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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抗擊“非典”的鬥爭付出的不僅有經濟代價，還有數倍於伊拉克戰爭中陣亡美軍官兵人數的鮮活生命。“讓我們帶着教訓，更好地活着。”每個中國人都該用心銘記這句發自內心的呼籲。
那些對疫情擴大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人，毫無反省，強詞奪理、文過飾非者倒是見了幾個。如果讓這樣一些毫無愧疚之心的人，在一片祝捷聲中輕輕鬆鬆地留在重要崗位上，中國此疫的“學費”真算白交了！
採用“學費”這個習用語務必訂正：這次抗擊“非典”的鬥爭付出的不僅有經濟代價，還有數倍於伊拉克戰爭中陣亡美軍官兵人數的鮮活生命，他們永遠沒有了明天，他們的親友將心中隱痛長留！華北首例輸入性非典患者徐麗(化名)劫後餘生，說：“讓我們帶着教訓，更好地活着。”每個中國人都該用心銘記這句發自內心的呼籲。
這些教訓是什麼呢？在摘去“疫區”帽子勝利在望，“後SARS社會重建”即將啓動的今天，我們該好好地想想這個問題。縱令此疫近期不會出現反彈，也要警惕SARS在冬季捲土重來，也要謹防萬一有新的疫種躡蹤而至。因此，我們向前看就不能醉心於祝捷慶功，而應着意亡羊補牢與曲突徙薪。
然而，我分明感到有些人將沿襲舊有的抗災模式，把“抗非”辦成一場“白喜事”。表彰“抗非”英模的歌已有了，舞已有了，戲劇、電影、電視正在緊鑼密鼓地製作；書出了，塑像豎了，有些地方正在籌議建抗非紀念碑、紀念牆；甚至爲疫區地方長官歌功頌德的“決策專家”之類桂冠也呈獻出來了……那些爲“抗非”作出重要貢獻的人們，理應紀念、謳歌、表彰，社會正氣永遠是我們抗疫的基本保證；但是，賞罰自古要分明，補苴罅漏更重要。
而我看到的是，那些對疫情擴大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人，毫無反省，更沒有像香港浸會醫院在當地傳媒向公衆“深切致歉”；強詞奪理、文過飾非者倒是見了幾個。上文提到的倖存者徐麗說，2月18日她從太原出差廣東前，母親爲她查那邊報紙，打電話到報界同行諮詢，父親查互聯網，得到的信息是疫情“沒那麼嚴重”、“沒有致命危險”。這些誤導人的信息是誰發佈的，請看2月12日那邊各大報紙，白紙黑字俱在，可迄今沒有人向徐麗及華北衆同胞說聲抱歉。那個廣東省疫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在明知此病有許多不明因素、已發生數十起醫護人員感染的情況下，妄言“醫生已有一套成熟的治療方案可以控制和治好該病”，還說“在美國，每年有560萬人患各種非典型肺炎……沒必要大驚小怪”。此人如今在幹啥？2月27日，徐麗住院期間，有醫生回答她丈夫“非典是衣原體感染”，“一般不會傳染”。這個貽害徐麗全家及北京衆多醫護人員並殃及數億國人的判斷，是哪些權威人士輕率提供給政府與醫療界並通過大衆傳媒作出公告的？僅做了兩例鏡檢，至少應有的科研三步驟才做了一步，就武斷判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爲衣原體”，並匆忙在權威媒體宣佈，且再三堅持己見的院士專家；還有他的行政主管，在一片“冠狀病毒”聲中，再三通過媒體向全國醫院推薦對衣原體有效的七種抗生素，他們該對疫情的擴大負什麼責任？他們的行爲，只是對科研人員應當寬容的試錯嗎？面對公衆的質疑，這位院士諉過於新聞媒體宣佈他的發現時沒有留有20%的餘地，輕描淡寫地“自我批評”道：“許多醫學研究者情緒浮躁，包括我們自己。”如果讓這樣一些毫無愧疚之心的人，在一片祝捷聲中輕輕鬆鬆地留在重要崗位上，中國此疫的“學費”真算白交了！
當然，作爲國民，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反省自我：我的生活模式對自己對社會負責嗎？是否固守不願分餐、喜歡扎堆等缺乏必要人際距離感的鄉土社會心理？等等。只有人人自省，洗手修面的同時洗心革面，我們才能洗刷華人一百五十年來蒙受的與髒亂相伴的羞辱。
作爲社會管理者，政府至少應在以下幾個方面吸取經驗教訓，更新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觀，打造嶄新的運動模式，而不能雨歇風過故態復萌。
一是加快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這點似乎已達成共識。但共識的口號不能自動化爲切實有效的行動。君不見，義務教育早有立法，年年有人呼籲增加投入，而兒童失學、教師欠薪照樣大面積存在？對此至少有兩點令人不放心：財政開支有多少透明度，預算由誰拍板？財力與人才資源向首腦機關所在地特別是大都會畸形傾斜的潛規則何時有根本性改變？
二是不僅加緊立法，填補法制空白，更着力創造有法必依的社會環境。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國就制定了傳染病防治法，隱瞞疫情的事卻時有發生，以致“非典”時期嚴令之下，仍有地方和單位隱瞞羣體發熱的疑似現象與集體中毒事件；野生動物保護法也不是沒有，穿山甲、巨蜥等珍稀野味仍有人捕獵有人承運有人公然烹食；哪座城市不是早有嚴禁隨地吐痰扔垃圾的法規，卻鮮有認真持久監督執法的。
三是樹立正確的形象觀，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做一個負責任而有尊嚴的國家。經濟實力與公共衛生設施比不上中國的越南，及早謀求國際合作而成功控制“非典”的經驗，值得我們虛心借鑑。我不知道，我國與國際社會的合作機制是否已順利建成且充分有效？
四是加快改革新聞管理體制與公共信息發佈制度。我贊成傳播學者喻國明與公共管理教授杜剛建等人的建議，要使新聞媒體真正肩負起“社會守望者”的職責，對於反對改革和壓制輿論的不稱職幹部要早發現、早幫助、早調整，要讓人民羣衆及時地、客觀地、充分地享有“知情權”。
五是不沉迷政府主導、“人民戰爭”式的既有社會動員模式，放手打造“大社會”。只有真正相信羣衆、依靠羣衆，大力發展和健全民間的社區、羣團等非政府組織，整個社會才能面臨危機處變不驚，應對有序，不致出現非典患者辦“千人宴”民工學生大逃亡、患者與疑似者小逃亡之類的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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