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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老人的百歲壽辰到了，媒體上爲老人賀壽活動的消息多了起來。老人已經不能說話，但他肯定知道又要發生什麼，讓女兒轉達他的話：“不要拿國家的錢爲我祝壽。”他自己就是一個畢生不拿國家俸祿的人。他是巴金。
多年來，巴金病重，一直住在醫院，他是沉默的。若干年來，如果不是到了壽辰，如果不是有大人物去看望他，便不再有關於他的新聞。巴金屬於公衆人物，但早已不是新聞人物。即便如此，在互聯網的搜索引擎裏鍵入“巴金”二字，涉及他的網頁仍有10萬頁之多。他仍不可避免地影響着今天。
閱讀巴金小說《家》、《春》、《秋》的時候，我的閱歷不夠，尚不能體會那個時代裏的創作所表達的一切。那時的巴金，離我很遠。我真正感覺到他離我很近，是他寫作《隨想錄》的時候。
我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中期買到這5本薄薄的小冊子後，幾乎一口氣讀完。70年代末，當受過“文革”衝擊的人們都在指責他人、社會給自己造成的種種厄運時，這位老人卻開始解剖自己，開始懺悔，開始給自己的良心一個交代。以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完全可以不這麼做。人們會將他違心做的錯事、說過的錯話，統統推給那個時代。但是，他還是這樣做了，沒有任何外力的驅使。這是使我真正感到震撼的地方。
現在的年輕人讀這些文字，可能覺得平淡無奇，有的知名評論家甚至譏諷那是“小學二三年級的水平”，不就是“說真話”嗎？他們不知道，在巴金開始發表這些文字的時候，有人不喜歡。他們位高權重，於是即便是在香港的報紙上，不少文章也多有刪節，甚至被“開天窗”；即便我們看到的正式出版的《隨想錄》，也是刪節本。
《隨想錄》的精髓，說到底，確實就是3個字：“說真話”——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對歷史。這是容易做到的嗎？太難了！檢索一下共和國的歷史，哪一次災難不是以假話開始，被假話推波助瀾的呢！從國家領導人到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到普通民衆，因說出真話而遭滅頂之災的，又何止千百。人們“聰明”了，精於算計了，算出假話可以給自己帶來的種種好處，於是假話綿綿不絕。又豈止是假話，假統計數字、假賬、假貨、假典型、假證件、假學術……作假，早已是當代中國的痼疾之一。
巴金有不少榮譽頭銜，卻惟獨沒有權力，他不可能在制度上爲根絕作假做什麼。他明白，對一個以筆爲生的人來說，惟一能做的就是說真話。“是大多數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筆不停地寫下去……我寫作是爲了戰鬥，爲了揭露，爲了控訴……”
如今，在公共場合，很多人只說“正確”的話。而這些“正確”的話，對不少發表言論的人來說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巴金給“講真話”列了標準：“講自己心裏的話，講自己相信的話，講自己思考過的話。”看起來這是個很“基本”的要求，但有多少人做到了呢？
當巴金寫完《隨想錄》時，他已經知道此生的創作已經完結了，他說：“五集《隨想錄》是我一生的總結，一生的收支總賬。”這時，他的手已經不聽使喚，很多字是用自己的左手拉着右手的衣袖寫出來的！還有最後的一件事，就是編出自己的創作《全集》。檢驗一個人心靈的時刻又來了。
閱讀舊作，巴金感嘆，從1949年到1966年，“我在17年中，沒有寫出一篇讓自己滿意的作品”。他的生命歷程中曾經有過一段曲折，這就是他爲了迎合當時那個時代而不得不編造一些大話空話假話，甚至有一些在政治運動中違心發表的批判性言論。對於這類文章，有些文化名人或家屬是絕不同意編入自己的《全集》的。他們不希望後人知道這些“污點”，他們喜歡自己的歷史是“清白”的。
巴金一定也感受到這種歷史造成的悖謬的痛苦，但他的選擇是，把這些文字編入全集，爲的是永遠讓後代看清一個人在歷史中的悲劇。他在一篇跋裏悲哀地說，“現在才明白編印全集是對我自己的一種懲罰”。這種痛苦不是常人能夠體會的，然而巴金對歷史講真話的勇氣，超越了個人的痛苦。這種絕不寬恕自己的道德情操，是老人留給世人最後的遺產。
巴金長壽，但他對生死看得很淡，“想到死亡，我並不害怕，我只是滿懷着留戀的感情”。當他不能再工作時，他認爲活着是沒有意義的，他多次向家人要求“安樂死”，這個要求當然不會被滿足；他要求建立“‘文革’博物館”，讓後代永遠記住中國發生過什麼、爲什麼發生，沒有人理會；他要求不再擔任中國作協主席，人們也不答應；他要求不要爲他祝壽，但看來聲勢浩大的祝壽活動已經在各地鋪開……老人在病榻上無奈地感嘆：“我是在爲別人活着……”
有識者說，多年來，“人們在儀式上保持了對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卻被視爲一種杞人之憂”———在巴金百年壽辰之際，這真是一句令人深思的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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