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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春夏之交，日本國會通過了《有事法制》，成功地發射了間諜衛星，擁有獨立的軍情繫統，同時又加緊研製開發反彈道導彈系統。這是日本國家方向上一系列重大事變的延續。我們到底如何認識這一變化？
《有事法制》與日本在軍事上的冒進舉動說明，日本離10年前確定的“正常國家”目標已經不遠。有了《有事法制》，日本就是一個更加“正常”的國家了：一個不僅靠經濟實力(世界第二)，同時也靠軍事實力的世界大國。
與當年日本主要靠其驕人的經濟成就獲得國際地位不同，人們可以舉出一系列例子(特別是九一一事件後直到現在)說明，今天的日本越來越傾向於使用武力(儘管今天的使用武力與過去不同)，來尋求其在國際上的更大的表現與更大作用。二戰後一直讓多數日本人驕傲的《和平憲法》、和平主義似乎即將走入歷史。
《有事法制》是日本對其“國家利益”的重新定義，它向在和平狀態下生存了大半個世紀的日本國民，特別是青年日本人發出信號：請準備着再次爲日本國家而戰鬥與犧牲。由此，日本不再是個傳統的“和平主義”國家。
從日本國內政治來看，日本公衆還沒有爲這樣一個使用武力的“正常國家”做好準備。換句話說，因爲國家利益定義的主觀性與其反映統治精英意志的屬性，日本公衆並未準備好重新爲日本的“國家利益”而獻身(如同他們的前輩在20世紀前半葉那樣)。
民主觀念深入、具有國際視野的日本民衆理解的國家利益與日本政治精英理解的國家利益是有出入的。如果出入很大，或者說，精英定義的國家利益如果獲得不了民衆多數的認同、贊同、支持，那麼，精英的政治計劃就要擱淺，他們提出的“國家利益”意識形態並不能把握大衆，起到社會動員的作用。
主張日本重新使用武力的政治勢力深知這一點的重要性。在民主制度下，如果不能獲得公衆的支持，日本精英的“正常國家”目標難以實現。然而，冷戰後全球政治，特別是美國的超一流地位之“天時”，東亞國際政治格局急劇變化的“地利”，日本國民逐漸擡頭的新民族主義之“人和”，使得主張廢除和平主義、興軍事力量的“正常國家”論者大行其道。
美國作爲君臨世界的“惟一的超級大國”不斷加強其在東亞地區的“存在”。而日本是美國在東亞軍事存在的主要依靠。美國對日本的戰略地位與作用寄予很大希望，鼓勵日本在東亞安全上發揮更大的作用。這爲日本借美國之軍力而改變其國家目標提供了國際政治的基本環境。
中國的崛起改變了東亞地區國際格局。日本對中國的崛起深感不安，“中國威脅論”在日本難以退出“市場”。可以說，日本的新民族主義出現的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崛起。一些日本政治家堅定地認爲，只有靠軍事力量才能平衡中國的崛起，支持日本的國家利益。除了經濟上“熱”(也不是沒有問題，比如貿易爭端)外，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政治與安全關係問題叢生，“冷”氣控制。
朝鮮問題在最近5年的惡化，在大衆傳媒的時代，日本國民在虛擬空間“切身”感受到一個擁有核武器與導彈攻擊能力鄰國的“安全威脅”，可以輕信日本必須“安全自救”(“先發制人打擊”朝鮮)的右派政策主張。
日本是否重新武裝、武裝到什麼程度，最終取決於日本公衆的選擇。日本的民主制度是難以動搖的。日本右翼政治勢力採取軍事手段保衛日本國家利益的論調是對日本二戰後紮根的民主制度的一個大考驗。如果日本國內民主機制支持日本的重新武裝，那麼，在民主基礎上(日本選民負責)使用武力的日本比二戰時在天皇與武士基礎(日本天皇與武士負責)上更具有國內正當性。
當前，主張使用武力維護國家利益的日本政治力量正在做着“民主化”其理念、計劃的工作。這次《有事法制》在日本國會的壓倒性通過，是日本右翼在上述天時地利與人和下取得的一個勝利。它意味着日本《和平憲法》實際上更進一步空洞化，日本的國家方向發生了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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