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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個嬌小溫和的中國女人，但卻讓日本十分頭疼。
“只要有兩個王選這樣的中國女人，就可以讓日本沉沒。”美國曆史學家謝爾頓如是說。
這個弱女子同日本政府進行了8年“抗戰”，她的身後是一些七老八十的日軍細菌戰受害者。
她所進行的訴訟，是一場關於中華民族尊嚴的訴訟，是一場民間個人針對日本政府強弱懸殊的訴訟，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也是一場曠日持久的世紀之訴。
在這場訴訟中，她試圖讓人們明白：日本細菌戰的罪惡不大白於天下，人類文明史將因此而蒙羞。
而面對日本對歷史的死不認帳，是命運將王選擁戴還是王選在努力改變命運？這已經不重要。
重要的是，戰鬥的硝煙並未散去，它就在王選身邊，就在我們每個中國人的身邊。
2003年10月29日，王選女士去浦東國際機場送走日本律師團幹事長小野寺利孝先生和律師團事務局局長南典男先生後，在其上海的家中，就下一步對日訴訟和未來的打算接受了東方早報專訪。
--民間力量並非突然“爆發”
東方早報：兩位日本律師在“9·29”勝訴與12月4日細菌戰二審三次開庭的間隙來到中國，使人們產生很多猜測，他們此行究竟有何深意？
王選：他們此行主要是爲了和國內一些人士進行交流，商討下一步的合作事宜；二是藉此機會來中國看看，瞭解一下中國的民意。
據他們講，國內一些網站聯合發起的“百萬網友簽名聲援‘8·4’毒氣泄露事件受害者”活動在日本引起了強烈反響，再加上中國政府採取了積極的外交行動,這對日本來說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併成爲“9·29”勝訴的一個有利因素。
日本是個市民社會，十分注重民意的動向，日本政界的一些主要人物也覺得必須妥善解決戰爭賠償這個歷史遺留問題，這樣更有利於兩國關係的發展。
東方早報：近兩年，對日訴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特別是今年，中國民間力量似乎一下子冒了出來，有人講這是“中國民間力量的爆發”，你怎樣看待這個問題？並請你就此談談當前的形勢？
王選：應當講，這兩年的對日訴訟是激動人心的———先有細菌戰一審判決在事實認定和法理上取得突破，再有“8·4事件”掀起的解決中日戰爭遺留問題新高潮，更有“9·29判決”的勝訴。
但是，我不太贊同“爆發”這種說法，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積聚的過程。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進展，是很多人長期努力的結果，尤其是“8·4”事件後政府的外交姿態、媒體的關注以及民間力量的推動，這幾種力量聚合在一起，將對日索賠推向了一個新高潮。
但目前日本國內右翼勢力有所擡頭，以及“9.11”之後國際政治局勢重心的轉移，這些都帶來了一些不利影響。
--和平基金模式切實可行
東方早報：經過6年多的努力，目前訴訟總算取得了一些令人滿意的進展。但是，距離你們所設定的目標還有很大距離，你認爲下一步如何將訴訟再向前推進一步？
王選：就目前來看，細菌戰訴訟是中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一場國際大訴訟，它本身就是一個非常縝密複雜的事情，是一個技術性很強的工作，需要我們陳述嚴謹的法理，提交翔實的證據。
這場國際性大訴訟對我們意義重大，法庭上的成敗不僅關係到受害者自身的利益，更事關一段歷史的認定和一個民族的形象以及國家的尊嚴。這更需要我們要將一些基礎性的工作做得更加紮實。
目前首要的任務就是要進一步做好證據的蒐集和調查工作，不僅要進一步調查事實，而且要在法理學、流行病學以及史學上尋找新的證據，使我們的訴訟更加穩健有力。
東方早報：爲了這起曠日持久的國際大訴訟，你及你的“戰友們”付出了很大心血，你覺得它的意義何在？前景如何？
王選：現在社會上還有一種不是很理性的看法，以爲一場官司下來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中日戰爭這樣的歷史遺留問題是不可能通過一場訴訟就可以得到解決的，最終的解決途徑只能是兩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一攬子解決。
目前，大家普遍認爲應當建立一個類似德國“記憶·未來·責任”的和平基金來總體解決，這是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畢竟這個問題已經過去了很多年，兩國間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都靠打官司來解決，不太現實。日本國內的輿論普遍也傾向於此，並且對日本來講這也是最經濟的一個辦法。
不過，這裏面有個技術性問題，那就是這個和平基金到底要多大？現在日本人擔心的就是不清楚這個基金需要多大的規模，他們是否能夠承受。沒有一個具體確定的規模，日本方面就無法向日本國會提交(議案)，所謂的“一攬子解決”最終也只能是一句空話。
在這點上，我們應該認清現狀，老老實實地做一些基礎性的調查———進一步調查清楚受害者的程度和範圍，倖存者現在的生存狀況等等，這些都是考慮建立基金規模的基礎。沒有這些，即使建立了基金，技術上也無法操作。
另外，建立和平基金僅僅是解決了道義和歷史上的責任，並沒有解決法律上的責任。“德國模式”沒有做到這一點。我們之所以要力爭打贏這場官司，目的是要從法的意義上對這段歷史作出定論，要通過法庭上的勝利，爲促動兩國政府間通過外交途徑來最終解決打下基礎。
我要補充的一點是，政治上的解決並不一定意味着我們的官司就會勝訴。因爲，法庭的勝訴就意味着日本政府要承擔法律責任，而這對於一個國家來講是很難堪的。這要看日本政府是否有這樣的胸襟。
再者，訴訟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更容易引起民衆的關注，我們可以藉此來喚醒民衆。
--對日訴訟需要新生力量
東方早報：聽說12月9日你將與浙江的100名企業家進行座談，他們會給你援助嗎？
王選：這場訴訟本身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本不該過分強調外在條件。但是，訴訟客觀上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來支撐，需要各方面的關注和支持。此次浙江之行，主要也是爲了解決這個問題。
目前，訴訟的主體是一些六七十歲的老頭老太，越發呈現出“老人訴訟”的特徵。經過近10年的訴訟，我們訴訟的主體———受害者和日本律師因爲歲月的推移越發力不從心，急需援助。就訴訟的重大性來講，目前這與我們的投入是極不相稱的，需要來引進“新生的力量”。
隨着時間的推移，支持我們的日本和平人士在人力、物力、精力上都大量消耗，再加上現在日本右翼勢力擡頭，支持的人少了。況且，這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情，就需要我們自身來解決，不能完全依靠日本的和平力量長期地支持我們。
下月初，浙江寧波的一家信息產業公司將召開一次論壇，商討對日訴訟的經濟援助。可以考慮創立一個基金，或搞一個文化公司來具體操作。這樣既有了一個常設性的機構，又有了財力的支持，我認爲這樣很好。在一個社會裏，企業家是一個非常優秀的羣體，他們有着許多實際的經驗，最瞭解社會，既有實幹精神，又有着相當的財力，讓他們參與進來，將會是一股有生力量。畢竟這是全中國人民共同的事情，這種自然形成的意見更易於推動。
東方早報：你說要通過引進“新生的力量”來改變目前這種“老人訴訟”的現狀，那如何去發掘這種“新生的力量”呢？
王選：現在訴訟已經到了一個技術性很強的階段，這就必然需要一些具有一定專業知識和技能並擁有一定能量的社會精英參與進來，主要是律師和學者。目前已經有一部分參與進來，但還遠遠不夠。
在精英們的工作下，我們缺少哪些東西，就可以有針對性地去彌補；哪些觀點落後，就可以組織人去加強。在他們的努力下，我們的訴訟必將得到快速推進。
目前，我們還有許多工作需要人去做，尤其是一些基礎性的調查工作。我們需要更多的學者去實地調查，蒐集受害者的情況，印證受害事實間的因果關係。此外，有許多歷史文獻還靜靜埋在塵土裏，這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是否可以考慮成立一個國家級的科研項目或專門性機構來計劃推動受害調查研究。
到目前爲止，我們的細菌戰調查研究大多限於鼠疫，因爲鼠疫的因果關係比較明顯，而對霍亂、炭疽等細菌武器的調查還遠遠不夠。
目前，來自各方面的支持的呼聲很高，我們很受鼓舞。但是我們更希望這些聲音能夠更多地轉化爲實際的力量。
--民間力量渙散無序需要整合
東方早報：有人說，“8·4”事件是政府、民間和和平力量三者相互配合的結果，對此，你怎樣看？
王選：政府有政府的職能，民間有民間的職能，二者需要相互配合。
目前，中國現在由許多本應由NGO(非政府組織)來做的事情，都被政府包辦了。這可能是中國老百姓長期習慣的結果，人們總是習慣性地把一些事情全部推給政府。這不符合中國目前“小政府、大服務”的改革方向。
像有些純粹是民間官司的事情，政府就不便出面。現在的形勢較好，這主要是媒體宣傳已經作了一些鋪墊，對很多人進行了一場教育，民間力量在逐漸覺醒。辦好這些事情，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凝聚力都有好處。
實現政府、民間、學界的結合，政府首先要有一個積極的態度，要充分發覺並積極引導民間的力量。這樣，一些閒散在民間的力量纔會有一個明確的流動。也只有在政府的引導之下，民間的力量纔會朝着一個正確的方向聚集、整合，才能充分發動各種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
東方早報：你覺得應當以怎樣的形式來建立機構呢？
王選：就現在我們的狀況來看，我認爲可以採取以下方案來解決：一是成立一個基金會，以基金會這一形式來對外聯絡，組織一些具體性的工作；二是專款專用，江蘇有家企業資助南京師大搞細菌戰的調查研究，雙方以嚴格的合同確定了各自的權利和義務，這是一個可行的方法；三是動員社會力量來建立研究性組織。以上這些方案都是解決問題所需要的一個穩定的形式。
並不需要就細菌戰訴訟本身成立一個組織，只是在訴訟進行的過程中，需要一個穩定的組織具體操作。我更傾向於建立一個基金會，作爲一個NGO，它更能夠與政府和社會各界協調工作，推動整個戰爭受害索賠的發展。只是基金法的修改年底纔能有結果，能否成立要看修訂之後的情況。
--未來需要更多年輕人蔘與。
東方早報：有一些學者擔心，隨着時間的推移，歷史在逐漸疏遠，記憶也將最終消退。對此，你怎樣看？
王選：應當講，隨着事件的推移，熟悉那一段歷史的人也越來越少，所以，我們現在是在和時間賽跑要，要趁這些受害者的有生之年進行調查，把歷史保留下來。
跟年輕人的交流很重要。如果這一代年輕人對這個問題沒有感覺，那麼歷史就會到此爲止，我們就會後繼無人。我們有這種危機感，所以我們原告團的成員常常會去一些中小學給年輕人講歷史，目的就是挽留一段歷史。
東方早報：在你與年輕人交往的過程當中，你的感覺如何呢？
王選：現在年輕人處於一個競爭的年代，生活壓力也大，他們參與有具體的困難。這需要我們社會創造一個條件,使他們有可能參與進來。
再者，現在大學裏真正懂得細菌戰的人很少，沒有基礎，搞不起來。有了基金會之後，我們將考慮開培訓班，培訓一批科研人員，再讓他們分散下去，深入各地搞調查。現在日本的學者這一塊已經表示可以來講學，我們正在籌劃，準備在上海搞一個培訓班，培養一批新的學者。
另外，讓年輕人蔘與進來，有助於塑造他們的品德。現在年輕人的歷史責任、社會責任感非常地淡。
一些民族的傳統道德和社會的基本道德都在淪喪、流失。這與我們國家的應試教育有關。我們讓年輕人蔘與進來，正是爲了挽救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
對日訴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需要一批富有理性的年輕人來繼續我們的事業。只是，現在國內的年輕人還沒有成長起來，需要進一步培養。
--我不是什麼英雄
東方早報：在許多人眼中，你是一個英雄，是一面旗幟。對此，你怎樣看待？你又將如何來繼續發揮“旗幟”的作用？
王選：首先，我很感謝這些人對我的認可，但是，我絕不是什麼英雄，我只是一個普通人。我參與訴訟，因爲我是受害者家屬。做爲一個知識分子，有着自己的理念，也在實踐着自己的理念。當然，我也有着一種深深的故鄉情節，在促動我去做這件事。
有些人認爲我有些沽名釣譽。其實，輿論和報道對我自身沒有實際意義。這是一種誤解，有些人沒有認識到中國老百姓革命精神的偉大。實際上，不是我領着他們在打官司，而是他們在整個過程中推着我向前走。他們身上的意志力量是最強的，這一點我深有體會，並深深爲之感動。在這個過程中，我只是因爲自身的一些有利條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東方早報：在下一步的工作當中，你的重點將放在哪兒呢？
王選：今後，我應該更多的做一些智能型的事情，不能像以前那樣，讓一些事務性的工作過多的佔據自己的時間和精力。不能從洗碗、掃地，一直做到“總代表”。
現在技術性工作越來越強了，這需要一些新的知識，需要不斷加強學習，要去研究，否則就沒有判斷力，更談不上帶着別人一起去奮鬥。
東方早報：你覺得你所從事的事業會影響你正常的生活嗎？
王選：有時我覺得自己是一個“邊緣人”，我做的這個事情雖然有不少人在支持我，鼓勵我，但在實際工作中我確實感到有些疲勞。這種因時間推移而造成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老化誰都無法避免。最近我意識到要過正常人的生活，否則就會與現實生活產生距離，與老百姓有差距。但真正一忙起來，又顧不了那麼多。
可以說，我就像是一支蠟燭，能量耗盡了，生命也就到了盡頭。
附：
王選，女，1952年8月6日生於上海。其父是義烏崇山人，中共地下黨員，解放初參加過上海市高級法院工作。王選曾作爲上海知青，下放回故鄉崇山勞動，後在故鄉父老鄉親的幫助下，考入杭州大學。畢業後又回到義烏，在義烏中學從事英語教學8年。從1995年起，她就踏上了漫長而艱難取證、對日索賠之路。
王選心聲：
·細菌戰這個訴訟，應該整個社會來關心，來支持，來做。
·我想過正常生活，但細菌戰官司遠沒結束
·日本必須賠償，這是所有受害者的共同呼聲
·我就像是一支蠟燭，能量耗盡了，生命也就到了盡頭。
王選2002年8月27日，經過王選女士等中國人的不懈努力，中國人高度關注的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判決終於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東京地方法院在法律上認定了侵華日軍曾在中國實施了細菌戰的罪惡事實。但同時也對中國民間索賠的要求予以駁回。這一結果也再次證明了民間索賠工作還要有很長很難的路要走。
1994年浙江義烏崇山村村民正式向日本提出聯合訴狀，要求就細菌戰提出賠償。
1995年12月與崇山村村民組成調查委員會，並與人本的和平人士開始調查，並擴展到江西、湖南。
1996年12月與日本和平人士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會議中心報告細菌戰調查，引起國際媒體關注。隨後紐約時報開始採訪報道。
1997年8月11日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
1998年2月16日一審第一次開庭
1998年———在細菌戰受害地組織原告團紀念活動，以及《731部隊圖片展》巡展，並在國外巡展
1997年參加英國BBC記錄片拍攝
1999年11月在北京召開首屆細菌戰全國研討會
1999年與日本NGO一起策劃舉辦國際市民論壇
1999年12月72名原告提起訴訟，與原先的案子合併，原告增至180人。
2000年謝爾頓·H·哈里斯博士的著作《死亡工廠—————美國掩蓋的日本細菌戰犯罪》中文版面世了。
2001年3月邀請美國學者謝爾頓·H·哈里斯和美加州人權協會副會長-Atty.Barry Fisher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演講。這是美國法學家在國內首次公佈美國對日索賠情況
2002年8月27日一審判決，法庭認定二戰中日軍使用細菌武器的事實，認定國家責任，但駁回謝罪賠償的訴訟請求。
2002年8月30日原告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上訴。
2002年5月20日二審一次開庭
9月30日二審三次開庭
2003年赴美國家檔案館查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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