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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十六大的閉幕，中國新一輪人事調整拉開了帷幕。其中前“央行”行長戴相龍調天津工作尤爲引人注目。國人大多隻知道天津是一個老牌的工業城市，卻很少有人知道歷史上天津的金融實力遠勝於工業實力這一事實！從清末直至1928年以前，天津一直是中國的商業金融中心之一，在當時全國性的大銀行中，天津的北四行：“金城、鹽業、中南、大陸”的實力遠超上海的南三行：“上海、浙江實業、浙江興業”。(中國最大的兩家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總行在北京)爲了和當時的中央政府作生意，天津的租界內是外資銀行林立。北伐勝利後，老蔣遷都南京，深知銀彈威力的老蔣(軍閥混戰中，蔣公多次用“銀彈”戰勝對方的“子彈”，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高手)明令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將總行從北京遷往上海。由於首都南移，北四行也將總行遷往上海，此是上海金融業超越天津的肇始。初時，老蔣爲了吞併“中國銀行”，想以“中國銀行”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爲誘餌進行吞併，但遭到了洞悉其奸的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敖的反對，張以“中國銀行”官股商股之比已達1：40，“中國銀行”已成爲一個民間資本爲主的銀行，不適宜擔當“央行”的管理職能爲由婉言謝絕。由於老蔣當時的根基未穩，只得令宋子文另組“中央銀行”，可是由於連年不斷的內戰，根本沒有錢，只好靠發行公債充作資本金，組建“中央銀行”，總行設於上海。後來由於老蔣爲了擴充自己的軍隊，再加上連年的軍閥混戰、圍剿紅軍，軍費支出浩繁，只好讓“中央銀行”不斷向外國銀行借款、發公債來維持他的軍事行動，紙幣大幅貶值，引起了宋子文的不滿，蔣、宋交惡，老蔣另委對他言聽計從的孔祥熙接任。在老蔣組建“中央銀行”三年以後，以民間資本爲主的“中國銀行”的發幣量和儲蓄額仍遠超“中央銀行”，爲了吞併“中國銀行”這塊肥肉，老蔣指示國民政府發行公債入股“中國銀行”，並撤換掉不聽話的張嘉敖，“中國銀行”遂爲“四大家族”所控制。幾乎與此同時，陳果夫、陳立夫在老蔣的授意下創建“農民銀行”，總行也設於上海。再加上早先已被“四大家族”控制的“交通銀行，至此，以“中、中、交、農”爲首的“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控制了中國經濟的命脈。此時的上海，金融實力超過了天津，天津的繁華遂不復存在矣！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上海的工業產值是天津的9.3倍，而到2001年上海的工業產值只是天津的2.46倍，天津和上海的差距已經大大縮小，現在中央又調前“央行”行長戴相龍到天津工作，說明了中央對天津的重視，說明了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策開始調整，由過去十多年的全力發展上海，逐步調整到現在的全國各城市均衡發展。無疑，這樣的政策更受全國人民的擁護，更有利於中國的富強！！！中國的重新崛起指日可待。
中央把管轄內蒙古、山西、河北、天津的“央行”分行，設在天津，爲什麼不設在北京？北京是“央行”總行、國有四大商業銀行總部所在地，從管理角度，從辦公效率來講，管轄華北地區的“分行”設在北京無疑更合適。一來，無論是公路、鐵路還是航空，呼和浩特、太原、石家莊三省會城市的辦公人員，到“央行”天津分行辦事，大多要先經過北京纔到天津，二來，一旦遇到“央行”天津分行無法解決的問題，則還要跑到北京的總行去請示，在京、津兩地來回奔波，辦公效率不如設在北京高。即便如此，中央仍把管轄內蒙古、山西、河北、天津的“央行”分行，設在天津，這充分表明了中央扶植天津的態度。另外，天津要比北京早三年對外資金融機構開放人民幣業務。但問題是，外資金融機構是否買帳？它們會不會只是把天津當成臨時落腳點？畢竟現在講究市場經濟，政府的作用正逐漸減弱。天津應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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