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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等於能力，學歷越高能力也越高”的假設成立嗎？
-比單純識別和引進人才更重要的是人才產生和發揮作用的制度環境。
-在今天，政府部門需要做的是營造人才產生和發揮作用的制度環境，而不是用紅頭文件去規定以學歷等級劃定的人才識別與待遇的統一標準。
在我們的人才市場上，學歷的作用已經超過了一些發達國家。時下，許多行業都在提升所需人員的學歷要求。早年用中專、大專、本科學歷可以找到的工作，現在則非碩士、博士、博士後不可了。有學人用經濟學的語言將此表述爲：由於在市場上，存在着人才供需雙方的信息非對稱，面對衆多的求職者，用人單位往往分不清何人具有何種能力，爲了避免出現逆向選擇，所以要藉助求職者發出的學歷信號作爲標識物。然而，此言的成立有賴於一個假設的成立：學歷等於能力，學歷越高能力也越高。
不過，不僅在現實裏常有與以上假設不符之事，而且，如此專業的說法並不能解釋，爲什麼在我們這裏———在每單位人口中大學生的數量大大少於發達國家的國情下，學歷在求職中的作用卻早已超過了一些發達國家？其實，真正的原因不在於信息非對稱，而是在於身處市場經濟的時代，許多政府部門還在使用計劃經濟式的辦法，即用政府作規定將學歷與人才畫等號，再以行政手段推行待遇與學歷高低掛靠的各種規定，從應聘資格、上戶口、定職務、薪酬、住房、晉級到進開發區、註冊公司、獲得貸款、稅收優惠、獲公司股權甚至於子女的某些待遇等等，由此便產生了我們社會特有的追逐學歷現象。
多年來，學生中考、高考的應試負擔未曾減輕。現如今，這一負擔又擴展到了大學本科生們的身上。往日家長、學校對中小學生灌輸的“考不上大學就沒有出路，沒單位要，就得失業、下崗”的說法，早已在大學校園裏“升格”成了“考不上研究生就沒有出路”，而且在繼續漲行市爲“要不上個博士就沒地方要”。看看那各行各業、各個單位招聘的學歷要求，全在一個勁兒地拔高。無論大小機關、行政部門、教育、研究部門、企事業單位，還是公司職員、做貿易的、搞文祕的、搞街道工作的，中專、大專早就不要了，大學本科也快不行了，非研究生以上不可。在許多單位裏，高學歷(而不是高業績)已經成了拿薪酬、提職務、評職稱、分房子的基本依據。這就使得大批的即使沒有專業潛質或興趣、只想從事普通工作、大批並非在攀登科技最高峯的人員也要拼命往上考，也正是出於對文憑不升高就難以升職、就得下崗的擔心，讓許多在職者和官員們追求學歷升格的願望遠高於做好本職工作的願望，進而又使得在社會上由人工僞造的和由學校賣出的假文憑長盛不衰。
將發達國家的招聘廣告同國內做個對比可以發現：那裏的人員招聘中沒有政府部門的統一規定，也沒有我們國內所不可缺少的學歷要求，有的只是各式各樣詳細而明確的工作要求。這表明，那裏的招聘者要求的只是能力和潛力，應聘者不管學歷如何，重要的在於能做事情，能否任用且日後能否升職的決定性因素是工作能力和業績。那裏，一方面有一大批未上過大學的成功企業家；另一方面也不乏雖得到了當年排名頂尖的MBA文憑卻找不到工作的失業人員。分辨人才靠的是市場，只靠不斷升高的文憑才能謀職、升職的事情卻不多見。
看看我們這裏，凡在政府部門規定以及受到其影響的地方，不知是爲了做好工作，加速趕超，還是隻爲炫耀一把，各行各業、各種崗位都來比着提升人員的學歷要求。此等用人的學歷要求漲得不僅高過了當年的瓦特、愛迪生，也比當今的比爾·蓋茨和去年獲得諾貝爾獎的就職於日本一家小型製作所的工程師高出數檔。而因道德水準差、實際能力和發展潛力低下又難以淘汰的有文憑者給工作造成的損失卻很少有人關注。
照此追逐高學歷的速度，或許用不了多久，在我們那保持世界最高學歷要求的招聘廣告上，不知會不會在招打字員還是別的什麼員時，將赫然註明：只招博士後學歷者，海歸的優先，博士學歷免談。屆時的應聘者們能比現在的長多少能耐雖不好說，但再叫“男孩兒”、“女孩兒”肯定不太合適了。(這麼一大羣戴着深度近視鏡或花鏡、奔四十才找工作的人，該稱大男大女了。)只是那時短缺的技術工人、維修人員可能還得從外引進。而諸如倪志福、陳景潤、培養出世界冠軍的胡鴻飛教練、優秀檢察官方工、優秀售票員李素麗這樣的人才更無法脫穎而出。這就導致了社會另一層面意義上的“由信息非對稱而產生的逆向選擇”。
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比單純識別和引進人才更重要的是人才產生和發揮作用的制度環境。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既能讓有較高文憑亦有能力者，又能使只有較低文憑但確有能力者，以及能通過各種形式學習不斷增加能力的勞動者都有發揮才幹的機會，並取得成功。人才的分辨是依靠各個獨立主體的自主選擇及對選擇結果的對等負責，同時，能通過市場機制，不斷識別和淘汰各個領域的“南郭處士”。在今天，政府部門需要做的是營造這樣的制度環境，而不是用紅頭文件去規定以學歷等級劃定的人才識別與待遇的統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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