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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門峽水利工程的歷史過錯似乎已經無可辯駁。然而，一座失敗工程近半個世紀的存在，同樣可以讓周圍對它產生深深的依賴。
車子在離大壩很遠的管理站就停下了。身材粗壯的趙利民一路小跑着，把記者領到了 大壩前的鐵橋上。宣泄的黃河水伴着震耳的濤聲，從數百米遠的正前方翻卷而來，經過腳下時，激起大片溼漉漉的水霧。
趙利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回過頭咧嘴笑了。
這是11月份的最後一天，三門峽市豔陽高照，一個難得的好天氣。
大壩建設者的後代
“我在三門峽定居二十多年了。”趙利民說。
1958年，趙利民5歲，在三門峽大壩當建築工人的父親就把他帶到了這裏。十幾歲時，趙利民跟隨父母漂泊到了陝西和河南交界處。上世紀70年代初，他重新回到三門峽，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
他告訴記者：“我跟着父母漂泊了十幾年，70年代初回到這裏，我就不想再走了。如今三個姐姐和父親都在這裏，這裏就是我們的家。”
他說話很溜，關於大壩前那個“中流砥柱”的典故，還有大壩蓄水多少，發電多少，他都能跟人說得頭頭是道。“老實說，我越來越離不開大壩了。”他告訴記者說，“碰到鬧心的事，往這裏一站就沒事了。”
不可或缺的水源
三門峽市位於大壩十五公里處，這個新興的工業小城，是伴隨三門峽大壩的建設而崛起的。市區人口有30多萬。
根據專家分析，三門峽庫區兩岸屬於半乾旱丘陵地區，地下水匱乏，而且與黃河水位關係密切。1995年之前，三門峽市完全靠二十多眼深井抽水供給，地下水超採嚴重。最後造成城市供水能力嚴重不足。
1995年，三門峽設計規模爲每天16萬立方米的第三水廠投入使用。
第三水廠非汛期直接從水庫的取水量，佔三門峽用水總量的95%，是30萬人口的城市生活用水和21家企業用水的主要水源。
研究水文泥沙的專家王育傑描述說，如果讓水庫低於318米運行，供水能力將嚴重影響三門峽市的工業和生活用水，因爲水質和含沙量，增加水廠的運用成本，造成水廠運轉困難。如果水庫暢泄，水廠無法取水，將造成城市水荒。
新的生態平衡依賴三門峽大壩
如果失去三門峽水庫，已經實施的城市規劃，也將失去依託，“黃河遊”、白天鵝觀賞區等自然山水旅遊景點將消失。
三門峽市旅遊局提供的資料表明，1950年代庫區有鴨科鳥類9種，現在增加至12種，目前已經查明的有118種，天鵝、鴛鴦、大鴇這些珍貴的鳥，也開始陸續在庫區出現。每年冬季至春季蓄水期，數萬只白天鵝，就會集聚在庫區戲水。
三門峽市旅遊局市場處曹凱先生說，作爲國家珍禽白天鵝和鶴類的棲息地，多年來庫區200平方公里的水域已經成爲維持本區域生態平衡的基本要素，並且已經成了國家級溼地自然保護區。
“經過四十多年的運行，沿岸已經形成依託水庫的工農業格局和生態環境鏈。如果失去三門峽水庫，11項大型的取水工程也將無用武之地。”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局有關人士憂心忡忡地說。
三門峽：大壩下的回憶
隨着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有必要對三門峽水庫的運行方式進行調整"結論的作出，針對三門峽水利工程近半個世紀的爭議也行將塵埃落定。
-外灘記者陳磊
鳳凰週刊記者楊漩/報道
1956年12月和1957年3月，一位剛剛走出校門的年輕人先後兩次向國務院和水利部呈述《對三門峽水電站的意見》，認爲建造三門峽水庫，將要淹沒的關中平原是中華文明最精華的所在，價值不能單純用經濟數字來衡量。
幾個月後，水利部在北京就黃河三門峽水利規劃召開了十五天的會議，討論這位年輕人的意見。在包括當時一些學界泰斗級人物的70名與會者中，支持這個年輕人觀點的只有一個人。
這個年輕人就是溫善章，而支持他觀點的這個人就是黃萬里。
今天，三門峽水電工程的歷史功過再一次被審視。《外灘畫報》就此事分別採訪了溫善章和已故水利專家黃萬里的女兒黃且圓。
黃萬里反對三門峽大壩的建設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第一次制定大規模的經濟發展計劃，治理黃河成爲了新中國建設的重點，也成爲政績考覈的亮點。當時中國政府邀請蘇聯專家爲治理黃河擬訂計劃輪廓，特別是在黃河下游興建水利工程的計劃。
1955年，水利部召集學者工程師討論這一計劃，會議上，黃萬里對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見：由於黃河多泥沙，大壩建成後，潼關以上流域會被淤積，並會不斷向上遊發展，到時不但發電目的達不到，還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將在上游出現。”
1956年5月，面對已成定局的三門峽大壩建設計劃。黃萬里向黃委會提出意見：三門峽水庫應比360-370米爲低，並建議“把六條施工導流供低洞留下，切勿堵死，以備他年泄水排沙減緩淤積之用”。
溫善章、黃萬里曲高和寡
黃萬里公開表示反對三門峽大壩建設之後，剛進電力部水電總局工作的溫善章也先後兩次向國務院和水利部呈述《對三門峽水電站的意見》。溫善章提出水位在335米、容量90億立方米的低壩水庫和滯洪排沙的方案。
“1955年三門峽工程在全國人大全體通過的時候，我還在天津大學讀書。我看了鄧子恢副總理的報告，很受鼓舞。但是覺得它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因爲報告裏說，三門峽的計劃蓄水位是350米，遷移人口60萬人，淹沒200萬畝土地。”溫善章回憶說，“1956年我畢業，在水電總局當實習生，看到蓄水位改成了360米，遷移人口90萬，淹沒350萬畝耕地。我就忍不住了，用了半年時間寫了個東西給國務院寄了出去。沒有迴音，我就給水利部長李葆華寄了一份。”
1957年，黃河三門峽水利工程工地已經開始籌建施工設備，陝州也因此改建制爲三門峽市。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剛剛提出，水利部就在北京就黃河三門峽水利規劃召開了十天的會議，徵求意見。
黃萬里、溫善章和張光鬥都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是在水利部一個小會議室召開的，當時的一些學界泰斗級的人物都參加了，有70人。主要就是討論我的意見。討論會開了15天，支持我觀點的只有一個人。”溫善章說，支持他的這個人就是黃萬里。
大會中，黃萬里教授是惟一一位反對建設三門峽大壩的人。也是因爲他的這一主張，使得他在後來的“運動”中被打成右派，蒙冤23年。
兩種主張
在黃萬里和張光鬥共同的學生黨治國整理的《三門峽爭辯史料》中，轉載了1957年6月18日以後的專題討論會中黃萬里和張光斗的發言記錄。
黃萬里(未經本人校閱)：三門峽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積，爲什麼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門峽以上呢？我認爲現在的辦法是以上游堆沙來換取下游河道的不淤。
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100%，清水下來還是要帶沙。河牀是動的現象，三門峽壩把黃河分爲二大段，當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會減少些，徑流也可能小些，但總要帶走泥沙。而淤積在上游，慢慢造成上游地區鬧水災，等於說把現在的鬧災地位上移了幾百公里，時間錯後了一些，但這種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認爲最好還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災問題也能解決，三門峽水庫壽命也可以延長，下游河道的沖刷問題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的無能爲力，沒有辦法才留在水庫裏面。壩下留底孔或採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張光鬥(未經本人校閱)：清水下去有什麼壞處呢？我還想不出什麼壞的地方。現在討論中感到未知數太多，說不出一定怎麼樣最妥當。有人提出排沙，我認爲如果不會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話可以多排些，水庫壽命也可以延長一些。攔沙排沙哪樣好？排沙的話能排多少？雖然經過計算或是模型試驗，都還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因此在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縛得太死。
問題不一定全能用計算說明，還要靠一定的判斷，在總目標之下慢慢擡高水位，走着瞧，用運用中的事實修改計劃。由於未知數很多，我們的工程措施也要有彈性纔好。近期計劃要不防礙將來的發展。有了計劃也不一定全能照計劃辦，要看發展的情況而有所調整。
看上去這種想法似乎是搖擺不定，這是由於我們還不能掌握住它的規律，關於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艱鉅，所以希望越早進行越好。
因爲“文人多無骨”？
張光鬥教授的話後來被一些人評價是開了“釣魚工程”的先河。“一項工程的建設是應該事先進行科學嚴謹的論證後才能制定出詳細的施工計劃的。怎麼可以邊幹邊看情況！”黃萬里的女兒黃且圓說。
“修了壩，沙子就會留在上游。你們既然不贊成把沙子留在下游，那爲什麼贊成把沙子留在上游？”黃且圓回憶，這是她聽到的父親關於三門峽問題多次提過的一句話。
最後黃萬里提議在修建三門峽大壩時留下六個施工排水洞不堵，以便日後排沙之用。這一提議得到全體贊成和國務院的批准，但由於最後蘇聯專家堅持原議，導致在施工時將排水洞全部堵死。
“到底當時參加會議的專家是不是沒發現建三門峽大壩所帶來的問題？這裏面的深層原因是什麼？地方政府歷來表態基本上是‘不同意’，但是中央決定了就服從。”溫善章說，“當時我們的要求就是要保持一致。還有就是不允許反對派存在。”
黃萬里先生當時認爲那些一致贊成修建三門峽大壩的專家們，實際上不是不懂其中的道理，但因爲蘇聯專家說了能修，領導也說了能修，所以這些專家們就開始跟風，這些事情讓黃萬里先生非常憤慨。黃先生在1957年發表在一篇名爲《花叢小語》的散文中，將這些專家形容成歌德派或是但丁派。
“文人多無骨，原不足爲奇，主要還是因爲我國學者的政治性特別強。你看章某原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黃河的意見，等到三門峽的計劃一出來，他立刻敏捷地放棄己見，大大歌德一番，並且附和着說，‘聖人出而黃河清’，下游治河，他竟放棄了水流必然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腆顏地說黃水真會清的，下游真會一下子就治好，以討好領導他的黨和政府。試想，這樣做，對於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他的動機是愛護政府還是愛護他自己的飯碗?”黃萬里在《花叢小語》中寫道。
黃萬里也因爲這篇文章，被打成右派。
幾次改建證明決策失誤
1973年，經過領導照顧，黃萬里被准許在監視下到當時的“三線”，潼關以下地區考察黃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勢，記者在黃萬里後來寫給領導的一封信中看到他當時在知道華縣在三門峽建成後受到的災害後寫下的一首詩：
聽罷畢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淚交頤。
暴洪施虐知攔阻，惡鹼侵農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見，一般律定莫相違。
平生積學曾何用，愧對蒼生老益悲。
“三門峽是是決策失誤。”溫善章回憶，三門峽剛剛修好，蓄水剛剛超過潼關一點，移民就受不了。故土難離，陝西出了一本書《黃河大移民》，他們從富庶的關中遷到土地貧瘠的甘肅，過不下去就回來，回來之後得不到安排又遷回去，有的來來去去有4次之多，有的人兩邊生活上沒着落。
但他們和逃難的不一樣。他們本身祖祖輩輩就生活在關中平原，而且生活還過得去。不管有沒有明確表態，後來三門峽的功能幾次改變，三門峽幾次改建，這本身就說明是錯了。
“如果不影響老百姓，能夠攔沙又有什麼不好呢？我們不能總是用技術問題來掩蓋社會經濟問題，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不是技術失誤。”溫善章說。
反思更多的方案
溫善章認爲，當初如果不修三門峽，上游情況肯定是要好一些。但是渭河下游的情況卻很難說，水利專業有句術語“大水大河，小水小河”，如果上游來水少，必然會出現河道萎縮，如果再出現了大水，可能就會出現災害。今年的渭河大災中，人爲因素和自然因素哪個更多現在還很難說。全部歸到三門峽也是不客觀的。
溫善章說，正因爲這個原因，許多年來，他從來沒有就這個問題表達自己的態度。
據溫善章介紹，上個世紀30年代，日本提出過兩個三門峽方案，蓄水一個是320米，一個是350米，但是考慮到淹沒問題，他們更傾向於前一個。後來在40年代，美國人建議過在另一個地方修大壩，也可以實現防洪。修壩的地方，並不一定非要在三門峽，也不是說就沒有替代方案。
“如果我們能夠晚幾年修建三門峽，替代方案會更多，也不至於打亂國民經濟部署。當時正趕上三年自然災害。晚個十幾年，代價不會這麼大。”溫善章說。
歷史的平反
1992年1月8日的《政協全國委員會簡報》第10期(經濟10期)記載：“張光鬥委員說，三峽工程是個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見是好事，深入討論後可以把問題搞清楚，便於領導決策。如三門峽工程那時大多數人贊成搞高壩大庫，少數人不贊成。後來證明少數人對，而多數人錯了。”
在大壩建成42年之後，科學家再一次承認，當時三門峽高壩大庫的建設的確是一個錯誤。
2003年10月11日，水利部召集相關省市及專家學者，在鄭州召開“潼關高程控制及三門峽水庫運作方式專題調研會”。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指出，有必要對三門峽水庫的運行方式進行調整，三門峽水庫的防洪、防凌、供水等功能可由小浪底水庫承擔。
10月17日至18日，水利部會同中國工程院在北京再次開會討論如何降低潼關高程，索麗生提出的“改變三門峽的運用方式”的方案在會上依然被認爲是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方法。
10月31日，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張光鬥和前水利部部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錢正英，在接受中央電視臺採訪時也共同呼籲：三門峽水庫應該儘快停止蓄水和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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