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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瞭望》週刊發表了中共中央黨校微觀經濟室主任、教授韓保江的文章。文章指出，黨的十六大報告確立了本世紀前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奮鬥目標，實現這樣一個燦爛前景並不容易，特別是在我們這樣一個經濟落後且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因而充分估計困難，梳理問題及瓶頸就顯得十分必要。
最大困難：“三農”問題
實現全面小康目標，難度最大而非完成不可的一項任務，就是保持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不斷提高農民生活水平。一是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農村尤其不發達。二是當前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三是中國城市與農村經濟發展差距拉大，農村人均純收入增長遠遠落後於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農村文化、科技、教育、衛生、體育等現代文明遠遠落後於城市。
主要難題：人口與就業
到本世紀中葉，中國人口將繼續增加，人口總量高峯、就業人口高峯、老齡人口高峯將接踵而至，就業矛盾和老齡化問題必將成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的主要難題。從就業來看，多重就業矛盾交織，就業形勢非常嚴峻。一是總量性矛盾。二是結構性矛盾。三是素質性矛盾。四是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的矛盾。從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來看，中國65歲以上人口已經達到總人口的7.1%，按照國際標準，開始步入老齡化社會，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也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
客觀約束：資源與生態
中國資源短缺，人多地少水少油少富礦少，許多重要資源人均佔有量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在資源短缺的同時，資源破壞和浪費又非常突出。濫採、濫墾、濫伐屢禁不止，資源的產出率、回收率和綜合利用率低，生產、流通和生活消費方面的浪費驚人，全國大氣污染排放總量多年處於高水平，城市空氣污染普遍較重，酸雨面積已佔全國面積的1／3。水土流失情況嚴重，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已達到3.6億公頃，約佔國土面積的38%，並且仍在繼續增加。土地荒漠化、草原沙化面積仍在快速擴散。全國沙漠化土地面積達1.7億公頃，佔國土面積的18.2%，受沙漠化影響的人口達到4億。目前中國日排污水量1.3億噸左右，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嚴重污染。近岸海域水質惡化，赤潮頻繁發生。物種瀕危現象十分嚴重，我們目前約有4600種高等植物和400種野生動物已經處於瀕危或臨界狀態。因此，資源不足和生態惡化必然成爲制約經濟發展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最大的“硬約束”。
直接阻力：結構不合理
江澤民同志指出：“經濟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爲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發展不協調，城鎮化水平低，工農業生產技術水平落後，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還不高。”“這些問題如不加緊解決，就難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難以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後勁。”
具體來講：首先是產業結構不合理，低水平重複建設、重複引進造成生產供給結構不適應國內和國際市場需求變化。其次，地區發展不協調不僅突出表現在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不斷拉大，而且地區之間的產業結構趨同化現象嚴重。第三，城鎮化水平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矛盾突出。第四，工業生產技術水平落後，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還不高。
主要障礙：體制不完善
改革開放25年來，中國市場化取向改革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不僅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烙印”仍然很深，而且“家長制”的領導方式還有很深的社會土壤，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還大量存在。
首先是所有制結構仍不合理，國有經濟比重過高、戰線過長、分佈過廣，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充分的問題仍很突出。
其次，規範而有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尚未建立，“政企不分”致使國有企業無法真正成爲市場主體，競爭力低下的問題依然嚴重。
第三，政府行爲約束軟化和政府過當干預，導致政府職能的“越位”、“錯位”和“缺位”現象仍然嚴重。
第四，“條塊分割”行政管理體制，不僅誘發一些部門出現利益集團化和公共職能弱化傾向，而且誘發“部門或地方保護主義”盛行。
第五，分配關係混亂，社會保障制度滯後，分配矛盾日益突出。
第六，政治體制改革滯後，制衡機制殘缺，造成黨政不分、以權代法、以權壓法的問題仍很突出。
最大隱患：“三險並存”
社會風險、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的“三險並存”，將長期困擾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併成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最大隱患。
從社會風險的來看，根據世界經濟發展和社會演進的一般規律，人均GDP從560美元上升到3000美元的過程，由於結構調整和社會轉型，是容易導致分配失衡、道德標準失範、百姓失業、社會失序等問題最爲嚴重的時期，是最容易導致社會動盪的社會風險“高發期”。因此，中國未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也將是一個風險高發的時期。
從金融風險來看，雖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與我們擦肩而過，併爲給中國經濟和社會帶來太大的衝擊，但是，中國可能爆發金融危機的根源併爲根本消除，由於國有經濟效率不彰而導致的償債能力低下，國有商業銀行管理不善導致不良資產過高，以及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問題依然存在。
再從財政風險來看，由於幾年來國債總量的增加和償債高峯的日益逼近，財政增收難度增大(稅率高切每年增長已經過快)和財政支出剛性的矛盾日益突出，導致財政風險的隱患也日益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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