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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尋密接人羣足跡遍及各區縣-一項調查剛完立刻投入新的調查-炎熱夏日全副武裝捂出一身汗水
在非典疫情暴發之前，人們對“流調”這個詞的瞭解基本是一片空白，就是在抗非戰役已經取得重大勝利的今天，大多數人對流行病調查這支爲切斷非典傳染鏈條發揮了重要作用的“特種部隊”也不甚瞭解，所以真正採訪過他們之後，記者更覺得他們是抗擊非典的幕後英雄。
前段時期，東北某市一家三口死於非典的故事給人印象非常深刻。據當時的媒體報道：非典疫情流行期間，東北某市的一位老太太患病住院，正好和一位從北京來大連出差的發熱患者同住一個病房。後來這名來自北京的患者被確診爲非典。負責流行病學調查的工作人員立刻對這位老太太進行隔離調查，追問其家裏還有哪些人到過病房。但是對流行病學調查和隔離措施極度恐慌的老太太家人，死守和非典患者的接觸真相，結果很快這位住院的老太太出現發熱症狀，後被確診爲染上非典。隨後，曾到醫院護理過老太太的其大女兒、二女兒、二女婿全部被確診染上非典，最終一家四位患者除老太太外其餘三人全部病死。
這個悲慘的故事不僅說明了在非典流行期間不服從醫療機構的指揮將會造成無法彌補的嚴重後果，也把一支抗擊非典的特種部隊———“流行病學調查人員”帶進了人們的視野。
-政委成了半個“偵察兵”
在非典流行期間才見之於報端的“流調”一詞，說白了就是某處發現非典疑似患者或確診患者後，有一批人員馬上撲過去，對患者的患病經過和期間接觸過的所有人員詳細調查，上線查清患者的病源從何而來，下線找到患者得病前後所有密切接觸過的人員，對這些人員隔離觀察切斷疫情傳播的鏈條。
非典疫情在北京暴發之後，由於駐區大醫院多、人口密度大、人員流動量大而使確診非典患者數量高居各區縣之首的海淀區，立刻成立了一支200多人的流行病調查防病大隊。4月26日，原海淀區人防辦主任康建民臨危受命擔任了該大隊的政委兼書記。這位有着33年軍齡的部隊轉業幹部，把200多人的區“流調”防病大隊分成了先鋒隊、主力軍和智囊團。而他自己又像回到了做軍人時的戰場上，只不過在這場特殊的戰鬥中，康政委扮演了一名偵察兵的角色。
5月7日“流調”大隊接到信息：一名廣東東莞的民工來北京打工，該民工8日出現發熱症狀，9日住進海淀醫院，很快被確診爲感染了非典。爲了防止疫情擴散，必須儘快查清該患者入院前的密切接觸者，迅速切斷傳染鏈。
接到疫情通知，康政委立刻帶領幾位已經多日沒着家，連續作戰、極度疲勞的“流調”隊員，穿上隔離衣，戴上防護鏡、口罩、帽子、手套衝上了隨時待命的“流調”車，直奔患者所住的醫院。
到了民工患者所住的醫院，康政委等立刻進入非典病房，詢問這名患者患病前居住在哪裏，都接觸過什麼人。但是剛來北京本來就對環境不熟悉，又對非典病情恐懼到極點的這名民工一問三不知，嚇得已經記不清自己打過工的工地名稱和都去過哪裏、接觸過什麼人。病人的病例上只有“清河小營”的字樣。
康政委當即決定，不能死等患者打消顧慮或是回憶起接觸過的人員，必須派隊員分頭到病人有可能去過、住過的地方查找，迅速控制傳染源。
幾個小時過去了，一天的時間過去了，康政委帶領“流調”隊員先後查訪了清河地區的清河街道、西三旗街道、附近的東昇鄉，但是這名非典患者的“接觸背景”調查毫無進展。康政委又求助於區建委查訪了清河附近的5個工地，還是沒有找到。最後在海淀區防治非典指揮部的協調下，動用了海淀公安分局的警力幫助查找，終於在第二天凌晨1點，查出該患者的具體居住地是海淀區四季青鄉的籬笆房村，和該患者病例上的“清河小營”差出了幾十裏地。
-爲一個患者跑遍四城區
崇文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是該區非典流行期間“流調”隊員們的大本營。在這裏，記者瞭解到“流調”隊員爲了查清一個非典患者的密接人羣，找遍北京四個城區的故事。
那天，該“流調”中心的宋大夫去醫院瞭解一位83歲的非典患者的密接人員情況。老大爺年歲大了耳朵不好使，宋大夫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查清大爺患病前都和哪些人有過接觸。
宋大夫從地壇醫院回到疾控中心已是晚上9點半。她晚飯沒顧上吃，又心急火燎地向中心負責人彙報“流調”情況。原來這位老大爺患病期間，5個兒子都看護過他，加上和大爺接觸過的醫生、護士、護工、保姆不下十幾個，從當時的居住地看，至少分散在北京的四個城區。瞭解到這一情況，中心的人員也都顧不上休息、吃飯，打電話的打電話，決定開車出去查訪的已經衝向車門。他們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所有和大爺有過接觸的人員或是隔離觀察、居住地嚴格消毒，或是通知其他區採取措施。
說到非典時期“流調”工作的特殊經歷，崇文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流調”隊員每人差不多都能講出
幾段故事。由於每天的工作都是直接和非典患者或疑似病人近距離接觸，所以隊員們外出執行任務時都要用密不透風的隔離服、口罩、雨靴、手套全副武裝。五六月的氣溫有時達到了30多攝氏度，捂上這身“行頭”沒動窩有時就是一身汗，還不要說隊員們外出執行流調任務經常是在炎熱的太陽地。
據瞭解，就是在非典疫情已經有所緩和的5月3日一天，崇文“流調”中心的隊員們，就用了126套防護服，出車幾十次。
-過度勞累突然失聲
非典在北京流行兩個多月來，“流調”隊員們的事蹟見之於報端的並不多。這並不是他們的任務不艱鉅，工作不出色，而是他們做得更多的是默默無聞的幕後工作。
下面記者只摘錄幾段海淀區“流調”大隊在抗擊非典過程中的平凡小事，來見證這支隊伍的無私奉獻和崇高精神。
4月26日清晨，鐵路總院出現了最新疫情：一名女大學生被確診感染非典。接到消息的隊員們揉揉佈滿血絲的眼睛立刻穿上防護裝，跳上時刻待命的消毒車。
20分鐘後，承載三個小組和消毒設備的車子停到了鐵路總醫院門口，“流調”工作迅速展開。正在醫院裏緊張忙碌的醫護人員，無暇顧及“流調”隊員索要患者病例的要求，隊員李樂平毫不遲疑地進入病房，在離病人只有兩三米的地方，從容填寫調查表，詢問病人患病時間、家庭情況、密切接觸者都有誰。一個病例的調查剛完，又一例“非典”患者被送了進來，李大夫顧不上乾渴的喉嚨已經快說不出話，繼續對新的病人進行新一輪調查。
當北京的非典疫情出現蔓延的趨勢時，剛剛成立的海淀區“流調”防病大隊只有11個人。海淀區疾控中心的老消毒科長靳凱歌身先士卒成了第一批“流調”隊員。人手緊，她又當隊員又兼司機。幾天後隊伍增加到70多人，由於是間接被隔離者，隊員們全部吃住在三間辦公室裏，吃飯輪流上桌子，睡覺找個地方歪一會兒。
處理過海淀區第一起非典疫情的張澤生大夫，是在防疫站疾控科戰鬥了27年的老隊員。抗擊非典期間，每天都和非典患者打交道的張大夫本身也是個病號。嚴重的腰間盤突出，曾使他臥牀半年，勉強上班後一站時間長了就痛苦異常。1999年張大夫還因右眼視網膜脫落，手術後導致失去了右眼。但是非典疫情發生後，這位老隊員表現出了堅強的意志和崇高的品質。
在北醫三院的一次工作中，他一站就是6個小時，腰疼得實在受不了時，他只能蹲下去歇幾分鐘起來再堅持工作。在北醫三院去世的一位非典患者是一位回民，按照民族習慣，死者家屬希望把屍體拉回去土葬。張澤生苦口婆心地講傳染病必須火化的道理，不急不躁，最終說服了死者家屬。
秦安莉是再有兩年就要退休的老疾控科長，疫情最嚴重時，她連續工作了40多個小時。4月14日，秦安莉去給全區70多個單位做培訓，課堂上她突然失聲說不出話，只好暫時安排學員看幻燈。
-老專家三種降壓藥一起吃
“流調”防病工作一方面危險、艱苦，另一方面技術性又很強，對專業要求很高。在抗擊非典疫情的幾十個日日夜夜，一支由防病專家組成的“智囊團”，也默默無聞地做了大量制定預報標準、分析疫情走向、提出防疫措施的工作。這些專業水平高深、技術精湛的老防疫工作者，在黨和人民最需要的時候，做到了把他們掌握的所有知識、技術和心底的深厚情感，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人民。
爲了拿出《疫情預測預報》方案，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專家組成員冒着年歲大、抵抗力弱易被感染的危險，多次深入到非典患者中間實際調查。白天瞭解疫情發展趨勢幫助培訓“流調”隊員，晚上專家們聚在一起分析疫情，爲政府提供疫情防治的意見、建議。
50多歲的防疫專家王炳才患高血壓多年，抗擊非典期間他一直邊吃藥降壓邊工作。一般人一次只吃一種降壓藥，但是過度勞累的王醫生要3種降壓藥一起吃，才能把血壓降到能正常工作的狀態。按醫囑降壓藥只能一天吃兩次，但是爲了堅持工作，他一天偷偷吃三次。看到50多歲的老專家實在太累了，單位安排他去休息幾天，但是他堅決不下火線，只是簡單地撂下一句“活兒太多走不開”，就又一頭扎到了工作中。
在瞭解北京上千名“流調”隊員，上下一心、嚴防死守抗擊非典的過程中，記者聽到了太多太多感人肺腑的人和事，但是由於報道的篇幅所限，我們只能記錄下其中的很少一部分。但是我們相信，在北京抗擊非典疫情的歷史豐碑上，黨和人民會爲這支特別能戰鬥的“流調”之旅記上光輝的一筆。(文中部分資料取自海淀區委《海淀報》相關報道，特此感謝)
建築企業投入千萬元爲民工保健康
數字裏的羣防羣控
據瞭解，作爲本市大型用工企業，非典疫情期間，北京城建集團、北京建工集團等建築施工企業把工地上的60多萬民工的生活和健康擺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分別投入上千萬元，全面改善他們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生活條件。其中，建工集團在北京天文館新館、天天家園等工地還做到了每間民工宿舍限制在8至12人，讓民工下工後都能洗上熱水澡。建工集團負責人給記者算了一筆賬，非典以來，他們僅用於改善民工住房條件的直接投入就達到1500多萬元。共拆除大通鋪3159個，購置新牀鋪32146張，新建盒子房1160個，改建宿舍1974間，購置新牀單被褥等約4萬件。
另外，在抗擊非典期間，大興區爲了加大對建築工地的管理力度和外來務工人員防控非典知識的普及力度，先後印製了5萬多張抗非典愛心服務卡，送到全區276個工地的建築工人手中。卡上印有發燒病人的就醫指南和區內的區人民醫院、仁和醫院、紅星醫院三個發熱門診的電話，以及各鎮、社區“發熱巡診”的24小時熱線服務電話，使各施工工地內的務工人員全都瞭解到發熱病人的就醫流程，避免交叉感染。同時，還爲全區的建築工地專門配備了兩輛醫療巡診車，統一配備了醫務人員、醫療器材和藥品。
北京市疾控中心信息統計組B組組長高燕琳
工作從子夜開始
最近，北京市的非典疫情逐漸歸於平靜，但是走進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信息統計組B組組長高燕琳仍然在辦公室裏忙碌，“現在是病人大批出院的時期，所以我們的數據統計工作也得跟上才行。”
從非典疫情警報響起，本市的信息統計系統就開始高速運轉起來。各區縣疾控中心每天都會在夜裏12點之前把屬地各醫院的報告卡傳真到市疾控中心，由信息組的工作人員仔細地錄入，把所有病人的情況全部輸進數據庫中，最多的時候每天有上百個病人，光錄入工作就得一兩個小時。信息組的工作人員負責把每天新的數據與總的數據庫進行覈對，進行查重，把重複的人挑出來，再把另一部分做新的錄入，新發、轉確診、出院、死亡等各種情況都要統計清楚，然後出具每日市民看到的新統計報表。
高燕琳介紹，做這項工作，時間要求非常緊，因爲每天的工作都從夜裏12點開始，前一階段新發的病例多，後一階段則是出院的病人多，都一直要工作到早上7點，才能把報表弄好，7點半前送到市政府，好向全體市民公佈。
雖說是夜裏統計數據，可是白天也沒法休息，因爲數據一公佈，就要不停地給各區縣疾控中心的人員解釋數據差異的問題，因爲當時病人的統計方法各不相同，所以各個中心之間掌握的情況不盡相同，需要解釋的地方很多。非典和其他的疾病不同，有很多的變數，每天出現的疑似病例、疑似轉確診、出院、死亡、排除病例相當複雜，病人中還有不少重名重姓的，爲了一個病人都要在整個庫裏查對。小高說，能夠準確上報疫情數據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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