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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五一”，非同尋常。具有五千年曆史的中華民族正萬衆一心與“非典”進行着一場殊死的搏鬥。
在這樣一個極其特殊的日子裏，記者特意來到兩個“非典”重災區———位於北京海淀區學院南路南北兩側的中央財經大學、北方交通大學進行實地採訪。
我想尋找，當突如其來的災難降臨之後，這裏曾經出現過一些怎樣的情景？這裏的人們當時是一種怎樣的狀態？而今天，他們是被災難擊倒了呢？還是在奮勇前行？
“非典”一夜之間侵襲校園
那裏的人們說，“非典”是在一種沒有任何先兆的情況下從天而降的。
4月上旬的一天，中央財大金融系已退休的曹教授去醫院看病，回家不久便出現發熱症狀。4月9日，家人將他送到另一所醫院急救，因搶救無效而死亡。他曾一度被懷疑爲“非典”，但醫生在死亡通知書上註明的死亡原因卻是“肺炎、呼衰(呼吸衰竭)”。沒有料到，僅隔兩天，曹教授的夫人、兒子、兒媳等12名家人先後被感染。而且曹教授所住的“西塔樓”中有不少家庭的成員出現了感染“非典”的可疑症狀，連電梯司機也不例外。
4月17日，北方交大計算機學院住在交大嘉苑B座的幾名男生先後出現了高燒症狀。爲避免漏診或誤診，學校採取了緊急隔離措施，並作爲疑似病例上報北京海淀區疾病防治中心做進一步確診。但是，疑似病例的人數仍在擴大。截至4月24日早晨6時，送出校外治療的52人中，確診爲“非典”的學生爲12人，“疑似病人”11人、“留院觀察”的29人。在校醫院“留觀”的13人。
4月24日下午5時，有關部門對中央財大的西塔樓、北方交大的交大嘉苑學生公寓分別實行了全面隔離。
突如其來的災難，對學校的組織結構、應變能力無疑是一次嚴峻的考驗。
4月12日是個星期六。下午3時左右，正陪老伴上街買菜的中央財大黨委書記李保仁突然接到學校電話，告知已故曹教授的家人陸續發病，醫生診斷書上寫着：印象：非典。
“印象：非典？”作爲學者的李書記此時更像一個軍事指揮員，他敏感地意識到：“‘狼’真的來了！我們要以臨戰的姿態，把這場防治‘非典’的工作當作一場真正的戰役來打！”
他讓人把通知立即傳達下去：晚上6時，召開全校中層幹部會議。
會議開了整整3個小時。會上，李書記詳細講明瞭經他深思熟慮歸納出來的10條具體應對措施。他對全體幹部提出了要求：關鍵時刻一定要牢牢記住6個字——“責任、愛心、科學”。
“我是這樣想的”，李書記對大家說，“‘非典’對我們而言，目前還是個陌生的東西，沒有多少人瞭解它。作爲領導者，我們不能不負責任地、盲目地鼓勵大家往前衝，還是要通過正當的渠道，把科學的防護知識宣傳出去。同時我還考慮，思想政治工作一定不能脫離實際，當前我們要做好穩定羣衆情緒的工作，首先就要讓大家知情，知情才能理解，理解才能配合。這對我們下一步正確判斷形勢、爭取工作主動是有利的。”
北方交大同樣如此。自4月17日學校出現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人以後，學校黨委立即宣佈全校進入“戰時狀態”。
學校黨委發出號召：全校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立即緊急行動起來，堅決服從學校的統一部署，投入到防治“非典”的戰鬥中！全校上下緊密團結起來，堅定信心，齊心協力，共同努力戰勝“非典”疫情！
學校召集緊急會議，由各位校領導牽頭成立了8個專門工作小組，包括：辦公室與信息組、臨時救治組、學生動態管理組、家屬區綜合預防與人員隔離組、特殊後勤保證及防污染處理組、消毒組、物資供應組、宣傳思想政治工作與新聞發佈組等。8個工作組各司其職，24小時全天候運轉。
數日過去。
經過一個階段有組織的艱難抗擊，這些曾經發生過重大疫情的地方，如今已經有效地控制了局面。中央財大無論是留校的、還是回家的學生，迄今爲止，尚未發現一例被感染的學生；而北方交大自4月26日起，學生中沒有再出現新增病例，學校至今沒有出現一個死亡病例。
經過了20多天痛苦和煎熬的學校領導帶着欣慰的笑容說：“我們已經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
“黨的領導、黨的關懷是非常具體的，實實在在的”
“在這次抗擊‘非典’的鬥爭中，我真正體會到黨的領導、黨的關懷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體的，實實在在的。”
坐在思源樓的會議室裏，北方交大黨委書記張永生生幾乎是噙着淚水講出了這番話。年過花甲的老書記，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會在即將告別教育崗位的最後時段，趕上這麼一場特別重大的戰鬥。
張書記心裏裝着一本這些天的《大事記》。
4月17日這天中午，他出席高校領導幹部預防“非典”工作緊急會議後剛剛回到學校，便聽到有學生髮燒的消息，頓時感到心裏“突、突”直跳，他知道此時的北方交大如同坐在一個隨時可能發生爆炸的火藥桶上。因爲全校學生總數多達1.5萬人，已經發現的“非典”患者就集中住在擁有4000名學生居住的學生公寓中，一旦病毒擴散開來，後果將不堪設想。
心急如焚的他一邊安排有關部門趕緊將病人送往隔離室觀察，一邊抓起電話向教育部、北京市教育工委緊急彙報。由於多方面的原因，病人一時無法轉到正規醫院。困難最後是在北京市委副書記龍新民的直接過問和反覆協調下解決的。18日凌晨3時40分，第一批發病的7個學生終於送進了醫院。
這天下午6時半，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書記朱善璐、教育工委副書記夏強、市教委副主任張國華和北京市“非典”疫情調查專家組成員一行7人專門來到北方交大視察並指導工作。領導的到來，給氣氛緊張的校園送來了溫暖和信心。
教育部領導也極爲關心北方交大的疫情。
19日早晨8時半，他和談振輝校長顧不上身心疲憊，一同趕往教育部做專題彙報。
新任教育部長賙濟早早就坐在辦公室裏等候了。鑑於疫情的嚴峻形勢，他們當面向周部長提出了三點建議：一是要求迅速建立救治“非典”病人的“綠色通道”；二是希望派專家到學校進行防護指導；三是能否考慮對有4000名學生集中居住的學生公寓採取臨時封閉的措施。他看到，彙報剛完，周部長二話沒說，當即撥通了北京市委書記劉淇的電話，請求幫助開闢“綠色通道”。這一要求很快得到了回覆，這天下午4時，學校出現症狀的第二批病人被及時送進了北京地區最早治療“非典”的醫院———解放軍302醫院。
臨走之前，賙濟部長還語重心長地叮囑說，“當前抗擊‘非典’是一場以前從未有過的戰鬥，學校工作一定要本着‘公開、透明、及時、主動’的方針，加強和全校師生的溝通，同心同德，戰勝困難。”
19日下午4時，受賙濟部長的委託，教育部副部長趙沁平、高教司副司長田勇泉又趕來學校，傳達教育部對今後學校工作安排的部署。
北方交大的疫情還牽動了中央領導的心。
4月20日晚上8時45分，正在忙碌的談校長突然接到了國務委員陳至立親自打來的電話。陳至立向學校領導、戰鬥在第一線的廣大教師、幹部、班主任、輔導員、學生、醫務工作人員、後勤服務人員表示衷心的感謝和親切慰問。她說，在黨中央、北京市和教育部的堅強領導、大力支持下，在各級防疫部門的指導和幫助下，北方交大一定能夠戰勝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陳至立還要求全校上下、黨團組織一定要堅定信心、振奮精神，齊心協力、團結一致，把防治“非典”的工作領導好、指揮好，打贏這場戰爭。
讓張書記意外和感動的是，時針還沒有轉夠24小時，4月21日上午8時30分，陳至立又一次打來了電話。她說，考慮到學校現有的醫療人員和設施無法滿足檢測、判定非典型肺炎的情況，她已和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商定，於當日中午前向北方交大派出衛生部專家組，協助學校預防“非典”的工作，並希望全體師生保重身體，團結奮鬥，取得預防“非典”的鬥爭的最後勝利！
不僅有來自上級領導的親切關懷和鼓勵，四面八方也向北方交大伸出了援助之手。
當疫情突然發生的時候，學校領導的第一反應就是立即做好消毒防疫工作，防止大面積的感染。可是，對於一個擁有上萬人的大學來說，一時間到哪裏去採購那麼多的藥品、消毒品？
學運輸專業的副校長楊肇夏當上了學校物質供應組的臨時負責人。17日這天下午，他開了一張清單向瀋陽鐵路局局長張偉請求援助。
行動是最好的回答。只隔了一天，裝有大批防疫所需物資的大型集裝箱就運抵北京火車站。集裝箱裏有：300盒溫度計、1萬套防護服、幾十箱醫用口罩，還有足夠供6000人使用的胸腺肽、利巴韋林等抗病毒的特殊藥品。
鐵道部勞動衛生司齊司長也專門給倉庫孫主任打電話親自交待：“凡是北方交大需要的東西，你那兒有什麼，就給他們什麼！”
一時間，北京、濟南、廣州、武漢等鐵路局紛紛主動打來電話，“需要什麼就請說話！”
什麼是黨的關懷、什麼是祖國大家庭的溫暖，親歷了“非典”肆虐這一非常時期的北方交大人算是有了最爲深切的體會。
讓準確、可靠的信息暢通無阻
紅果園BBS和《阻擊“非典”》專刊分別是北方交大和中央財大抗擊“非典”時期校園內最受師生歡迎的信息渠道。
北方交大新聞中心主任王想平是在4月18日凌晨2時由家中趕到學校的。非常時期，他接受了一個非常的使命：爲了解除師生的恐懼心理，學校要求新聞中心通過BBS、學校主頁、校園新聞網、廣播、電視、宣傳櫥窗等媒介，及時、公開、準確、全面地對學校的有關情況進行通報。
按照時下流行的做法，學校還任命他爲學校對外宣傳的新聞發言人。
從那時起到現在，每天3500份的北方交大“非典”防治通報期期不落地按時出來，學校疫情、下一步工作安排都盡在其中。不僅如此，自4月19日起，王想平每天晚上都會登上學校紅果園BBS和同學坦率地交換對災難來臨之後各種問題的看法。有位網友在BBS上給他發來慰問的帖子，說：“你敢於在這裏代表學校來做代言人，佩服！”
災難發生的最初幾天，食堂裏沒人敢吃飯了，學校商店裏的方便食品被搶購一空，四面八方的各路信息都彙集到網上。
在疫情剛剛發生的時候，一天有個學生在BBS上發佈消息說，防“非典”的中藥停止供應了。王想平跑去查問之後，馬上在網上發出公告：
“各位同學：
經新聞中心與校中藥房1時30分聯繫，中藥房王大夫答覆，中藥房主要是因藥房大夫連日來連續作戰，今天中午稍微休息片刻，目前已正常營業。同時，王大夫表示，學校的中藥目前供應充足，仍按學生登記購藥的辦法進行。希望同學們不要驚慌，有事情可通過此版塊溝通。”
看到這條消息，一位同學馬上跟帖：“看到這些，我感動得痛哭流涕！真是一個好領導啊！”
中央財大也在最短的時間內建立起快捷、通達的新聞信息渠道。在宣傳部長巴圖的率領之下，新聞宣傳組和校報編輯部克服了人手緊張的困難，及時創辦了每日一期的《阻擊‘非典’》專刊，將學校的疫情發展情況、學校的安排部署、抗擊“非典”鬥爭中的感人事蹟全都彙集在一起。
真實的信息公開了，各種傳言反倒無處藏身了，校園內師生情緒穩定，凝聚力增強，學校出現了同心同德、抗擊“非典”的可喜局面。
一位姓韓的同學在學校BBS上發了這樣一個帖子，上面寫道：
“自從學校的‘非典’預防小組成立以來，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非常及時的信息，這些信息給了我們多麼真實的感覺，就像我們都戰鬥在第一線上。學校的宣傳工作真的很到位。真要感謝這些老師、感謝我們的領導，我們也應該理解我們的領導！他們面臨的困難比我們要多得多！我們只要負責自己的事情，而他們要考慮很多很多，我們應當試着面對一切困難！
讓我們團結起來！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危難中，總有很多的事情讓人感動”
在抗擊“非典”的戰鬥中，最讓人感動的還是那些普通人、普通事。
在中央財大，我認識了一位令人尊敬的後勤集團代總經理，他的名字叫白錫生。
因爲後勤集團總經理意外感染上了“非典”，平時和他打交道的整個後勤集團從領導層到普通員工，有相當一批人前後被擊倒，整個後勤面臨即將癱瘓的境地。
怎麼辦？校領導想請57歲的總務處處長白錫生出來擔當重任。
有人開玩笑，這個時候來幹這危險的活兒，這個白錫生很可能就真的“白犧牲”了。
1964年入伍、1966年入黨的老白始終保持着軍人的戰鬥姿態。臨危受命時，他以平靜的語氣向組織處長表態說：“只要學校需要，我願意隨時待命，只要全校的師生都安然無恙，我個人的安危就算不了什麼！”
有人說，最早的管理始於軍隊。非常時期，白錫生想到後勤要起到“生命保障線”的作用，首要的就是要千方百計保證戰鬥力不減員。他對臨時工、正式工採取一視同仁的辦法，學校統一配發的藥品或衛生防疫用品，他那兒的臨時工一樣也不少。聽說有兩名臨時工也被病毒感染了，老白親自趕到醫院，及時送上學校的支票。有些地方的臨時工聽說“非典”便望風而逃，但在中央財大，臨時工隊伍卻軍心穩定，狀態良好，在抗擊“非典”的戰鬥中發揮着應有的作用。
4月24日下午5時，對“西塔樓”實行隔離的措施正式實施。在這最危險的時刻，好多人避之還猶恐不及，只見老白又帶着後勤集團的兩位同志趕來了。考慮到政府給每家每戶統一配備的米、面、雞蛋、食用油、水果等物品都還堆放在地上，被隔離的人又不方便來取，於是決定自己來幹。王國英、果建國兩位同志穿上防護服，把分發給各戶的東西分裝好，然後挨家挨戶送到每家的門前放好。就這樣，他們一直幹到晚上9時多。
何止是他們，那些爲學校師生防“非典”熬中藥自己手上卻長滿了溼疹的醫院大夫、那位冒着被感染的危險送學生去醫院的車隊隊長、穿上防護服主動到大興隔離基地爲同學服務的年輕教師、放棄個人休息時間每天晚上到紅果園BBS網站和同學談心的宣傳幹部……校園裏，每一個人都在爲抗擊“非典”做着自己的貢獻。
一位名叫張兆彬的女實習生，其勇氣和熱忱也很讓人欽佩。
“五一”節那天上午，我曾見她拿着本和我們一起在中央財大“西塔樓”隔離區採訪。起初我以爲個子修長、笑容甜美的她是某電視臺的記者。她羞澀地回答說，我不是記者，是人大馬列學院的。但是當時的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意識到她是一名實習生。真正地認識她，是後來讀到她4月26日寫給人大同學的一份電子郵件之後。
她在信中談了個人在“非典”時期的許多感受和看法，其中有一段這樣寫道：
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和疾病，任何人都會有恐懼的本能。在中央財經大學疫情爆發的最初幾天，我的恐慌決不遜於你們。我甚至想到過放棄，一個實習生沒有什麼職責在這個時候還要堅守崗位。然而，這種想法沒有持續多久就蕩然無存了。
促使我放棄這種想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感動。我深刻地體會到了教師身上所擔負的責任和重擔。財大第一批被感染的數名教師的辦公地點主要集中在辦公樓上。當嚴重的“非典”疫情的消息傳到財大的時候(4月14日)，辦公樓裏的所有老師都震驚了，原以爲只在傳言中才厲害無比的“非典”殺手，沒有想到竟如此迫近地、真實地發生在了自己的身邊。有過恐慌，但是爲了廣大學生的安危，那天辦公樓裏的所有老師都堅守在了自己的崗位，堅守在那幢被稱爲“瘟疫源”的辦公樓裏，沒有人藉故請假，臨陣脫逃。難道他們不知道“非典”的危險嗎？不是。難道他們不明白生命的可貴嗎？也不是。是強烈的愛心和責任心，讓他們忠於自己的崗位，忠於自己的職責。那天，我所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學生沒有被傳染就好”。從那天起，許多部門的老師都在超強度、高效率地工作。我所在的宣傳部的5名老師整日馬不停蹄地收集材料、整理材料、做展板、貼海報、寫通知，力求以最快的速度向廣大師生傳達學校的準確信息。第一天，我們工作到深夜12時，當我離開校園，辦公樓裏仍閃爍着盞盞燈光；第二天，7時下班，仍有很多老師忙碌着尚未離去；第三天，8時；第四天，9時……直到此時此刻，堅守在崗位上的老師還有很多。
我明白了，爲什麼“五一”節期間，張兆彬還像一個正式的戰士一樣堅守在宣傳部的崗位上。
我明白了，爲什麼危難之際總有許多東西讓我們感動———那是生命與生命相互依託、相互支撐而產生信任和力量。
在中央財大、北方交大，我找到了我所希望找到同時也是我最滿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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