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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共識”是一個深刻影響過去十幾年的世界形勢，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形勢演變的重要術語。它幾乎成了經濟全球化的另一種說法。然而，進入新世紀，“華盛頓共識”江河日下，風光不再，甚至幾乎垂死。
冷戰剛結束前後，以華盛頓爲組織總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向許多發展中國家及經濟轉軌國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經濟改革政策。它一般包括三大內容：“財政緊縮、私有化、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這種政策建議得到美國財政部和華爾街的大力支持，在20世紀80年代末首先在拉丁美洲推廣開來。
“華盛頓共識”的原義和後來的引申義略微不同。曾擔任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是這個術語的始作俑者。爲了兜售他的政策建議，威廉姆森對“華盛頓共識”的定義是：“由華盛頓爲基地的機構設計給拉丁美洲國家的各種政策建議的最低公分母”，即財政戒律、謹慎的公共開支方向和供給方面的稅收改革。威廉姆森之後，“華盛頓共識”更加深入人心，更加具有廣泛的意義，一直演變成爲國際金融機構與全球金融勢力的時髦意識形態，那就是金融大亨喬治·索羅斯所稱的“市場原教旨主義”。
1997年東亞數個國家爆發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衝在“援助”這些國家的最前列。不過，該組織爲這些危機國家開出的唯一方案是“華盛頓共識”，即按照全面市場經濟的要求改革經濟，否則，它就拒絕向危機國家提供貸款。儘管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分青紅皁白的條件感到苛刻，國際上出現了一些批評國際貨幣基金處理東亞危機的聲音，但是，多數東亞危機國家還是同意基金組織全面捲入其經濟改革進程。
6年多過去了，世界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冷戰後持續10年的美國“新經濟”繁榮時代終結。“911”恐怖攻擊事件改變了美國政府的日程，刺激經濟復甦讓位於國家安全與反恐戰爭。一個個大的全球性金融、財政、會計醜聞相繼暴露。而在一系列發展中世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市場化方案不斷出現大的問題，處處碰壁。在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推動下，這些國家一個個逐步走上了尋求符合自身發展與改革要求的道路。
馬來西亞本來在金融危機期間就拒絕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方案。泰國則在危機後探索新的發展道路，大力支持農村地區和小企業的發展。這兩年來，泰國經濟增長速度是東南亞最高的，達到5%左右。受金融危機打擊最大的印尼決定停止向基金組織貸款，顯示這個東南亞最大國家的經濟形勢好轉，而金融風暴後的國家信心基本恢復。韓國早早地還清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鉅額貸款，走上新的發展道路，而基金組織則承認當初在處理韓國危機上的失誤。
拉美國家是“華盛頓共識”的最初試驗區。在其中的一些國家，該“共識”曾經取得非凡的成就。然而，拉美國家卻積累起成堆的經濟、社會問題，導致最近阿根廷和巴西等接近經濟崩潰的邊緣，社會動盪加劇，接着而來的政局變動都把一些矢志革新的政治人物推上歷史旋渦的中心。勞工出身的巴西新總統盧拉一反完全市場化的做法，強調改革、發展的社會方面，其政策明顯向廣大普通人民的基本需求傾斜。
從1999年以來，世界範圍內爆發了所謂“反全球化”運動。該運動實際上是抵制“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呼籲市場化不能以社會分化爲代價，經濟與社會、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應該相互協調發展。反全球化運動在“911事件”後一度沉寂，但很快又恢復了其活力。比如，以南美爲中心的“世界社會論壇”與以歐洲爲中心的“世界經濟論壇”的調門不同，後者也不得不探討如何擁有一個更均衡的全球化這樣的關鍵問題。
在“華盛頓共識”逐步走入死衚衕，一系列批評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大。前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提出了“後華盛頓共識”(post-Washington Consensus)的概念，在一系列重要論著與演講中批評不顧社會不滿的市場經濟全球化，號召超越“華盛頓共識”。今年在法國舉行的“八國集團”會議更是呼籲“負責任的市場經濟(全球化)”。
過去幾年，許多世界性的“共識”似乎都已經終結。保護世界環境的《京都議定書》由於美國的反對而半死不活；大西洋聯盟(“共識”)對未來世界的治理原則發生重大分歧，一個要單極的美國化世界，一個則要多邊協調的“全球治理”世界。“華盛頓共識”不過是這些已經死亡和還在垂死的許多“共識”中的一個罷了。
替代“華盛頓共識”的似乎是所謂“三G”政策，即美國摩根·斯坦利投資管理新興市場部主任、經濟學家拉馬柴德蘭(Narayan Ramachandran)所概括的“讓增長持續”("get growth going")。
“三G”政策是否可行，目前下結論爲時尚早。但是，“華盛頓共識”的過時，卻是清楚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探索新發展戰略的時候，有必要理性回顧、反思和總結“華盛頓共識”。斯蒂格利茨就明確指出，這個共識“是不完全的”，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誤導的”。對改革中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市場機制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不可能是萬能的，而必須善於把找到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新戰略：讓增長可持續，讓社會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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