來說，的確是非常關鍵也是非常艱難的一年。坦白地說，到去年6月底，我們只收到了1800萬元的捐款，當時我們以爲這一年能完成3000萬就不錯了。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到年底我們完成的募捐任務還是超過了6000萬。具體數字要等待審計部門審計後，才能向外界公佈。
記者：上半年只完成了1800萬元，下半年怎麼會出現這麼大的增長？
顧曉今：主要是“希望工程助學行動”吸引了很多大的捐贈單位，此前一些著名的跨國公司，比如摩托羅拉、可口可樂、朗訊等，在“1+1助學行動”階段就與我們有多年的合作，並一直希望能夠繼續給貧困地區的教育事業更多的資助。
重啓助學行動後，他們捐助了大筆的資金。此外一些國內廠家也有許多大額捐款。是大家的信任使我們終於完成了2002年的募捐計劃。
記者：感覺上去年的中國青基會沉默的時候居多，爲什麼？經過這一年讓您有什麼感受？
顧曉今：去年我們的確說的不多，但是我們認爲自己是在認真紮實地做工作，並且根據新的環境完善工作制度和項目管理。
另外，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生來完美的，中國青基會也將繼續施行一些新的舉措，對以前工作中出現的不足進行修正和完善，繼續接受公衆的監督和檢驗。(曾鵬宇)
-背景材料
青基會2002年至今推行的改革措施
1.2002年4月中國青基會宣佈，將參照國際基金會運作慣例，建立從捐款中適當提取管理成本的約定製度；
2.從2002年開始，擬請獨立的、權威的國際審計機構對中國青基會財務收支進行年度審計；
3.在1999年廣爲人知的希望工程“1+1助學行動”進行“最後一輪勸募”的三年後，中國青基會於2002年宣佈重新推進“希望工程助學行動”；
4.從今年1月1日起，經國家財政部批准，啓用希望工程捐贈專用收據，中國青基會因此成爲我國惟一一家使用專用捐贈收據的公益機構；
5.從今年起，中國青基會與中國農業銀行簽署合作協議，所有希望工程助學金都將通過農業銀行直接劃撥給受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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