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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革命事業，父母四處奔波，毛岸英兄弟從小就過着“吃百家飯、走萬里路”的生活。
毛岸英是毛澤東的長子，爲楊開慧所生，曾用名楊永福。1922年10月生於長沙，1950年10月犧牲於朝鮮前線。
1922年10月，毛澤東和楊開慧住在湖南長沙小吳門外的清水塘。當時，楊開慧懷有身孕，已經足月，卻遲遲不見分娩。毛澤東正忙於領導長沙泥木工人舉行聲勢浩大的罷工運動，每天回家很晚。有一天，他見楊開慧愁眉苦臉，就建議她別成天坐在屋裏，出去到嶽麓山一帶轉轉，或許可以生得快一些。第二天，楊開慧按照毛澤東的建議，出去走一走，果然，第三天即10月24日，孩子生了下來。毛澤東抱着這個又白又胖的頭生子，高興極了。正巧，那天是泥木工人大罷工勝利結束的日子，真是雙喜臨門。“就叫他岸英吧！”毛澤東給孩子起了個響亮的名字。
岸英從小就隨父母四處奔波，1924年到上海，1925年回韶山，1926年去廣州。之後，又赴長沙，奔武漢，直到大革命失敗，毛澤東開完“八七”緊急會議，才祕密把妻子楊開慧、保姆陳玉英(人稱孫嫂)和岸英三兄弟送到岳父家———板倉楊宅。毛澤東曾十分感慨地說：“爲了革命事業，這些孩子從小就吃百家飯，走萬里路啊！”爲了組織秋收起義，毛澤東又遠離親人了。此後，整整三年，毛岸英在媽媽的身邊讀書、成長。
1930年10月24日凌晨，岸英在夢中被槍托撞門聲和雜亂的吆喝聲驚醒了。他睜開眼爬起來，看見媽媽正被提槍的大兵從隔壁一間小屋子裏推了出來，押着朝外走去。岸英站到媽媽面前，口裏嚷嚷着：“不去不去，我媽媽是好人，哪也不去！”爲首的敵人一把將他拖開，兇狠地說：“好，把你這小共產黨也一起帶走！”孫嫂趕緊出來阻擋，也被敵人一起抓走。
敵人把三人關進協操坪監獄。楊開慧在獄中受盡了敵人的種種酷刑，但她堅貞不屈。
在獄中關押20天后，即11月14日上午，楊開慧被反動派殺害，年幼的岸英哭喊着媽媽，心裏埋下了復仇的種子。
楊開慧英勇就義後，經熟人出面說情、作保，毛岸英和孫嫂被釋放，但板倉楊宅受到了特務的嚴密監視。鑑於毛澤東的三個孩子所處的危險境況，黨組織決定將他們轉移到上海。在周密的安排下，60多歲的楊老太太和20多歲的李崇德舅媽扮着走親戚的樣子，領着岸英三兄弟坐火車前往武漢，而後改乘輪船到達上海。
當時，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和夫人錢希鈞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他們親自把三個孩子安排到上海大同幼稚園，這是我地下黨領導的中國互濟會辦的。1931年4月，因上海地下黨機關遭到嚴重破壞，大同幼稚園被解散，岸英兄弟暫時寄養在董健吾家。後因白色恐怖嚴重，董健吾又去武漢工作，岸英兄弟生活無着落，開始流浪街頭。老三岸龍在幾次遷移中病死(亦說失蹤)。岸英、岸青曾在燒餅鋪當學徒，捱打捱罵，受盡折磨。逃出店鋪後，兩人靠賣報紙、拾破爛、揀菸頭、幫助推人力車來維持生活。
1936年，上海地下黨找到了岸英和岸青，兩個流浪兒見到親人，傾訴着一肚子委屈，傷心地哭了。黨組織想盡辦法，通過在白區的統戰關係，由國民黨高級將領張學良介紹，乘東北義勇軍司令李杜將軍去西歐考察的機會，帶岸英、岸青和董健吾的兒子董壽琪一同出國。
1937年初，岸英、岸青來到莫斯科，開始了新的生活，先後在莫斯科郊區的莫尼諾國際第二兒童醫院和在伊萬諾夫城的國際第一兒童醫院等地學習。這時，毛澤東已率領紅軍到達陝北，建立了以延安爲中心的抗日根據地，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他時常眺望西北方，惦念着自己的兒子。1938年，有人從蘇聯帶來了岸英、岸青的照片。毛澤東喜出望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禁不住熱淚盈眶，不久，有人要去蘇聯，毛澤東趕緊書寫了一信，託人捎去。
親愛的岸英、岸青：
時常想念你們，知道你們情形尚好，有進步，並接到了你們的照片，十分的歡喜。現因有便，託致此信，也希望你們寫信給我，我是盼望你們來信啊！我的情形還好，以後有機會再寫信給你們。
祝你們健康、愉快與進步！
毛澤東三月四日
事隔一個月，毛澤東又託人捎信，並隨帶自己的照片。信的一開頭就詢問：“早一月給你們的信收到沒有？收到了，寫點回信給我……”一種盼兒心切，急不可待之情躍然紙上。
從此之後，父子之間“鴻雁傳書”，頻頻往來。
1939年8月26日，毛澤東又有一信：
岸英、岸青二兒：
你們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歡喜！
你們近來好否！有進步否？
我還好，也看了一點書，但不多，心裏覺得很不滿足，不如你們是專門學習的時候。
爲你們及所有小同志，託林伯渠老同志買了一批書，寄給你們，不知收到否？來信告我，下次再寫。
祝你們發展、向上、愉快！
毛澤東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爲了讓這些革命的後代學到更多的知識，毛澤東幾次託人買書，在戎馬倥傯、炮火紛飛的境況下送往蘇聯。1939年他寄了一批書，遺憾的是中途遺失了。這次他又親自挑選了21種60本書，既有哲學、經濟、歷史書，又有古典文學和武俠小說，並註明：“這些書贈給岸英、岸青，並與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轉交你們。”
自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背信棄義，悍然向蘇聯發動閃電戰以來，毛岸英十分關心戰爭的發展。每天，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聽廣播，然後回到房間裏，在世界大地圖上作紅白標記。
這一時期，毛岸英擔任國際兒童院共青團支部書記和伊萬諾夫市列寧區團區委委員，爲配合戰爭這個中心任務而開展工作。在戰爭最艱苦的時刻，1942年5月，他用流利的俄文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國青年，我在您領導下的蘇聯學習了五年。我愛蘇聯就像愛中國一樣，我不能眼看德國法西斯的鐵蹄蹂躪您的領土，我要替千千萬萬被殺害的蘇聯人民報仇。我堅決要求上戰場，請你一定批准我的請求！”落款寫上“謝廖沙”和“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信發出後十天無音訊，他又寫了第二、第三封信，都石沉大海。
正當他萬般焦急之時，蘇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曼努意爾斯基將軍來了。毛岸英因同他有過一面之交，就主動纏住他，最後將軍同意他進學校學軍事。於是，毛岸英先後來到蘇雅士官學校快速班，莫斯科列寧軍政學校和伏龍芝軍事學校學習，並於1943年1月加入聯共(布)黨(1946年回國後轉爲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軍校畢業後，毛岸英獲中尉軍銜，被任命爲坦克連的黨代表，參加了蘇軍的大反攻。千里長驅，英勇擊敵，穿越了波蘭等好幾個東歐國家，在毛岸英回國前夕，斯大林接見了他，送給他一支手槍，作爲他參加蘇聯衛國戰爭的一次最高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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