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解放軍報刊登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遲浩田的文章,回憶了張愛萍的幾件小事,稱讚張愛萍爲人頂天立豪氣逐風雲。
遲浩田文章全文如下:
張愛萍同志逝世後,我沉浸在無盡的悲痛與哀思之中。愛萍同志是我黨的優秀黨員、我軍的卓越領導人,也是我的老首長。戰爭年代,他出生入死,屢建奇功;和平時期,他歷經磨難,卓有建樹,爲國防和軍隊建設,特別是爲國防科技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才華橫溢,文武兼備,膽識超羣;他光明磊落,一身正氣,剛直不阿。他的高風亮節,堪稱楷模。愛萍同志逝世後,負責殯葬的一位老師傅講,愛萍同志的遺骨十分堅硬,真像經過千錘百煉。不知作爲物質的人體與精神品格之間是否有必然聯繫,但愛萍同志確有鋼鐵般的意志、松柏般的風骨和大海般的胸懷。
愛兵勝兄弟
我和愛萍同志初次相識是在50年前。當時他是華東軍區暨第三野戰軍參謀長,我是華東軍區所屬某團政治處副主任。
1953年7月的一天,上級通知我團,張愛萍參謀長要來視察工作。聽到這個消息,團領導既高興又緊張。高興的是,上級首長親臨視察、指導工作,必定會給我團的工作增添新的動力和活力,使我們這個曾榮獲“濟南第一團”稱號的英雄團的建設更上一層樓;緊張的是,聽說張參謀長以治軍嚴格出名,我們的工作不知還存在哪些薄弱環節。由於我多次出席過上級召開的英模會,幾位團領導認爲我見過大首長、大世面,就問我應當怎樣迎接首長的檢查。其實,我心裏也沒有底,因爲在此之前我只聽說愛萍同志智勇雙全,是我軍的一員虎將,又擅長書法,還會寫詩、照相,此外,對他的性格特點一無所知。隨着愛萍同志的到來,大家的擔心和顧慮就煙消雲散了。
愛萍同志來到我團後,並沒有先到團部,而是直接到班裏看望戰士。我和幾位團領導趕到時,他正和戰士們聊天,那個熱乎勁,就好像是親兄弟。他逐個詢問班裏的戰士是哪裏人?對部隊生活是否習慣?連隊的飯菜是否合口味?有一個戰士是浙江人,說話口音不好懂。愛萍同志就讓他把自己的名字寫下來。小戰士遇見大首長,心情格外緊張,恰巧鋼筆又不出水,越發着急起來。越着急,手抖得越厲害,額頭上的汗珠滴落到紙上。愛萍同志一看,原來是筆尖堵塞了。他讓戰士打來一臉盆水,親自動手把鋼筆清洗乾淨,再蘸上墨水寫字。這一招還真靈,鋼筆下水了,那個戰士的手也不抖了。看着愛萍同志和藹可親的笑容,大家頓時沒有了拘束感和距離感。
在愛萍同志與戰士們親切交談時,我仔細端詳着他:寬寬的額頭,白皙的皮膚,威嚴中帶着慈祥,剛毅中透着平和。他脖子上掛着一部照相機,跑前跑後爲戰士們照相,看不出是大首長。
初識愛萍同志,他那與戰士們打成一片的兄長風範和儒將氣質,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危難識堅貞
上世紀70年代初,我到北京工作後,多次聽說愛萍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不屈不撓、頑強抗爭的事例,心中肅然起敬。
“文革”開始不久,時任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委副主任的愛萍同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1967年4月,“張愛萍問題專案小組”成立。一些居心叵測的人無中生有,顛倒黑白,給愛萍同志羅列了“十大罪狀”,戴上了“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三頂大帽子。愛萍同志被停職,遭受批鬥、隔離審查以至關進監獄囚禁長達6年之久,左腿致殘。但他正氣凜然,決不折腰,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975年3月,愛萍同志復出後任國防科委主任,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積極開展工作,然而很快又遭到批判。
1977年3月,愛萍同志再次復職。這年10月,我任副總參謀長兼總參政治部主任,直接分管爲老同志糾正冤假錯案的工作,曾專門聽取了負責清理“張愛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檔案材料”工作組的彙報。工作組的同志是含着眼淚講的,我是含着眼淚聽的,整個彙報過程至今歷歷在目。
工作組的同志對我說,他們清理那些材料用了20多天的時間,共整理有73卷2108份材料,摞起來有近1米高。有些“黑材料”上明確註明“即呈報江青同志”或“請葉羣同志轉林副主席”。這些材料清楚地表明,愛萍同志的罪名,完全是莫須有的,他的冤獄,是林彪、江青及其追隨者一手製造的。同時,這些材料也充分反映出愛萍同志光明磊落的崇高人品和泰山壓頂不彎腰的傲骨。那些別有用心的誣告材料所列舉的事例,根本不是什麼罪行,反而是愛萍同志傑出的工作實績和高尚品格的展現。
從工作組提供的材料中看到,愛萍同志敢於堅持真理,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即使在政治運動的風口浪尖上也從不屈服於任何壓力,與那些趨炎附勢甚至落井下石的人形成鮮明的對照,有着雲泥之別。如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是鮮見有人敢爲彭德懷說句公道話的,愛萍同志勇敢地站出來,引用毛主席過去稱讚彭德懷“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的詩句,反駁那些批彭的人。“文革”初期批判劉少奇時,愛萍同志則說,劉少奇對我們黨的建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我們都讀過,是深受教育的。反所謂“二月逆流”批判陳毅、譚震林時,愛萍同志也是態度鮮明地贊成陳、譚的觀點,對林彪、江青搞的那一套深惡痛絕。他還對陳伯達出爾反爾、隨風轉舵的表現深感氣憤,在一份刊登陳伯達講話的簡報上寫道:“搖身一變,兩樣嘴臉,卑鄙!”愛萍同志在危難時刻所表現出的磊落人格和大無畏勇氣,在那個特殊年代是極爲少見的。
愛萍同志的夫人李又蘭大姐給我講過這樣一件事:“文革”中,愛萍同志身陷囹圄。在四壁漆黑的斗室,他孤身一人,面壁而立,義憤填膺。原來就喜歡作詩的愛萍同志獨自低吟,抒發情懷,並把詩句寫在報紙的邊角和寫“交代”材料留下來的紙上,揉成團,藏在破棉襖中,借換洗衣服之機帶出。
憤怒出詩人。我看到這些詩詞後,心靈受到強烈的震撼。他不懼高壓,不畏權勢:“奸佞當道,豈能屈膝。縱千斤壓頂,奈何生就的硬骨,哪怕上閻王簿”,表現了堅持真理,置生死於度外的硬骨頭精神;他意志堅強,矢志向黨:“少年意氣盛,冒死從黨行……暮年傲霜雪,壯志激雷霆”,“平生戎馬不稍歇,難得一閒再操矛”,把人生遭遇當做是特殊磨礪,毫不動搖一生從黨的初衷;他身處逆境,樂觀豁達:“坦蕩昭日月,正聲逆狂瀾”,“待到晴明日,重與論詩文”,準備出來後再爲黨的事業繼續奮鬥。
我們從這些保留下來的珍貴的“囚詩”中,看到了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和錚錚鐵骨。
鑑史論興軍
愛萍同志爲人謙和,談吐儒雅,善與人同,易於共事。但在原則問題上,他決不妥協。對看準了的事,他敢於直抒己見,不怕得罪人,說起話來,開門見山,理直氣壯,擲地有聲。他堅決反對軍隊搞生產經營就是其中一例。
由於歷史原因,我軍在戰爭年代既是戰鬥隊、工作隊,又是生產隊。新中國成立後,我軍的生產活動走的主要是辦好農場與業餘生產相結合的路子。上個世紀80年代初,隨着國家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國防經費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經費緊張成爲軍隊建設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在國家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條件下,軍隊一些單位開始從事生產經營,介入經商活動。有的甚至提出,軍隊要走“自我發展、自我補充、自我完善”的路子。這個問題一提出,在軍隊內部引起激烈的爭論,有的贊成,有的反對,但贊成的呼聲甚高。後來,介入生產經營的單位越來越多,範圍越來越寬,弊端逐漸顯現。
愛萍同志對此反應敏銳,早有預見,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軍隊搞生產經營,特別是對部隊人員參與做生意,敗壞軍隊形象,尤爲反感。記得我還在濟南軍區工作時,1986年6月,在軍委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當我作完關於端正黨風的發言後,愛萍同志有感而發,當場給我寫下了一首詩:“勿逐名利自蒙恥,要辨僞真休奴顏。破世俗一塵不染,立高潔兩袖清風。”表達了他對一些不良風氣的憂慮。在此之前,他曾親筆給原國防科工委黨委寫信,要求嚴厲制止部隊的經商活動。1987年,我到總參任職後,有一天,愛萍同志打電話讓我去他家裏,要談點意見。我與愛萍同志的交往比較多,這不僅因爲他是華東軍區的老首長,更主要的是我們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相同,能夠心照不宣,直抒胸臆。所以,他一打電話讓我去,我就知道他準有重要事情要說。
愛萍同志一見面就對我講:軍隊經商,歷史上有過慘痛教訓。清朝的八旗軍原來英勇善戰、所向無敵,但後來無論是面對英法聯軍,還是在甲午之戰中面對日軍,或是面對八國聯軍,他們都打了敗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爲八旗軍入關之後,不少將領參與經商,貪圖享受,軍隊不練騎射,不務正業。民國時期的新舊軍閥,也大多參與經商,每臨戰事,首先考慮的是保護一己私利,打敗仗也就成爲必然。我們不能忘記這些歷史教訓。軍隊的職能是打仗,搞經商必然渙散人心,瓦解鬥志,導致與民爭利,影響軍民關係。我們決不能幹這種自毀長城的事。
事實證明,愛萍同志的這些看法是富有遠見的。江澤民同志主持軍委工作後,敏銳地洞察到軍隊經商的危害,多次明確表示不贊成這種做法,指示對此進行整頓,並於1998年果斷決定:軍隊和武警部隊一律不再從事經商活動。這一英明決策,對於保持我軍的性質和本色,提高我軍的戰鬥力,鞏固軍政軍民團結,具有深遠意義。
氣宇壯國威
愛萍同志是新中國第六任國防部長,我是第八任。我在任期內出訪時,常有一些國家的元首和軍隊首腦懷着崇敬的心情,向我提及愛萍同志。有的讓我轉達問候,有的讓我代交禮品,還有的讓我代向愛萍同志求字。這其中有對愛萍同志學識淵博的仰慕,有對他爲人坦誠友善的讚譽,更多的則是對他在軍事外交中縱橫捭闔、秉持正義的發自內心的佩服。
愛萍同志是中美關係正常化後,我與美進行軍事交往的第一人。他曾於1983年接待過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訪華,並於1984年回訪美國。時隔12年後,1996年,我作爲國防部長也訪問了美國。訪美前,我聽取了軍隊外事部門對張愛萍部長與溫伯格交往情況的介紹,閱看了有關資料,並登門請教了愛萍同志,獲益頗多。
1983年9月,溫伯格訪華。當時美蘇爭霸,美國在戰略上對中國有所求,但在談判桌上,卻處處表現出一股霸氣,似乎中國離開美國就活不下去了。愛萍同志當即予以駁斥,同時批評美國肆意干涉別國內政的行徑,並對發展兩軍交往在鞏固兩國友好關係中的作用作了深入淺出的闡述。對愛萍同志既講原則又講友好的言談,溫伯格甚爲佩服。
1984年6月,愛萍同志應邀率中國軍事代表團對美國進行回訪。到美的第二天,兩軍高級將領舉行會談。談判的主旋律是和諧的,但也夾雜着火藥味。一位美國將軍帶着質問的口氣問:50年代初,你們爲什麼出兵朝鮮?愛萍同志回敬了一句:那你們爲什麼跨過太平洋出兵朝鮮呢?對方傲慢地說:我們是聯合國的部隊。愛萍同志反駁道:聯合國的部隊是誰組織的?炮彈落到我們家門口了,還想讓我們坐以待斃嗎?你們出兵是干涉別國內政,我們出兵是保家衛國。直說得對方啞口無言。隨後,愛萍同志又對美方在臺灣問題、核試驗問題上的挑釁性行爲進行了堅決的回擊。
那次訪問中還有過一次交鋒。按照約定,雙方討論有關合作問題。但美方節外生枝,指責中國幫助別國製造核武器。本來在此之前,中方已多次向美方表示沒有這回事,並聲明中國向來是嚴格遵守核不擴散條約的。但這次談判中,美方再次提出這個問題,向中方發難,並出具一份材料,要愛萍同志簽字認可。愛萍同志義正詞嚴地說:我們是出於友好目的來訪的,貴方竟提出這樣一件根本不存在的事,毫無道理。說罷,將那份材料退了回去。對愛萍同志這一鮮明的立場和態度,連美國有的新聞媒體也刊登文章表示讚賞,稱“應該讓白宮的政要們知道中國人的厲害”。作爲訪問的成果,兩國國防部長簽署了兩軍有關合作的協議,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中美兩軍簽署的第一個合作協議。愛萍同志在這次訪問中所表現出的民族氣節,成爲廣泛傳頌的一段佳話。
愛萍同志逝世後,我再一次認真閱讀了他的詩集。見詩如見其人。“爲人頂天立”,“豪氣逐風雲”。這是愛萍同志詩作中的抒懷佳句,更是他個人品格的真實寫照,也是啓迪和激勵後人的警世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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