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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女嫖娼”、“處女賣淫”如今已不是新聞了。幸而有這層“膜”，一些被冤枉的少女洗清了自己，但如果沒有處女膜，又該拿什麼來證明清白？浙江麗水市遂昌縣朱姓女青年就面臨着這種舉證不能的處境。在彷徨猶豫了四個多年頭之後，被公安機關認定爲“賣淫”的她終於將當地公安機關告上了法庭。遂昌縣人民法院將於2月19日公開審理此案。
朱某是遂昌縣湖山鄉人。其訴稱，18歲那年她在江蘇省吳江市打工時，結識了當地一沈姓小企業主，兩人隨後戀愛並同居。1998年，她回到家鄉，在縣城葉坦路租房居住。當年12月26日，沈某帶着朋友及朋友的女友相約到東北遊覽後，回到遂昌。12月27日晚8時左右，4人看過電視後正準備就寢，突然，闖進4個自稱警察的人(事後知道是遂昌縣公安局的工作人員)，未出示任何有效證件，即進行搜查，並將4人帶上手銬帶到遂昌縣公安局。
朱某回憶，當時4人被分別隔離一對一訊問做筆錄，其中一名工作人員逼迫朱某承認賣淫，“你和幾個外地男女同居不是賣淫嫖娼是什麼”，見朱不承認，那人轉而問朱有多少錢，朱某如實回答除身上被搜去的900元外，住處抽屜裏還有一張準備買商品房和結婚用的6萬元存摺。
朱說，在幾番嚴詞訊問無結果後，訊問的人員不再問話，自顧自地寫了筆錄，叫自己簽字。朱某見筆錄上很多話都不是自己說的，就拒不簽字，“那人就拍着桌子威脅說：‘不簽字就不許出去’”。“我以爲簽了字就能出去，所以就違心簽了名字。”朱的朋友等人也在調查訊問筆錄上籤了字。
朱某說，民警們隨後搜走了她身上的900元現金和手機、BP機等錢物。第二天，朱等人被要求最少交納罰款1萬元，“否則將你們關到看守所，判刑或勞教”。12月29日，沈的一個朋友趕來交納了4萬元的罰金。
朱某稱，當天上午，公安局的工作人員又開車將她帶到她老家並從銀行裏取出了6萬元人民幣，下午還把她住處內價值8350元的手機、影碟機、功放機等扣押，並以賣淫嫖娼的非法所得爲由將自己積蓄的6萬元人民幣及上述物品全部沒收。
之後，他們才被一一釋放。但此時，四人已在留置室被關了兩天。
而令人奇怪的是，以賣淫嫖娼爲名被處罰了10萬餘元現金和實物後，朱某等人手裏竟然沒有一份公安局的書面處罰決定，也不見公安局出具任何正式的罰沒款票據。在此後的兩年多時間裏，朱多次向被告的上級申訴並提起行政複議。直至2001年1月16日，被告才作出了一份“公安行政處罰決定書”及“行政沒收決定書”，但至今沒有開具處罰沒收現金和財產處罰的財政統一票據。
無奈之下，朱、沈二人於今年1月向遂昌法院提起訴訟，狀告遂昌縣公安局。要求法院撤銷被告遂昌縣公安局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和沒收決定；判令被告返還被沒收的人民幣6.34萬元及價值8350的財產以及4萬多元的罰款，賠償二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兩天的賠償金173.20元；同時向原告公開賠禮道歉，賠償精神損失費10萬元及承擔本案的訴訟費用。
朱某的代理律師，浙江天衛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平說，被告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僅以原告是男女同處一室爲由即認定原告是賣淫嫖娼，並據此對原告進行處罰，將原告的10萬餘元財產沒收後竟然不出具任何正式的收款收據，甚至連“處罰決定書”和“沒收決定書”也是兩年後作出的。這種行爲顯屬違法。
對於當時的公安人員訊問筆錄，劉平認爲，當事人是在誘供下承認的，不是真實的意思表示。而且從筆錄上來看，公安機關在當時情況下認定賣淫嫖娼證據不足，即或是有證據，按照有關規定罰款額最高不超過5000元。另外，原告被處罰的6萬元罰款，不是現場查獲，而是從家裏存款中提取，如何認定這是贓款贓物？
被告遂昌公安局在收到訴狀後，做出了答辯。被告未就原告指稱的內容進行答辯，認爲此行政訴訟已超過法定期限，且已不能再次起訴。
有司法界人士指出，以往，公安部門在現場無證據、無證人指證的情況下，判斷一起案件中當事雙方是否賣淫嫖娼行爲時，一般都較難處理。除非是當事人提請公安部門對其進行處女膜司法鑑定，以此結果作爲判案依據。而朱某則深感悲慼：“不是處女，我拿什麼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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