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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美國財政部長斯諾訪華，向中國提出人民幣匯率浮動的要求；10月，美國貿易代表佐利克和商務部長埃文斯先後訪問北京，表示了對中美貿易逆差和公平貿易環境的關注；在10月舉行的APEC高峯會前，美國總統布什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談時，也提及了相關問題。日前，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來華參加了博鰲亞洲論壇，本報記者就中美貿易摩擦對她進行了採訪。她說，有關中美貿易關係的辯論正在美國展開，這意味着過去兩年平靜的美中整體關係正在接近一個敏感階段，而這個階段將會持續到美國週期性經濟復甦之後，持續到明年美國總統選舉之後。
巴爾舍夫斯基曾於1997年至2001年擔任美國貿易代表，曾是美國的貿易談判首席代表和貿易政策首要制訂者，中美兩國關於中國入世協議即是在她的任期內達成的。中國人對她的印象是“強硬但令人尊敬”。巴爾舍夫斯基現任威凱平國際律師事物所資深合夥人。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她做了“美中經濟關係：挑戰在前”的演講。參會的一位高層人士說，她的演講“刺耳卻十分中肯”，和其他美國官員相比，中國人更喜歡接受她的意見。而她的老對手、博鰲亞洲論壇祕書長龍永圖也當場表示，將會把巴爾舍夫斯基的精彩演講稿轉交給中國領導人。
貿易摩擦會動搖中美關係基礎
巴爾舍夫斯基說，在1999年兩國達成中國入世協議和其後一年關於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的辯論之後，到2000年，兩國政府事實上已達成一個新的、相當穩定的共識。這一共識是三個因素的總和：對兩國關係一旦發生根本性問題將產生的後果，兩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對雙邊貿易及中國經濟改革的長期成功，兩國有強烈的共同利益；在亞洲金融危機、朝核問題、中亞問題等一系列地區性問題上，兩國有共同的立場。在這樣的共識下，兩國的經濟聯繫更加緊密，從而帶來了美中關係15年來的第一個持久的平靜階段。但在最近幾個月裏，華盛頓對美中關係的爭辯已經再次開始。
巴爾舍夫斯基認爲，與20世紀90年代的辯論相比，這些摩擦並不直接指向中美政治關係的核心，而一直集中在貿易和經濟問題上。但是，其重要性不應被低估。短期內，這種辯論可能波及到政治領域；長期來看，這一辯論涉及的是處在中美關係中心位置的經濟問題。
特別要指出的是，中美貿易問題頗似當年日美貿易問題。20世紀80年代，美國指責日本只重商業利益，逼日元升值，最終迫使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巴爾舍夫斯基對這兩場辯論做了對比，她說，美日關係的脆弱之處是可以解決的，因爲日本是美國的盟國。這一點總會對涉及經濟的國會決定和行政部門的政策，發揮抑制性影響。相比之下，中國和美國不是盟國。雖然兩國在有共同基礎的問題上可以密切合作，但兩國的安全關係頗爲複雜，有時候容易波動。在此情況下，經濟對美中兩國關係整體穩定的影響，遠比經濟對美日關係的影響要大得多。
中國已成爲了美國國會以及下屆總統競選進行貿易政策辯論的中心議題。一項有7位參議員提出的議案，要求除非中國同意人民幣匯率浮動，否則將對中國商品徵收27.5%的關稅。還有人提議，要取消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另外，也有人要求根據貿易法對中國的貨幣措施進行調查。巴爾舍夫斯基表示，這些提議很少能變成法律，但是立法建議的提出，是國會意見和廣泛的美國社會意見的指示劑，而且是對行政部門施加壓力的一種強有力方法。
上月，中國美國商會主席孟克文在北京指出，美國商界已不再像前幾年那樣，普遍支持加強中美雙邊貿易關係。在中小企業的壓力下，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的立場正在和其他傳統上反對與中國深化經貿往來的團體靠攏，而大型企業此時卻又因爲不滿中國開放市場的進度而不願爲中國說話。“如果國會現在召開一次聽證會，要找一些企業舉證指責中國，很多人會願意出面，但是如果要一些大企業來爲中國說話卻不容易，他們現在都袖手旁觀。”
美國加大指責火力的背後
美國抨擊中國的背景是：美國經濟衰退已持續3年。2001年和2002年，美國就業率降低，標誌着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首次出現持續兩年的減弱。如果今年的就業率繼續降低，將是自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的首次。這些崗位流失的大部分，發生在製造業。美國報紙充斥着關於工廠倒閉、市長憂心重重、白領失業、家庭焦急、貿易競爭以及潛在的經濟長期低迷的報道。
而在這個時候，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讓人驚歎。從1997年到2002年的5年中，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從620億美元躍至1250億美元，2003年可能會達到1600億美元。按照美國統計，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在2002年達到了1030億美元，2003年可能超多過1300億美元。
巴爾舍夫斯基說，中國向美國出口的增長不僅迅速，而且集中在經濟中最容易注意到的部分，即美國人在當地市場上、在壁櫥裏、在廚房和辦公桌上看到的東西，這些東西都是“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給人的感覺是中國商品鋪天蓋地。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章啓月日前對解決中美貿易逆差問題提出建議，“中國願意進一步增加從美國的進口，但我們也希望美國減少或者取消對中國出口的限制。”對此，巴爾舍夫斯基表示，美國認爲即使開放高技術領域，也解決不了大問題，因爲美國計算過，這樣做只能增加3%的對華出口。另外，很多美國政客還擔心中國將高技術產品用於軍事用途，這樣政客們將受到巨大的壓力。他們不願爲此承擔風險，因爲對於他們來講，最高追求就是“重新當選”。
面對記者提出的如何看待人民幣匯率的問題，巴爾舍夫斯基表示，“我不認爲人民幣浮動匯率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她說，當美國民衆對兩國貿易狀況不滿時，就會找一個最明顯且最容易被攻擊的目標，人民幣匯率就承擔了所有的不滿，這一點，其實很多美國人心裏都清楚。
爲中國想對策
巴爾舍夫斯基警告說，如果中國不被視爲已認識到全球不平衡所導致的問題，並願意對問題的解決作出貢獻，中國將會被越來越廣泛地認爲是造成問題的原因，真正成爲美國經濟疲軟的“替罪羊”，這可能會帶來嚴重的政治後果，甚至會動搖兩國的戰略關係。
這位美國前貿易代表專門爲中國提出瞭如下化解壓力的建議。首先，全面執行在農業和服務業等領域的WTO承諾。她認爲全面履行WTO承諾至關重要，特別是加速執行某些承諾，尤其在服務業領域，是對緩和緊張形勢有助的方法。其次，巴爾舍夫斯基表示，如果能把人民幣和美元在更高的匯率上重新掛鉤，或者採用一個更寬的匯率波動區間，自然會大大減緩壓力。但是，中國必須伴之以銀行業的改革，否則將對中國經濟甚至世界經濟造成傷害。第三，中國可以進一步改革出口退稅政策。
此外，她還提出了一些其他選擇，包括允許外國人更容易購買中國公司的證券，繼續用外匯儲備購買美國長期財政債券，允許中國人攜帶更多的錢到海外，允許公司保留從國際銷售獲得的外匯，鼓勵中國企業對在美國的生產性資產進行投資等。她認爲，採取這幾項或其中的一項會創造一種氛圍，即讓美國人看到，中國正在採取合作的態度解決問題。所有這些都有助於緩和這場辯論，有助於確保中國不背上是一個只重商業利益而缺乏責任的經濟強國的名聲。
最後，她認爲，中美兩國正處在雙邊關係的敏感點上，雖還不是危機時刻，但困難和麻煩正在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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