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大家早點提高私營企業主的地位，我的今天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10月21日，28歲的劉江聽到“私營企業主也是社會主義建設者”可能被寫入憲法的消息後，將目光投向窗外，北京的夜晚，燈火通明。
“我的今天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6年前，劉江大學畢業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濟南一家電子公司做客戶，憑着良好的專業素養和“初生牛犢不怕虎”的衝勁，他很快就成爲公司業績最好的員工之一。一年後，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劉江四處籌錢開了一家公司做電子產品的貿易代理，“那個時候太年輕了，覺得做什麼都不在話下，生活裏只有陽光。再說了，那幾年IT業也纔剛剛興起不久，像我這麼年輕的人，有自己的公司，能管七八個員工的可以說根本沒幾個。當時覺得自己很神氣，整天張口閉口就是比爾·蓋茨啊、索羅斯啊，滿腦子都是些不切實際的夢想。”
劉江的高興勁很快就被粉碎了。他突然發現，原來自己開公司和以前在國有企業上班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生存環境。他要跟稅務、工商、衛生……各個部門打交道。令他無法忍受的是，這些部門的工作人員看他的那種眼神，“總覺得你在拼命求他們，他們是爺爺你是孫子”。儘管做客戶出身的劉江自認忍受能力和“來事兒”的能力都是一流，但每次從不同的部門走出來或者陪着笑臉把某個部門的的工作人員送出去時，劉江總忍不住在心裏狂罵三字經。
最令劉江難忘的是一位居委會的老大媽指着他的鼻子說：“你有什麼可狂的，像你們這種人在49年之前就叫資本家，共產黨來了就槍斃。”儘管當時付之一笑，但劉江心理的疙瘩卻一直沒有解開。
“原本以爲有錢就好了，後來發現根本不是這樣的，我們這種人纔是除了錢什麼都沒有。說得明白一點，有點小錢不多，誰都不會把你當一會事。甚至在我同學聚會的時候，大家都開玩笑說我就是一個‘擺地攤的’，覺得雖然有點小錢但賺的這麼辛苦，還不如在機關、企業做事的同學受人尊敬。”
2001年，劉江的公司破產。他沒有選擇重新創業，而是考入了一家大學主修法律。今年，他碩士畢業後又考上了國家公務員。
現在在國家機關上班的劉江心態很平和，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文件等着他處理，沒有時間再去回味多年前的那些往事。“但我有時候還是想，我們的社會環境應該對搞企業的人寬容一點，特別是小公司，其實真的很難活下來。一般人很難想象年輕人自己創業的艱辛，我們需要的是‘國民待遇’。有的事我簡直都沒法跟別人說起，你看看現在的我，你能想象當年我還想當中國的比爾·蓋茨嗎？”
學了法律的劉江對修訂憲法的重大意義非常瞭解，“私營企業主的地位提高大概也就是這幾年的事吧。我覺得不管是這個還是‘三個代表’入憲，都還應該體現在實際的政策層面和具體的法律操作中，但這個方向應該是沒有疑問了”。
“不知道自己有什麼財產，有哪些權利”
翁明明永遠都記得那場風波，儘管那年她只有5歲。
翁明明家在浙江舟山羣島的一個小島上，很多年以來，小島對於外面世界的變化都很不敏感。外地人只能用民風純樸來形容這個地方。
前一年翁明明的弟弟出生了，翁家想再修一所房子。爸爸去鄉里問，鄉里給批了一塊地，於是買磚、買石頭，房子熱火朝天地開工了。
修到一半，鄉里突然決定在島上修一條公路，那條路不偏不倚，經過翁家的地基。
“鄉里算了那塊地的的賠償給我們，但是修了一半的房子，那些材料，一分錢沒賠。”
那幾天翁家愁雲密佈，媽媽抱着弟弟坐在角落嘆氣，爸爸一個勁地說：“我真是沒想到會這樣，咱們真是不應該一下子把所有的材料都買齊了。”
那場打擊讓原本就貧寒的翁家雪上加霜，直到差不多十五年後，翁家才搬進了另一套新房子。在此之前，翁明明一直睡在客廳的過道上，直到19歲考上大學。
事實上，在那個小島上，翁家是標準的“無產階級”。“我後來上學學政治的時候就總想，我到底屬於什麼階級？說我們家是農民吧，沒有地，國家規定農民都要分地的啊。工人肯定談不上，就說是漁民吧，我爸爸也沒有參加漁業隊。”
翁明明的故事是一個普通的故事，“我們那邊好多人都是這樣的，不知道自己有什麼財產、有什麼權利，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直到聽到“私有財產保護”要寫進憲法的消息，學了多年政治的翁明明仍不明瞭，“到底什麼叫私產，我覺得這個定義一定要清楚。因爲我們國家很多時候都是公私不分的，還有一些公產和私產是附着關係，我覺得很難區分開。另外，比如在農村，很多農民就是不知道哪些是私有財產，哪些應該受保護，又應該怎麼保護。我想這個教育工作一定要跟上纔可以。畢竟這個法律是針對全國所有人的，不是隻保護有錢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