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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我的母親趙君陶
李鵬
二00二年十月十八日
2003年1月17日，是我的母親趙君陶誕辰100週年之日。同年2月23日，又逢我的父親李碩勳誕辰100週年。我聽說重慶市委、市政府要爲這一對志同道合、相親相愛的革命伴侶召開紀念座談會。我和朱琳同志並我們的子孫全家爲此感到十分的欣慰。
有鑑於李碩勳烈士的事蹟早已流傳於世，廣爲人知，在建黨80週年之際，北京舉辦了規模宏大的中國共產黨黨史展覽會，李碩勳已被列入我黨80名著名烈士之中，他臨終前親筆寫的致妻子“陶”的那封遺書，也陳列於大廳，供後人瞻仰。所以我現在寫的這一篇短文，將着重介紹我的母親趙君陶，以表達我和朱琳對她深切的懷念。
據我所知，對我母親一生影響最大的有三個人。第一位就是她的五哥趙世炎烈士。趙世炎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者，是工人運動的領袖。她和趙世炎自幼在一起讀書，一起玩耍，兄妹感情至深。趙世炎天賦聰慧，勤奮好學，品行端正，爲同學所敬仰。趙世炎教她識文斷句，背誦詩詞，是她的啓蒙老師。1919年，趙君陶隨家遷居北京，趙世炎向她灌輸了反帝反封建、求民主愛科學的思想，帶領她參加愛國學生運動，引導她信仰共產主義，加入中國共產黨，走上革命的征途。趙世炎和周恩來一起領導了震驚世界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並取得勝利。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趙世炎因叛徒出賣被捕，而英勇犧牲。當我的母親從南昌歸來，在她的三哥趙世炯那裏，得知五哥趙世炎犧牲的消息後，萬分震驚，悲痛欲絕，昏厥過去。她沒有因爲五哥犧牲而挫傷革命意志，她也沒有被敵人的屠刀所屈服，反而更加堅定了她實現烈士理想的決心。
第二位對我母親一生影響最大的人是我的父親李碩勳烈士。1925年，他們相識於杭州西子湖畔，互相萌發了愛慕之心。以後他們又同時就讀於上海大學社會系，這是一座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培養幹部的學校。李碩勳是學生領袖，全國學生聯合會的會長。趙君陶認真攻讀革命理論，是品學兼優、思想進步的學生，並於1926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兩人情投意合，在上海大學結成良緣。從他們的結婚照片可以看到，母親相貌端莊，溫柔文雅，坐在一個大椅子上，父親身材修長，剛強堅毅，坐在母親之旁。這張照片我母親一直珍藏在身邊，留下了這幸福而永恆的紀念。從此以後，在艱難的歲月裏，他們倆戰鬥在各自的革命崗位上。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開始了。1926年冬，他們由上海轉戰到當時革命的中心武漢。李碩勳投筆從戎，在號稱“北伐先鋒鐵軍”的葉挺部隊擔任師政治部主任，而趙君陶則擔任湖北婦女協會宣傳部長，動員婦女支援北伐鐵軍。1927年，李碩勳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趙君陶也緊隨其後。起義失敗後，兩人在南昌分別，不久又在上海會合，此後長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李碩勳擔任中央軍委委員、江南省軍委書記，趙君陶則是中央婦委的祕書。當時我黨處於白色恐怖之下，黨的工作者隨時都有喪失性命的危險。李碩勳、趙君陶多次遇到險情，但總能沉着應對，機智勇敢，配合默契，化險爲夷，既保護了自己，又保護了同志們和地下黨機關的安全。1931年5月，李碩勳奉黨中央命令去南方，擔任兩廣軍委書記，機關設在香港。同年7月，趙君陶攜帶着她三歲的男孩——自然就是我，由上海到香港。我們在香港的團聚是短暫的。7月，李碩勳到海南島召開軍事會議，不幸被捕入獄，遭受嚴刑拷打，英勇不屈，於1931年9月16日在海口從容就義。李碩勳臨刑前寫了致我母親“陶”的遺書。這封遺書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正如郭沫若所書：“這是中國人民革命成功的左券，是訓育革命後進的不朽教材。”
我父親就義時，年僅28歲，正當英年。我母親與之同年，也算得才貌雙全，風華正茂。但是多少年過去了，母親終身沒有再婚。難道這是因爲她受封建道德束縛，信守“一女不二嫁”的舊禮教嗎？不是的，絕不是！她從青年時代起就是反對封建婚姻、謀求婦女解放的先驅。對一些再婚的戰友和同事，她也絕無輕視和反感。惟一能解釋的原因是，她對我父親愛得太深了。父親的遺像始終擺在她的牀頭或書房，她經常面對遺像，靜坐沉思，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一本載有詳細介紹李碩勳的書《紅旗飄飄》總是放在她的枕下，經常取出反覆閱讀。在任何險惡的環境下，她像愛護自己的生命一樣愛護父親的遺書，所以遺書才能完好保存至今。直到她去世後，我和朱琳將遺書的原件送交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保管陳列。
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的母親趙君陶已病魔纏身，她希望有生之年再到西湖一次，那裏畢竟是她和父親初識之地。她終於如願以償，在療養院度過了一個夏天。在我的母親彌留之際，我和她所疼愛的兒媳朱琳均不在她的身旁，這是我們引爲終身的憾事。當時我的妹妹李瓊和我的子女們、親友們守候在她的身旁。她在臨終的昏迷中偶爾甦醒過來就問“兒子怎麼還沒有來？”她最後的話是：“是我把他們拉扯大的”，“不容易啊”，又以微弱的聲音說，“要防‘狗’，要防‘狗’啊”，就溘然去世了。我明白她的意思，“狗”就是指特務和叛徒。她是在告誡我，不要忘記過去“狗”的危害，也要警惕可能產生的新“狗”。1960年，吳玉章同志，我父親的這位老師和戰友在悼念李碩勳烈士的詩中寫道：“遺骨瓊州何處覓，喜看紅日照天涯。”母親多次囑咐我和朱琳，身後把她的骨灰撒在瓊州海峽。我們完成了她的夙願，她的骨灰終於被安放在海口李碩勳烈士紀念亭內。
第三位對我母親一生影響最大的人是她的三姐趙世蘭。趙世蘭是黨內最著名的幾位老大姐之一，是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出色的黨的工作者。大家也許熟知魯迅先生寫的《記念劉和珍君》的文章。劉和珍和趙世蘭都是當時北平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都是學生會的領導人。爲了反對反動校長楊蔭榆推行恢復封建舊禮教的種種倒行逆施，女師大學生開展了一場震撼北京乃至全國的學生運動。趙君陶和趙世蘭姐妹自幼生活在一起，學習在一起，長大成人後，同在北京讀書，同時接受進步思想，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趙世蘭還參加了1927年在武漢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大革命失敗後，革命進入低潮時期，她倆都奉黨組織之命先後回到四川成都，在她們二哥趙世雙家裏隱蔽下來，都以教書爲生，伺機宣傳進步思想和黨的主張。1935年，那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困難的年代，紅軍正在進行二萬五千裏的長征，許多黨的地下組織遭受破壞，她倆也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有一個叛徒，後來當了國民黨的特務，在成都發現了她們，對她們進行追蹤和威脅。在這種險惡的情況下，她們機智勇敢地與特務作鬥爭，終於化險爲夷，逃出特務的魔掌。就因爲這件事，她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誣陷爲“大叛徒”，都錯誤地受到批判、鬥爭、抄家等種種折磨。趙世蘭年老體弱多病，受不住這樣身心的摧殘，於1969年1月8日含冤去世。而那時趙君陶已被關進化工學院“牛棚”，正在接受批鬥審訊。朱琳衝破了重重障礙，終於見到婆婆。婆婆面容憔悴了許多，身體十分虛弱。對此，朱琳心如刀絞，禁不住流下了眼淚。婆婆對朱琳說了一段被審訊的經過：專案組問她：“你丈夫都犧牲了，你爲什麼能活下來？”趙君陶回答：“如果幹革命的都死了，哪裏有今天革命的勝利。”正義的聲音駁得那幫人啞口無言。朱琳深爲婆婆的浩然正氣所鼓舞。當趙君陶從“牛棚”裏釋放出來，才得知與她相依爲命的姐姐趙世蘭去世的噩耗，她決心竭盡全力在有生之年爲趙世蘭昭雪平反。只有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趙世蘭的冤屈才得以昭雪，她的名譽和尊嚴得以恢復，而流芳於後人。
我始終感謝母親對我的養育之恩。她是一位不尋常的母親，首先，她是黨的忠誠戰士；其次，她又是一位慈祥而嚴格要求子女的母親。她爲了撫養我們兄妹，真可謂含辛茹苦，飽經磨難。父親犧牲以後，她帶着才三歲的我和遺腹妹妹從上海回到成都。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她既要隨時防止特務的迫害，又要攜兒帶女自謀生計。我幼年時代是在成都二舅趙世雙家度過的。我們的經濟條件並不寬裕，有時還相當困難，但我的母親仍把我送到當時成都最好的成都實驗小學讀書，使我受到良好的啓蒙教育。受環境所迫，母親經常更換執教的地方和學校。我的童年與母親時而在一起，時而分離，不斷承受母子分離的痛苦，但我也因此得到鍛鍊。從小學四年級起就在學校住讀，自幼養成獨立生活、應付各種環境的能力。
我要感謝母親在幾個關鍵時刻對我的幫助。1941年，在我13歲的時候，她就毅然決定把我送到革命聖地延安去學習，使我受到黨的教育，像父母一樣，成爲一名共產黨員。
我要感謝母親讓我受到高等教育。在建國前夕，黨中央決定派遣一批青年到蘇聯學習經濟建設的專業知識。我原來不想去，而她極力主張我去。爲此，我們母子之間發生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衝突。她批評我目光短淺，有自滿情緒。最後，我聽從她的勸告，服從組織決定，到蘇聯學習了水力發電專業。
朱琳自幼喪母，失去了母愛，是她的婆婆趙君陶給了她第二次真正的母愛。1959年，朱琳懷上我們第一個孩子，住在北京協和醫院。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她遇到早產和難產，母親終日守護在她的身旁。林巧稚大夫問我的母親：“你是要大人，還是要孩子。”母親毅然回答：“大人也要，孩子也要。”她的語氣是那樣的堅決，那樣的誠懇，使林大夫深受感動。在林大夫的精心治療下，朱琳終於順利產出我們的第一個男孩。人到老年都喜歡自己的孫子，所謂含飴弄孫樂，隔代親，母親也不例外。但她在疼愛孫子孫女的同時，也對他們提出嚴格的要求，把她自己的品德和學識，通過言傳身教留給他們。晚年，我母親以練書法爲樂，寫得一手娟秀的“趙”體字。她爲孫子和孫女們親手書寫的幾篇贈言，充滿了對後代希望之情，如今還完整地保存下來。母親對我們子孫兩代的教養之恩，當永遠銘記在我們心中。
1955年，我從蘇聯學成回國，分別多年的母子又得重逢，她是多麼想能與兒子生活在一起，共享天倫之樂。然而，當她得知組織上分配我到東北基層工作，以便受到更多的磨練，她放棄了自己的願望，又一次毅然送我走上了新的征途。在東北基層的鍛鍊，對我的成長是多麼重要，我要感謝她的智慧和遠大的眼光。
我和母親生活在兩地，平常只有書信來往，偶爾我到北京出差，纔有見面敘談的機會。1960年初冬，我突然接到母親的電報，要我速到青島某療養所去見她。這是很不尋常的事，因爲母親從來沒有要求我專門去看望她、陪伴她。我和朱琳甚至想到她的身體遇到什麼不測。當時朱琳已懷上我們的第二個孩子，行動不方便，我就獨自一人乘火車從吉林市趕赴青島。我找到她的住所，母子再次相逢。經過一番長談我才知道，在1959年後黨內反右傾的鬥爭中她受到了批評，指責她不支持在化工學院大辦鋼鐵，搞“興無滅資”和“拔白旗”。運動過去了，她只受到批評，沒有給什麼處分。我們母子可謂“同病相憐”，我也在反右傾鬥爭中受了批判。也許母親聽到了什麼風聲，才急忙找我來了解情況，以她豐富的黨內鬥爭經驗，告誡我要以寬廣的胸懷來正確對待同志們的批評，勉勵我既要堅持真理，又要接受教訓。她的談話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勇氣，使我滿懷信心地走上新的工作崗位。
我的母親是學教育的，她熱愛教育事業，矢志不渝。在大革命時代，她從事婦女工作，也曾在工人夜校教過書。父親犧牲後，她回到四川，就選擇以教育爲職業，既謀生計，又繼續爲黨工作。從1933年至1938年，在短短的六年中，她換了幾所學校執教。就我所能記憶起的，她先後在成都、金堂、簡陽、五通橋教過書。最近又查到，她還在合川、雅安教過書。她到哪裏，就給哪裏帶來一股清風。學生們都爲趙老師淵博的學識，高尚的品德，循循善誘的教學方法而折服。她到哪裏，哪裏就播下革命的火種，教育出一批又一批具有進步思想的學生，有的學生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7年，李一氓同志奉命到四川做統戰工作。從此，趙世蘭和趙君陶接上了黨的組織關係，使她們度過了生平最困難的時期。她們的工作更有了明確的方向和具體任務。
1939年初，南方局決定趙君陶在保育院工作。抗戰時期的保育總會是在共產黨和民主人士推動下，爲收容抗戰難童成立的組織，下屬若干保育院。鄧穎超同志推薦她到重慶第三保育院任院長。趙君陶在第三保育院工作長達6年零9個月之久，直到抗戰勝利。她和她的同事共撫養了800多名因戰爭而流離失所、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年歲不齊的兒童，使他們恢復了健康，受到良好的教育，完成了學業，走向了社會。孩子們都親切地稱她爲趙媽媽。鄧穎超是趙君陶的直接領導人，對她在第三保育院的工作給予高度的評價，親筆寫下：“在抗日烽火中以偉大慈母般的愛培育下一代”。由於趙君陶機智靈活，又有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第三保育院中共黨組織始終沒有被特務發現和破壞，還爲黨輸送了一批新黨員。她在第三保育院工作時，結合實際情況實行了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辦學方法，提倡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院裏經費十分困難，她就發動師生自己動手搞生產自救，克服種種困難，使孩子們得以生存下來，得到健康成長。在愛國進步人士眼裏，第三保育院是“國統區的延安小學”。
解放戰爭時期，她到了哈爾濱。她是1926年入黨的老黨員，熟知她的蔡暢同志曾告訴我，組織上本來準備分配她在東北婦聯或政府擔任重要職務，但她熱愛教育事業，執意要到中學教書。後來如願以償，趙君陶擔任了哈爾濱第四中學的校長。如今四中頗負盛名，成爲該市的重點中學，爲黨和國家培養出許多棟樑之才。趙君陶的銅像安放在校園之中，以寄託師生們對她的思念。
建國以後，趙君陶繼續從事教育工作。她對工農出身的幹部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中南教育部工作時期，她首先創辦了工農速成中學，繼而在天津創辦南開大學工農速成中學。來到北京後，又參加了北京化工學院的創辦工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她擔任過兩屆全國政協委員，也都是在教育界別。她每次開會，都積極參加討論，爲中國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提了不少中肯的建議。
我的母親趙君陶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從事教育事業的一生。她沒有做過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事，也沒有特別的功績。她淡泊名利，從不計較個人的得失。但是，她一生卻爲黨和國家培養出一批又一批有用的人才。在她身後，她的學生和同事寫了許多思念她的文章，頌揚她的高尚品德，高風亮節，以及她誠懇待人的感人肺腑的事蹟。
今天，我和朱琳懷着深厚之情來紀念我的父親和母親，願他們的革命意志、高尚情操和敬業精神，能給人們以啓迪，鼓舞人們爲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生命不息，奮鬥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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