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初,本土和外資金融機構的雲集,曾鑄造了天津作爲“中國北方金融中心”的輝煌。
今年年初,戴相龍微笑着來到天津出任市長,擔負起復興天津金融、振興天津經濟的重任。
近一段時間,隨着對渤海銀行和東北亞銀行的熱烈炒作,天津,這個北方的沿海城市再次成爲中外金融業關注的焦點。實際上,渤海銀行和東北亞銀行這兩個看似新鮮的話題也已經醞釀了較長時間,只是各種消息稱,這兩個正在籌備或者研討中的金融機構要把總部設在中國的天津才格外引人注目———因爲這個城市的市長曾經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這位上任近一年的“金融市長”正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着人們對天津的印象。
戴在今年年初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提出要“加快發展金融、物流、商貿會展、房地產四個主導產業”,金融被列在了第一位;同時他又明確提出要“推進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設”。
上任伊始,把天津建成“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就成了戴相龍心底的夢想。在這裏,戴使用了“重要”二字,而沒有使用“國際”二字,戴的務實作風可見一斑。
先不說天津今後發展戰略是“三步走”還是“五步走”,只是不管怎麼走都需要大量的資金———公開的數字是這樣的:2003年,天津市的固定資產投資將超過千億元,預計今後每年固定資產投資將增長20%左右,5年後總投資將超過7000億元。
當過央行行長的戴相龍當然知道7000億的份量,沒有這7000億,經濟增長就會受影響。引進來,走出去,成爲市長戴相龍以金融業帶動天津發展的重要戰略。
“戴市長是帶着錢來天津的。”———天津老百姓中有此說法。實際情況是,戴相龍今年1月份就任天津市長,2月中國建設銀行就伸出援手———雙方簽訂金融合作協議。根據協議,中國建設銀行將向天津市一批重點建設項目提供長期、穩定、優質的金融服務和信貸支持。隨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民生銀行等金融機構不斷向天津提供信貸支持。能帶來發展急需資金,有具體貸款項目作基礎,但人們更喜歡想象的是戴相龍在金融系統多年積澱的人脈資源起着作用。據說,戴本人也承認有這種因素。
向銀行“借錢”只是小試牛刀。戴的雄心不僅如此。也是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戴相龍還提出天津要“積極發展各類金融機構,引進外資金融機構,爭取開辦離岸銀行業務,籌建濱海發展銀行,組建一些非銀行金融機構,拓展金融市場,善於資本運作,創新服務手段”。籌建一家濱海發展銀行被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可見戴對此事的重視程度。
濱海發展銀行就是如今“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渤海銀行。目前,這家銀行的發起股東尚未公開,但不管這家股份制銀行中有無“國有”股份,天津這個直轄城市總算擁有了“自己”的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天津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也就多了一個來源渠道。
而關於由中、日、韓三方共同組建東北亞銀行,服務地區發展的探討已經持續了至少4年時間。關於這家銀行的話題貫穿了最近幾年召開的東北亞經濟論壇。這個論壇是一個地區性的非政府組織,建於1988年。它致力於東北亞地區的經濟合作與發展。這個論壇的祕書處設在美國夏威夷的東西方中心。
包括韓國、日本等國諸多專家在內的人士在東北亞銀行的選址問題上都看好天津,認爲在地理位置、交通條件以及經濟發展和貿易往來方面,天津有相當實力。
不管東北亞銀行的成立是否會遇到政策法規方面的限制,以戴相龍爲市長的天津已經開始向有關方面“拋出橄欖枝”,擴大天津的影響———今年9月15日,戴相龍率團對日本、韓國和美國進行了爲期12天的工作訪問,沿途舉辦了四場“天津投資環境介紹會”,戴相龍還會見了包括日本銀行前行長、韓國銀行前行長、美國前財政部部長魯賓等金融巨頭。應戴相龍的邀請,這些人士同意擔任天津市市長顧問或提供諮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戴相龍在此次出訪中專門在夏威夷聽取了東北亞論壇主席趙利濟關於推動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的介紹,並就下一步雙方合作深入交換了意見。趙利濟本人就是組建東北亞銀行的主要推動者之一,這不得不讓人增加了對東北亞銀行可能落戶天津的遐想。
金融中心必須得有“金融街”,這在國際上已成慣例。目前,同時在建的天津友誼路金融街和濱海金融街承載着戴相龍“北方重要金融中心”的夢想。天津人給友誼路金融街起了個名字叫“天津的華爾街”;給濱海金融街起個名字叫“天津的曼哈頓”。金融街的建設吸引銀行、保險、證券信託等金融機構紛至沓來,數量已經相當可觀,“扎堆”效應開始顯現。
戴相龍算是一個學者型的官員,他對金融研究的重視從不久前在南開大學掛牌的“澤爾騰實驗室”就可以看出。把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澤爾騰請過來不是徒爲虛名,渤海銀行成爲“澤爾騰實驗室”首個公司法人治理實驗項目充分表明,作爲市長的戴相龍對金融理論服務天津改革實踐的重視。
從戴相龍近一年來匆匆的腳步中,我們看到了他的激情和自信,他的專業學識和他的宏觀思維。然而,“北方重要金融中心”的建設任重道遠,從激情到理性,再到政策或制度的形成,還需要走過一段艱苦的改革之路。
無論如何,從行長到市長的戴相龍正以他獨特的方式影響着天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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