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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曾於17年前因請求醫生給母親實施安樂死而險些獲罪下獄、被譽爲我國“安樂死之子”的王明成，由於身患癌症並已至晚期，要求安樂死卻不被批准，最後選擇放棄治療，回家等死。8月3日，他在極度的痛苦中，不“安樂”地告別人世。
10月15日，美國佛羅里達州醫生拔去了昏迷的泰裏·夏沃賴以生存的鼻飼管，這名因大腦嚴重受損而昏迷大約10年的婦女將在7天至10天內離開人世。泰裏於1990年突發心臟病導致她成爲植物人，她的丈夫自1993年起就開始請求法院准予拔去她的鼻飼管，佛羅里達州地方法院最終於1998年同意了他的請求。然而，申德勒夫婦堅信女兒身上可能出現奇蹟，不同意對她實行安樂死。爲此，夫婦倆不斷上訴到美國各級法院。其間，案件共經歷了19名法官之手。泰裏的丈夫最終佔了上風。佛州上訴法院10月14日再次駁回他們的請求後，申德勒夫婦表示將放棄努力。
王明成和泰裏的命運，再次引發人們對安樂死的思考。
安樂死：爭了這麼久
所謂安樂死，是指在病人身患無法治癒的疾病並處於劇烈的病痛折磨之中，且無可逆轉地瀕臨死亡的狀態下，爲消除其肉體和精神痛苦，而通過醫學手段使其無痛苦地結束自己的生命。
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一直是備受爭議的問題。主張安樂死合法化的人士認爲，人應該有有尊嚴、有理性地選擇死亡的權利，禁止安樂死，剝奪了人的這一自然權利，不具有正當性。同時，明知患者不可逆轉地瀕臨死亡並且處於不堪忍受的極端痛苦之中，而禁止其選擇結束痛苦，既是對患者肉體的摧殘，也是對家屬和親友的折磨，是不人道的。同時，禁止安樂死，對患者進行無謂的治療，也是對醫療資源的浪費。
反對安樂死合法化的人士則認爲，安樂死是違反生老病死自然規律的反自然行爲，削弱了人類戰勝災難的力量和勇氣。同時，確定患者是否真正願意安樂死很困難，安樂死有被濫用的危險。
我國一些學者在承認安樂死的人道性、正義性的同時，提出我國的社會文明，特別是精神文明、道德素質、人道意識水平尚不足以爲安樂死提供社會倫理保障；醫療衛生與福利保障體系不足以爲安樂死提供可靠的社會保障；醫界從業人員的道德狀況不足以爲實施安樂死提供醫療救治上的技術保障；我國的整體社會法制狀況不足以爲安樂死的正確與適當適用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因而，安樂死合法化應該緩行。
對“仁慈殺人”的寬容
雖然對安樂死合法化存在爭議，但自安樂死被作爲一個問題提出以來，主張安樂死合法化的聲音卻一直在加大，得到的社會響應也比反對安樂死合法化強烈。很多國家所作的調查都顯示，民衆對安樂死合法化的支持率遠遠超過了反對率。在我國，大多數人也贊成安樂死。《北京青年報》曾委託勺海市場研究公司對北京市民作過一次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80%的人贊同安樂死，接近2／3的人認爲“中國爲安樂死立法”是“十分必要”或“比較必要的”；不同年齡、不同收入、不同文化程度的市民對於安樂死的態度基本上一致。另據《健康報》報道，有關部門對北京地區近千人進行的問卷調查表明，91%以上的人贊成安樂死，85%的人認爲應該立法實施安樂死。
儘管安樂死在很多國家還不合法，但很多人已經在醫生的幫助下實現了安樂死。1998年英國《泰晤士報》就報道，英國已有2.7萬人在醫生的幫助下以安樂死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據報道，在我國已有爲數不少的人是因爲不願意遭受更多的痛苦而由其本人或家屬主動要求放棄治療而死亡的，這種消極安樂死已是醫界的常規手段。在司法實踐中，很多國家的司法當局對安樂死也都採取了默許的態度，對安樂死並不像對待其他犯罪那樣積極干預，即使進入司法程序，也往往找藉口法外開恩或從輕發落。1950年4月14日，東京地方法院在一個安樂死案件的判決中就指出，爲了解除患者軀體上的劇烈痛苦不得已侵害其生命的行爲，屬於刑法中的緊急避險行爲，不應受到懲罰。1973年荷蘭的一位醫生對其患者實施了安樂死，被法院認定謀殺，但宣判監禁一週緩刑一年，這實際上是判她無罪。在我國，因給患者實施安樂死而被檢察機關追訴的王明成與醫生蒲連升，最終雙雙被無罪釋放，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審判人員對安樂死的態度。
其實，就是在安樂死已經合法化的荷蘭，在其通過安樂死法案之前，法院已於20世紀70年代開始用義務衝突論或被迫行爲理論，爲醫生給病人實施安樂死的行爲進行非犯罪化解釋：醫生有義務遵守法律禁止受託殺人或幫助自殺的規定，但醫生也有義務根據病人的願望關護病人，減輕病人的痛苦，改善生命質量。醫生在面臨這種義務衝突的情況下所作的選擇應該得到法律的寬恕。而在通過安樂死法案之前，很多醫生事實上都已在私下爲病人實施安樂死。荷蘭對安樂死的立法，不過是對現實的一種承認，但荷蘭對安樂死的立法並不是鼓勵安樂死，而是對其進行嚴格的規範。
目前，除了荷蘭和比利時已通過法案將安樂死合法化之外，瑞士、德國也經過修改刑法，不將安樂死判作謀殺，也不按照謀殺處罰。在挪威的刑法中，將“仁慈殺人”作爲一種特殊的罪行處理。在前蘇聯和波蘭的刑法中，對安樂死也有特殊的規定，以同情受害人以及應受害人要求爲動機的殺人，是減輕處罰的理由。而在美國，自1969年以後，至少有35個有關安樂死的法案遞交22個州立法機構審議。1994年11月在美國俄勒岡州的一次全民公決中，更是通過了一項法案，確認安樂死在有限制的條件下不是非法的。澳大利亞北部領土議會也於1995年6月16日通過“臨終患者權利法案”，允許開業醫生按照一定的準則結束患者的生命。儘管美國俄勒岡州和澳大利亞北部領土的安樂死法案已分別被美國最高法院和澳大利亞聯邦議會否決，但其在當初能獲得通過，無疑反映了很多人的願望。
爲何難獲“準生證”
在我國，1988年就有全國人大代表提出了安樂死立法的議案，安樂死合法化也有廣泛的民意基礎，但安樂死立法卻難以啓動，這到底是爲什麼呢？筆者以爲，除了安樂死合法化反對者提出的種種理由的影響外，恐怕還有這樣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束縛。在人們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中，醫生的天職是救死扶傷，由醫生幫助患者實施安樂死可能會令很多人難以接受；同時，仁、愛、孝、義等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也要求人們尊重生命、熱愛生命。以促成患者儘快結束生命爲表徵的安樂死，在表象上是與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相沖突的，因而，人們接受安樂死的理念註定會存在困難，特別是想到讓自己的親人去安樂死，更快地離開自己，很多人恐怕就更難以接受。
其次，擔心安樂死合法化後會被濫用。安樂死的合法化，可能導致謀殺。如何避免安樂死合法化帶來的社會問題，確實值得注意。
最後是，政府面臨的責任和壓力。根據人權理論和有關國際人權公約，國家有責任爲國民提供其本人和家屬所需的健康和福利保障；有責任創造保證人人在患病時能得到醫療照顧的條件。但毋庸諱言的是，我國作爲發展中國家，由於財力有限，政府對國民健康和福利的保障尚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特別是佔全國人口絕對多數的農民階層目前還未納入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在此種情形之下，進行安樂死立法，國家難免擔心會面臨推卸責任的詰難。
安樂死的中國路徑
從有關調查來看，我國絕大多數民衆從自己作爲患者的角度，都贊成安樂死；身患絕症的患者，大多希望安樂死；在醫療實踐中，也經常有不堪忍受痛苦的患者向醫生提出安樂死請求。因此，安樂死無疑是符合絕大多數患者利益的；安樂死的合法化，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是完全可行的。但由於國際上安樂死立法的猶豫，政府責任承擔的底氣不足，以及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束縛等等原因，在我國，安樂死的合法化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這並不可能阻止一些患者事實上的安樂死。據有關調查，在很多國家，儘管安樂死並沒有合法化，但很多醫生事實上已在私下應患者及其家屬的請求給瀕臨死亡並且處於不堪忍受的極端痛苦之中的患者實施安樂死；王明成17年前請求醫生給母親實施安樂死的案件告訴我們，安樂死在我國事實已經存在。這就將如何對待事實上的安樂死這一問題推到了我們面前。
對待事實上的安樂死，我們既需要維護法律規範的權威和法秩序的價值，也需要考慮人性的尊嚴和生命的價值，注意維護普遍奉行的正義標準。在此，我們不妨借鑑有關國家的做法。
首先，司法機關對事實上的安樂死，可以採取消極的不干預態度，避免啓動司法程序。對事實上的安樂死，如果沒有侵害國家的、集體的和他人的合法權利和利益，沒有人不滿的，司法機關就不必進行干預。這種做法已普遍存在於各國司法實踐之中。
其次，對事實上的安樂死，如果有人告發，司法機關可以本着尊重現實，兼顧情理與法理的原則，通過對刑法的解釋性適用對被告人作出無罪處理。這也是很多國家採取的做法。根據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行爲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爲是犯罪，不追究刑事責任；對於犯罪分子，應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來決定刑罰。這裏，司法機關完全可以根據安樂死的性質，對實施安樂死這種即使違法情節也屬顯著輕微、社會危害不大的行爲，作出無罪處理。在我國第一例“安樂死”案件中，法院就是以社會危害不大爲由判決王明成、蒲連升無罪的。
安樂死或明或暗地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對安樂死，即使司法機關能夠對有關當事人網開一面，也難以擺脫違法性的糾纏；即使面臨違法風險，安樂死也必然會像一首歌詞所表達的那樣“羞答答的玫瑰靜悄悄地開”。因此，對安樂死，與其讓它猶抱琵琶半遮面，還不如認真加以研究，痛痛快快地將其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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