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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爲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我們黨指導思想上的又一次與時俱進。要在全黨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不斷增強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就必須進一步深化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內涵的認識，使全黨在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學內涵的把握上達到新的高度。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具有完整理論體系的黨的指導思想
從理論體系的特徵及其形成的要求來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完全符合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的全部特徵和形成要求：它回答新時期如何建好黨、執好政這樣的時代課題，以解決在新的形勢下“什麼是黨的先進性、如何永遠保持黨的先進性”這一建黨執政的根本問題爲出發點，形成了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既有內在繼承、又有重大發展的獨特的理論視角和邏輯結構，使我們党進一步深化了對人類社會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和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在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過程中把黨建設成爲堅強的領導核心。正因爲“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這樣完整的理論體系，因此十六大把它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爲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解決建黨執政歷史課題的理論體系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繼鄧小平理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後，通過進一步加深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性認識，特別是重點回答和解決“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歷史性課題，形成的建黨執政的思想理論體系。它以解決建黨執政的歷史課題爲取向，着眼於在新形勢下堅持黨的先進性的根本要求，以“三個代表”的基本理念爲核心，以一系列相互聯繫的重要理論觀點爲內容，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形成了新時期建黨執政的理論體系。它的體系結構至少包括以下要點：(1)執政地位論；(2)執政本質論；(3)執政目的論；(4)執政條件(資格)論；(5)執政意識論；(6)執政權力論；(7)執政責任論；(8)執政要務(任務)論；(9)執政目標論；(10)執政方略論；(11)執政方式論；(12)執政制度論；(13)執政環境論；(14)執政基礎論；(15)執政能力論；(16)執政人才論；(17)執政考驗(風險)論；(18)執政創新論。這一體系結構，立足於“我們黨已經從一個領導人民爲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爲一個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一個受到外部封鎖狀態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爲在全面改革開放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着眼於“建好黨”和“執好政”這兩大歷史使命，傳承於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鄧小平理論，側重於在執政條件下“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和“如何通過建設好黨鞏固執政地位、完成執政使命”的理論主題，彰顯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爲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重大發展。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逐步形成的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過程，是從江澤民同志以及第三代領導集體十三屆四中全會受命於第二代領導集體之時，就已經開始的。2000年2月，“三個代表”這一具有極大創新性和包容性的理念的提出，標誌着“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正式形成。對於這一結論，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分析。
首先，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解決的時代課題凸現的時間分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解決的時代主題，是我們黨取得政權、並且經過長期執政以後，如何建好黨、執好政。這一歷史課題應該說在我們黨取得全國政權以後就已經出現了，但十分突出地凸現出來，是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後的事情。當時，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出現，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蘇聯東歐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國內隨着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經濟、政治、文化生活中許多深層次的矛盾日益凸顯出來；黨內黨員、幹部隊伍構成發生了很大變化，如何進一步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這些新考驗，歸根到底，就是我們黨能不能始終保持先進性和旺盛活力，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爲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爲堅強的領導核心，就是如何建好黨，執好政。這是時代向我們黨提出的課題，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執政之初就面對它，在整個執政過程中都在不斷思考它。
其次，從鄧小平的政治遺產和政治交待分析。鄧小平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特別是鄧小平理論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爲我們黨建設好黨、執好政解決了政治路線和根本道路問題。但任何偉人都只能夠解決歷史條件所允許解決的問題。當時黨中央主要負責人“一手硬、一手軟”的做法，更是釀成了嚴重後果。鄧小平深深看到了這些，所以他在後來稱之爲對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政治交待的一系列談話中反覆叮囑：“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鄧小平的這些政治交待，使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一開始就對這些問題引起高度重視。
再次，從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實踐和理論創新的歷程分析。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審時度勢，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過程中，圍繞如何建設好黨、執好政不斷推進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從十三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切實做好幾件人民羣衆普遍關心的事情，到世紀之交中共中央決定用三年時間開展“三講”教育活動；從1989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到1994年9月十四屆四中全會提出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從江澤民同志擔任總書記之初強調要“永遠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到2000年2月提出“三個代表”的重要理念，中間經過了從實踐到認識、又從認識到實踐的長期的艱難的探索，經驗在不斷積累，認識在不斷深化。最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產生了思想認識的飛躍，以“三個代表”這一理念，高屋建瓴、提綱挈領地把新時期建黨執政的理論體系統領起來，取得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三次飛躍。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定爲黨的指導思想是歷史邏輯的必然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被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確定爲黨的指導思想，這決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國共產黨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向前推進的必然產物。“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定爲黨的指導思想的必然性，深深蘊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邏輯之中。
每個深刻變革的時代，都要有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反映該時代本質要求的理論思考和理論體系。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在新世紀新階段，江澤民同志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大趨勢，以深邃的歷史眼光審時度勢，洞察到我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是在生產力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到一定階段出現的，認識和解決這些新情況、新問題，必須深刻認識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矛盾運動的歷史階段性特點。這就高瞻遠矚，鞭辟入裏，清晰地把握住了歷史發展的方向和邏輯，在紛繁複雜的現象中抓住了問題的本質。而我們黨是執政黨，黨的地位和作用，決定了在當前中國所有要解決的問題中，“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具有最重要的意義。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政治、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深層次矛盾就會迎刃而解。從這個意義上講，解決“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成爲繼鄧小平同志初步解決“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之後的一個時代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能否解決這個問題，關係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最終能否成功。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這一時代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第一次作出了深刻的系統的回答。這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就以回答執政黨建設的根本問題爲出發點和突破口，以解決新時期建黨執政歷史任務爲主題，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進程，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最新的重大成果。我們黨將這一成果寫上黨的旗幟，對完善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以及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對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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