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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些許緊張寫在臉上，有些回答也略顯刻板。但他們對整體局面的把握，以及對政策底線的堅守，讓人感覺到：這是一個不可輕視的羣體。
新聞發言人制度只是政務公開的一個層面。在長久以來靠發文件、開會、領導講話傳遞政府信息的中國，要使它充分發揮作用，還有賴於一系列的制度建設。
“大腕”評點“政府代言人”
他們依次走上前臺，面對新華社、中央電視臺、香港文匯報等各路記者的發問。
還有些許緊張寫在臉上，有些回答也略顯刻板。但他們對整體局面的把握，以及對政策底線的堅守，仍讓人感覺到：這是一個不可小看的羣體。
“他們的表現比我們想象的好。”在第二期全國新聞發言人培訓班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局局長錢小芊這樣評價受訓者——來自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近80名新聞發言人和新聞官。
“自從2003年開始，我們加大了政府對新聞發言人培訓的力度。”接受《南方週末》專訪時，培訓組織者之一、國務院新聞辦人事局局長汪興明說，“第一期培訓已在今年9月末進行完畢，有66個部委的100多名新聞發言人參加；現進行的是第二期，11月3日開始，7日結束。”共有11位重量級人物爲發言人們授課。其中包括：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啓正，外交學院院長、中國駐法原大使吳建民，國務院新聞辦一局局長錢小芊，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孔泉，清華大學教授李希光，中央電視臺主持人白巖鬆等。
11月7日下午2時30分，最精彩的部分開始了，9位發言人被“模擬記者”現場提問。
三峽移民、南水北調、“羣體事件”……一個個敏感問題考驗着他們。臺下，錢小芊、李希光、白巖鬆等人進行即興點評。
雖說是點評，但“挑刺”的意味明顯大於褒揚。“你的眼神飄忽不定”，錢小芊這樣評價來自某自治區政府的發言人；而對某省的發言人，這位局長說：“你的眼神太低了，給人一種俯視而不是平視的感覺。
“某市的發言人用了'對口幫扶'這個詞，一位評委說，如果你面對的是外國記者，他們懂得這個中國詞彙嗎？我能看出你們是精心準備的，但有些人像念稿子。白巖鬆說，你們應該從'背書'回到自然狀態。要學會用語言控制場面，比如說一個頓挫、一個重音。當人的心電圖是一條直線時，他會死亡；同樣，語言是平的，就沒有任何衝擊力。“南京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徐寧，是表現最好者之一。這位風度翩翩的中年女士始終面帶微笑，然而，這種微笑也被一位評委質疑：”難道你在任何時候都要笑嗎？難以想象，在發佈一條災難性新聞時笑容的出現。我感到了壓力，很大的壓力。一位被多次批評的發言人對錶示，今天是虛擬的，而明天——我就會回到自己的崗位，面對真實的提問。“據瞭解，國務院新聞辦”視點影視機構“製作的電視系列片《如何面對記者》也將作爲學習資料發到受訓者手裏。
前進的腳步
從今年來看，特別是S ARS之後，中國明顯加快了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步伐。目前，國務院各部門已經基本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北京、上海、四川、廣東、雲南、安徽、重慶、福建、山東、河南、吉林和南京、西安、長沙等地已經或正在制定和實施新聞發言人制度。
消息人士稱：新聞發佈做到經常化、規範化，要建立國務院新聞辦、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三個層次的新聞工作和發佈程序——這是今後工作的方向。
從全球範圍來看，新聞發言人制度可追溯到一個世紀之前。1904年2月，日俄戰爭在中國境內點燃烽火。由於日本不允許媒體赴前線觀察戰事情況，致使記者做了很多不利於日方的報道。爲改變這種局面，當年7月，日方將許多記者召集到中國長春，介紹戰況。這次發佈會被學術界認爲是世界上最早的政府新聞發佈會。
西方國家普遍採用的新聞發佈形式，則始於美國。二戰後，媒體的影響力漸強，傳媒在西方國家甚至成爲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種力量。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在白宮設立了新聞辦公室和發言人。
此後，各國政府也紛紛效仿，用這種做法引導輿論，樹立自己對內對外的形象。
據研究者介紹，從西方國家的實踐來看，政府很難在一切問題上獲得公衆的贊同，常常會受到各個方面的指責。在這種情況下，把政府的職能活動視爲公共關係活動，有效地開展這種活動，樹立良好的公衆形象，就能贏得公衆的輿論支持。新聞發言人制度其實就是政府公共關係框架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公衆中塑造良好的形象，獲取公衆的參與和支持，就成爲現代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式。據美國全國政府傳播者協會估計，在美國各級政府大約有4萬名政府傳播者。
對中國而言，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新聞發佈工作逐漸被提到政府的工作日程上。1980年，四人幫集團受到法律的審判，全國人大常委會爲此專門召開了一次新聞發佈會，由當時的人大常委會副祕書長曾濤作爲發言人，向中外記者發佈關於審判四人幫的決定。
1980年，中國政府還召開了另外一次重要的新聞發佈會，這就是向國內外公衆發佈關於“渤海二號”石油鑽井船翻沉事故調查和處理的結果。
關於“渤海二號”事故調查和處理結果的新聞發佈會，是中國政府首次對突發事件進行新聞發佈，它與審判四人幫的新聞發佈一起，成爲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新聞發佈工作的起點。
1983年3月，外交部首任新聞發言人對中外記者亮相。1983年6月4日，六屆人大一次會議和六屆政協一次會議共同舉行新聞發佈會，人大常委會副祕書長曾濤和政協副祕書長孫起孟作爲新聞發言人，聯合向中外記者發佈關於“兩會”的新聞。這是“兩會”新聞發佈制度的開始。從這些鏡頭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前進的腳步。這一年的下半年，中央提出建立全國新聞發言人制度。
1988年中央進一步明確了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新聞發佈制度。此後，中國政府的新聞發佈工作進入了制度化建設階段。外經貿部、國家統計局、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都是較早設立新聞發言人的部委。
1993年1月，時任外經貿部部長的李嵐清，在國務院新聞辦組織的發佈會上，介紹了1992年中國對外貿易的狀況，這是國務院新聞辦組織的第一次發佈會。從此開始直至2003年10月底，國務院新聞辦舉行了240多次關於中國建設和發展狀況的新聞發佈會，先後有60多個部委的官員或新聞發言人出席。
一位媒介專家認爲：公衆的知情權實際上來自人類的好奇心，或稱其爲“新聞飢渴”。這種飢渴既是生理上的需求，又是心理上的需要。
在今天這個信息時代，信息對於人就像空氣一樣重要，而那些與廣大公衆的切身利益特別是生命財產有密切關係的公共信息，更是維繫一個社會穩定與安全的紐帶。過去常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信息的發達讓“防口”已成爲不可能，所以“堵”不如“疏”。
“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能在今年有比較明顯的推進，與黨的十六大和中央領導人講話、指示精神密不可分。”汪興明說，“翻開十六大報告，可以看到這樣的文字：中國要形成行爲規範、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和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請注意'公正透明'，發言人制度的任務就是向媒體和公衆提供信息。”3月21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新一屆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時提出：要誠懇接受輿論和羣衆的監督，高度重視和解決新聞媒體反映的問題；要經常發佈政務信息，以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9月25日，國務院召開全國政務公開電視電話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吳官正指出：政務公開是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立黨爲公、執政爲民的具體體現。
“你的大腦永遠不能閒着”
當接近這個羣體時，你會發現他們的共性：年齡大多在30-45歲，儀表整齊，衣着得體，舉止穩重。他們願意與人交流，這似乎與中國官員的傳統氣質——謹慎少言——並不相符。
“各部委的新聞發言人大多是辦公廳或法規司的負責人，”汪興明介紹，“各省的發言人中，有70%以上由政府辦公廳負責人擔任，還有些人的職務是政府祕書長、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而上海市的情況比較特殊，該市政府的新聞發言人姜瀾原供職於上海電視臺新聞頻道，後被調入政府機關任職。姜瀾是所有發言人中，惟一沒有其他行政職務的人。
“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爲專職新聞發言人。”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徐寧說。此前，她已有兩年南京市藥監局副局長的資歷，今年9月被調入市政府辦公廳任副主任。
剛剛“滿月”的發言人工作改變了徐寧的生活。她每天需要用數小時閱讀報刊，包括南京的地方傳媒及全國性大報。“我要關注媒體的視角，作出迴應或闢謠。”還有與政府各部門進行信息溝通，以“策劃新聞點”。和媒介聯繫也是這位女士的要務之一——她重視三種人：媒體的負責人、新聞部時政記者以及負責接聽讀者熱線或接待上訪的記者。
“很忙，超過當局長的時候。”徐寧笑笑說，“星期六保證不休息，星期天不能保證休息。”“面對公衆，有很多技巧可以使用。”一位資深發言人說，“比如說對付緊張，上場前你可以攥拳頭、深呼吸，反覆多次；對一些不易回答的問題，你可以用'橋樑法'過渡到另一個問題，而不是冷冰冰地說'無可奉告'.”在發言人培訓班上，趙啓正強調發言人要學會如何對待記者。這是兩個對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職業。“記者是新聞人，追求的是新聞，”他說，“記者不是你的學生、你的部下、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敵人。他是你的挑戰者。”“你的大腦永遠不能閒着，我總在設想記者們又要提出什麼問題了。”這是美國“國嘴”——前白宮發言人弗萊舍對職業的體會。“他們很累，”汪興明說，“因爲他們代表的是國家或某級政府的形象，巨大的壓力讓他們必須字斟句酌；而平日的準備又會耗去很多精力。”“制度人”的背後“新聞發言人不是自然人，他應該是一個制度人。因爲在他的背後，有一套制度作爲支撐。”國務院新聞辦一位領導在培訓班上提出的觀點，得到了廣泛認同。
“在南京市政府辦公廳信息處，有一位同志專門配合我的工作——-新聞發佈會的前期準備，比如資料收集、與相關業務部門的溝通，由他完成。”徐寧說，“而與媒體的聯繫，由宣傳部負責。”另據徐寧介紹，在很多發佈會裏，她並非“孤軍奮戰”。比如在剛剛舉行過的“全市經濟運行情況”發佈會上，統計局、財政局的負責人就要參與其中，並擔當起主要角色。
對於一場日常新聞發佈會，其程序包括：選題的確定——發佈什麼內容？資料的準備——原來怎樣？現在如何？爲什麼這樣？如何跟進？物色合適的發佈者——除了發言人之外，往往還要邀請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及專家。另外則是與媒體的聯繫——請什麼樣的媒體？希望它們從怎樣的視角做文章？而發佈後的效果也需要進一步關注。
另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是：一個新聞發言人的授權範圍又多大？什麼問題能說，什麼問題不能說？
“他們是授權的代言人。”汪興明說，“但有一點很重要：新聞發言人會參與到這個決策過程中，這樣他才能做到心中有數。”徐寧透露，這裏的一般規則是：已經確立的政策和規定可以公佈；而尚在制定或修正過程中的政策不能對外公開。
“真實是新聞發言制度的生命。我們發言人提供的信息，必須是經過覈實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明安香說，“虛假信息遲早會大白於天下。一旦這種情況發生，新聞發言人、新聞發佈會將形象掃地。所以，有些話你可以不說，但決不能說謊話。”
能否推動信息公開？
在中國，靠發文件、開會、領導講話傳遞政府信息的方式，一直持續到今天。官方比較習慣的另一做法是：把政策寫成文章，直接提供給媒體發表。
“但是現在，大家更多地要求互動——老百姓要提問，希望我們能回答他們。”一位專家說，“新聞發佈可以實現這個功能。”“這是中國政府務實、開放的表現之一。”接受本報採訪時，美國華盛頓郵報駐京記者J ohn Pomfret說，“此前，對外國記者的接待是各單位'外辦'的職責，但這條渠道往往比較慢。有了新聞發言人之後，我們的聯繫會方便多了。”“必須不斷完善制度，這樣才能充分保障它發揮作用。”喻國明認爲，“要賦予發言人權利，同時他們必須承擔責任。”“另外要給發言人犯錯誤的權利。因爲臨場發揮時，用詞不可能像文件裏那樣嚴謹。如果稍有錯誤就對發言人進行批評，會讓他們變得謹小慎微，失去溝通和橋樑的作用。”在談到責任問題時，這位學者稱：首先要公平對待新聞機構的採訪，不能憑個人好惡選擇。對於某些新聞官來說，只找能夠爲自己帶來“宣傳效果”的媒體。但這樣會妨害信息披露的公正和效率。另外，新聞發言人有發佈的權利，也有不發佈的權利。但如果由於漏發信息而導致公民利益受損害，應追究其責任。因爲每個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如果不發佈就不承擔責任的話，以後的新聞發佈會將變得“無可奉告”。
“但建立這樣一種制度僅僅是一個層面上的事情。”汪興明說，“關鍵還是在政府如何使用它。”央視主持人白巖鬆對此也有同感。“我們不能爲了形式而形式。”他說，“但換個角度講，任何改革都是從形式開始的。比如1998年北京一中院開始實行公開庭審，當時這是形式上的變化，但最後催生了全國的審判制度的改革。”喻國明認爲，“新聞發言人制度只是政務公開的一個層面，其他還有信息公開等多項內容。”也有專家指出，這也是一個涉及進一步促進政治文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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