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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時期，有個很多普通人都沒考慮的問題：“那麼多上了抗非典一線的醫護人員，成了不能回家的高危人羣，他們下班後住哪兒？”這個問題，曾讓上一線的醫護人員擔心，也一度令北京市的政府高層人士頭疼。
58歲的範斌英知道答案，並且很清楚，因爲他是化解這份擔心和頭疼的人之一。非常時期，他任總經理的北京和平里酒店被徵用了，住進來的是地壇醫院的醫生和護士們。“據我瞭解，咱北京有60多家星級飯店被徵用，讓一線醫生護士休息。光地壇醫院一家，就徵用了附近的4家飯店。”範斌英說。
4月22日晚上，一個緊急電話開始了這家三星級酒店的非常經歷。“地壇醫院要用咱們酒店。”酒店員工報告。範斌英說：“我邊往辦公室趕邊想，這事終於來了。”臨出門，夫人關心地問：“你們接了這活兒，明天能回家嗎？”“不管回家不回家，這活兒都得接！咱不能掉鏈子。”
範斌英沒有隱瞞自己當時的想法———報上一再講，醫務人員是高危人羣。第一，我們接待高危人羣的員工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保護？第二，疫情這麼重，全體國民承擔，政府哪兒來錢？咱酒店該掙的錢看來是不能掙了。第三，咱酒店的任務輕不了，要做好長期準備，因爲地壇醫院的任務是長期的。”
連夜召開經理們碰頭會上，開到第二天凌晨4時，範斌英抽了整整一包煙。就在地壇醫院擔心能不能徵下來的時候，和平里大酒店開始做起了預案：空調怎麼開？牀單需要單鍋洗嗎？怎麼消毒？垃圾怎麼處理？餐怎麼供？怎麼防護員工？“對我們這家三星級酒店來說，這些太生疏了，都要一一考慮。”範經理說。
他說：“雖然從4月下旬開始，北京酒店業滑坡。可我們的生意還不錯，有個全國機牀展撐着，出租率在80%。地壇醫院的醫生進來時，機牀展的客人還沒有走淨。預案裏還包括，要把預定的婚宴退掉，這是我們的餐飲強項。”
4月23日晨，大家按預案行動：“該彙報的彙報，我們是國企，上級是新燕莎集團，屬於市商委；該打聽的打聽，看看別人怎麼準備的；中層等着聽通知。”“我們酒店管理層還成立了‘影子政府’，也就是第二梯隊。46歲的謝寶林副總先在一線盯着。萬一一套班子折了，後備的班子馬上要頂上。”他說。“下面的員工也分了一二三線。客房服務員、餐廳服務員、工程維修工是一線。爲了減少接觸，2／3的員工要回家待崗。留下的100多人，要求體質好、技能全面，因爲一個人要幹幾個人的活。沒有一個人問待遇。回家的，每月開400元工資；留下的，一線每天補助50元。因爲有輪休，平均下來也就是每人每月1000多元。”範經理說：“要求留下來的，寫了決心書，貼滿了食堂的一面牆。
“我要求，員工中，只要有體溫超過37度的，消息10分鐘內必須傳到我耳朵裏，15分鐘都不行。連我在內，一天量兩次體溫。我們只有做好，才能服務好。
“第一批醫生，好幾次說要來，但總是撤不下來，聽說他們連續工作了40多個小時。等我看到他們，臉色都很憔悴，讓人發自內心地心疼。我們的員工看了，都心疼。
“我們要讓他們的營養跟上，肉價漲了也得買。我還擔心食物中毒，這麼關鍵的時候，如果有10個醫生拉肚子，對我來說，這都是政治事件！
“護士節那天，桌子那麼大的蛋糕，是我看着做的。大夥吃得高興，有人脖子上、臉上都是，我們看着也高興。我知道，他們短暫放鬆一下，趕明兒又要上戰場。
“開始是租用，是我們在經營；現在不同，是政府下文件徵用。什麼是徵用？我理解，就是停止你酒店的經營權了，你的人員，你的設備都得拿出來，服從這個大局。
“徵用的文件說，政府會‘適當補償’，這四個字的意義很深呀。”他說。截至記者採訪時，地壇醫院墊付了70萬元給這家酒店，政府何時補，補多少，尚不知道。“儘管我們家底薄，是家企業，可我知道，這事兒是不能光算經濟賬的。”這位老總還不知道是否有稅收減免的政策。
“你們酒店住過一線醫生，擔不擔心將來影響客源？”記者問。他說：“這我不怕。我要看主流，不排除個把客人有想法。其實，客人主要是看你的服務。服務好，肯定有人來。當然，時間上會有個緩衝，但不會長。”
今天，這裏的工作人員邀請記者：“醫生這星期從我們這裏撤了。你到我們這來消夜吧，這兩天生意特別好。”記者進入地壇醫院一線採訪時，曾和醫生一起住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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