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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簡單地將中國貨幣政策與其本國製造業衰退假設爲直接的因果關係。這是西方世界對中國經濟的全盤誤讀，就連美國財政部長斯諾在9月3日與溫家寶總理會見時也說——人民幣問題：他們不懂也不想懂
埃文斯的戰爭
9月15日，美國商務部部長埃文斯宣佈：在商務部內部成立一個不公平貿易行爲特別調查小組，對非法傾銷以及補貼等反競爭的行爲進行調查，進一步講，新的特別調查小組將加快美國公司對外國競爭者的申訴過程，並留意反壟斷行爲的早期跡象，如政府對商品進行補貼等。
埃文斯說：“美國政府將爲自由貿易而戰”，他認爲，美國製造商可以和任何國家的白領及藍領競爭，但不會與採用不公正手段的對手競爭。
據悉，白宮此舉主要是爲了表達對製造業疲軟局面的關注。迄今爲止，美國製造業已經連續裁員37個月，自2000年7月至今，製造業公司已經累計裁員270萬人。
埃文斯同時強調，他計劃11月份在中國進行大約一週的訪問。
中國市場在美國看來一直是美國製造商最大的心病。過去6個月中，埃文斯及商務部其他官員與全美多個行業的製造商舉行了會晤。他在演講稿中稱，會晤期間，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引起如此多的擔憂，其中涉及從無法充分進入中國市場到諸多領域缺乏公平競爭環境等問題。
事實上，埃文斯高調出場之前的9月9日，一批來自共和、民主兩黨的國會參議員提出了一項法案，要求對進口自中國的產品一律徵收27.5%的關稅。該法案的發起人稱，這一關稅水平與人民幣幣值的低估幅度相一致。
緊接着，美國34位衆議員宣稱支持對中國實施懲罰性關稅。美國賓州衆議員費爾·英格利士是提出該議案的議員之一。他在一份聲明中稱：“現在是美國國會認真考慮人民幣匯率問題並對中國採取更爲強硬立場的時候了。”
這一法案規定，一旦美國總統布什能夠證明人民幣的匯率已由市場來決定，他就可以取消該法案中的懲罰性措施。這一法案在生效前有180天的寬限期，以便財政部官員有充足的時間與中國政府就改革人民幣匯率問題進行談判。
此間公佈的美中貿易數據，看起來加重了埃文斯的語氣。2003年7月份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擴大了13.5%，由6月的99.9億美元增至113.4億美元。7月份美國從中國進口總額達到134億美元，是歷史最高的月度進口額。
另據中國商務部網站上公佈的數據，今年1至7月，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額較上年同期增長了33.2%，這一時期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也較上年同期增長了33.4%。
美國製造商抱怨中國的人民幣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人爲造成了人民幣的疲軟，使美國對華出口減少，貿易逆差擴大，而且導致美國工廠大量裁員。
抱怨人民幣匯率被嚴重低估的人，簡單地將中國貨幣政策與其本國製造業衰退假設爲直接的因果關係，事實上，對於這一點，國際主流的聲音是，“他們不懂經濟或經濟學”。即便是2003年9月3日，美國財政部長斯諾在與溫家寶總理會見時，也說：“他們不懂，也不想懂。”
不過，斯諾是美國總統布什的代言人，而布什又是美國製造商協會及工會組織的代言人，9月11日，美國財政部部長斯諾發表聲明稱，浮動匯率制將是本月20日-21日在迪拜召開的G7財政部長會議的首要議題。
全球化的另一個答案
現在看來，目前正在演進的這場逼迫人民幣升值的浪潮，歸根結底是西方製造業與中國製造業競爭擴大化的體現。
而進一步究其根本，埃文斯此番的“美國製造商可以和任何國家的白領及藍領競爭”聽起來更像一個童話。
始於上世紀90年代初的全球化浪潮，爲美國創造了全球市場及信息化繁榮之外，製造業向中國轉移也是全球化的答案之一，現在的情況是，美國得到了對自己有利的答案之後，並不願意承認另一個答案———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抑或隨之展開的資本密集型製造業向中國的轉移。
在過去的一兩年，中國更像一個製造業經濟要素的大盆地：在成爲主要輕工業品製造基地之後，作爲產業鏈上端的重工業品製造業也加速向中國遷徙。
基於勞動力成本及市場需求的帶動，國外產業資本加速轉移至中國的另一個後果便是，相同產業在跨國公司本國資產貶值。
不協調發生了，跨國公司的資本轉移與其本國的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及數量並不匹配，不匹配的那部分本國勞動力如果不能及時進入服務業，結果就是失業。
對於勞動力成本，埃文斯也作此表達：儘管通過降低成本和實現自動化，製造業的生產率已經大幅提高，但製造商們表示非生產支出束縛了他們的手腳(提高了生產成本)。
固定設備部件生產商DialMachineInc.的總經理安德伯格表示，環境保護、員工的醫療保健等都是美國公司依法必須顧及的，目的是爲了對員工提供保護，這並沒有錯，而且有助於維持較高的生活水準，但這對美國公司來說是一筆支出，而競爭對手卻不需要承擔這種支出。
事實上，對於造成本國製造業工人失業的原因，還有重要的一條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據美國政府的統計，過去的3年間，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100萬人失去了就業崗位。
他們無法對電腦或信息技術施壓，現在想找人民幣作爲發泄對象，並且寧可鑽這個牛角尖，政治角鬥的現實爲其提供了環境。
正如一位觀察家所言，人民幣匯率問題確實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但絕非主要原因，埃文斯錯在沒有抓到主要原因，或者乾脆不想抓住主要原因。
一位美國高級貿易官員上週四在世界貿易組織墨西哥坎昆會議發表談話時表示，中國的匯率對美國製造業的負面影響並不是太大，他說其他一些因素纔是製造業問題的癥結所在。
對此，高盛集團亞洲區董事總經理胡祖六認爲，在珠三角、長三角，大量的民營企業都是出口型的企業，也是中國新增出口主要來源。這些企業的產品出口額與人民幣匯率的關係非常小，幾乎看不到什麼影響。
而作爲反證，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哈伯德撰文指出，鋼鐵進口關稅每保住一個鋼鐵行業的就業機會便同時導致3個製造業工人失業。這位布什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稱，將製造業失業問題歸咎於人民幣既無說服力(經不起推敲)，同時也是一件不幸之事。
從時間上看，過去10年來，因爲人民幣跟美元掛鉤，美元是強勢美元，人民幣從匯率上來說是吃虧的。只因過去十幾個月來，美元貶值，所以中國人民幣跟着貶了一點，不是中國出口強勁的主要原因。
G7會議懸念
從近期看來，歐盟對中國貨幣政策的不滿情緒也日益高漲，並逐漸在給中國施壓。
據悉，歐盟現任主席國意大利將在本週六於迪拜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上提交一份文件，闡述歐盟在匯率問題上的立場。
9月12日，意大利財政部長朱利奧·特雷蒙蒂表示將對中國採取行動。他稱，正在考慮對中國採取行動，但還沒有決定具體的行動內容。
與此同時，歐盟對外關係委員彭定康指出，歐盟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達到470億歐元，是所有貿易伙伴中最大的，其中一個因素就在於人民幣的疲軟。
歐洲中央銀行行長德伊森貝赫在9月13日與歐洲各國財政部長會談後表示，部分亞洲國家實行的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產生的優勢給歐元帶來了不應有的負擔。
德伊森貝赫上週末的講話表明，G7會議於本週在迪拜召開之前，歐元區各國已開始就人民幣及其他亞洲貨幣升值問題達成共識。
中國央行發言人本週一再次闡述了將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立場，這是對德伊森貝赫的迴應。
中國自1994年起將人民幣匯率固定在1美元兌人民幣8.28元。對這一政策持批評態度的人稱，人民幣被嚴重低估，這有助於中國公司的對外出口，並使得進口商品價格較爲昂貴。
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重要的並不是匯率高低，而是匯率的穩定，而由於中國目前已成爲全球重要的市場之一，其經濟的高速增長對全球經濟尤其是西方國家經濟影響甚大。
既然中國的發展不可有閃失，高盛集團亞洲區董事總經理胡祖六認爲，穩定的匯率可以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同時爲國內金融體系改革贏取時間。
面對歐盟發出的向人民幣施壓的聲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勒9月12日在華盛頓對新聞界表示，該組織反對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對中國施加壓力。
針對近來在一些國家出現的有關人民幣是否應當升值的爭論，克勒闡述了基金組織的立場。他說，基金組織不應當參與對中國施加壓力，不應當強迫中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作出違背自己意願的決定。
當然，之所以美國、歐盟近期態度趨於強硬，確實緣起於現實的原因，對於中國而言，這個原因非常棘手———中國的外貿區域性失衡。
據中國海關統計，1-7月，中國對美順差達287億美元，對歐盟順差達80億美元，因而面臨美歐的壓力。而同期中國對韓國的貿易逆差爲121億美元，對日本是85億美元，對東盟的逆差則達到80億美元。
據此，有評論認爲，日本並無理由要求人民幣升值，其他如韓國及東盟等也應對中國持同情立場。也正因爲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創造了30%的進口增長，才令東亞的經濟出現了明顯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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