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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上午，一起“孫子殺死爺爺”的刑事案件在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被告袁某在庭審中對殺人的事實供認不諱，但他認爲這一悲劇是由家庭的原因造成的。
八旬老人命喪孫兒之手
8月11日早晨，一名年輕人來到市公安局長寧分局刑偵支隊投案自首，自稱十幾個小時前，在家中殺死了自己的爺爺，目的只是爲了報復。
經過公安機關的現場勘查和訊問，警方確認了這一事實。當天，27歲的袁某因涉嫌故意殺人被刑事拘留。之後被提起公訴。
袁某的父母是插隊甘肅的知青。1992年，父母將剛滿16歲的袁某送到上海，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並且準備中考。“考上區重點高中，然後讀大學”是袁某的願望，但是十幾分的差距使他與夢想失之交臂。在這個極其需要安慰的時候，他的父母卻已經離開上海返回甘肅。
1995年，技校畢業的袁某進入了某研究所的車間成爲一名普通工人。因一心想改變自己的經濟狀況，袁某在工作的同時迷上了炒股和炒郵票。
後來袁某的奶奶因病住院，由袁某與當時在滬的母親輪流陪夜。他向母親抱怨說，家裏其他人爲何不來陪？袁母對兒子說，他們不陪是他們的事，你一定要陪。因爲要服侍病重的奶奶，他多次向單位請假。不久，奶奶病故了，他也被單位解僱了。
1997年，袁某的投資受到了致命打擊，賺錢的希望又一次落空。袁某在法庭上稱在“鼎盛”的時候自己曾經有30多萬元的積蓄，而最後幾乎身無分文。“以前我上班時，爺爺退休工資都叫我去領，現在知道我沒工作了，他們當着我的面叫爺爺把錢放好。”在公安機關審訊的時候，袁某這樣說。
今年3月份，袁某的父親回到上海。父母想讓兒子回甘肅調節心態，但兒子不肯。之後發生的兩件事更加深了袁某與爺爺叔叔姑姑等人的積怨——
清明節，袁父想去給母親掃墓，但家裏人說已經安排好了，沒有讓袁某父子去。
6月份，袁某的爺爺八十大壽的那天，爺爺叫上了其他小輩，卻沒有讓袁某去參加筵席。
8月10日晚上，袁某用事先準備的榔頭殺害了自己的爺爺，並於次日早晨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專家分析：特殊的羣體心理問題需要關注
在袁某作案後留在現場的遺書中，報復家庭的意識亦十分強烈———在某種程度上，這代表了回滬知青子女這一個特殊的羣體。
記者帶着“關注回滬知青子女心理”這一問題，採訪了有關專家。
華東師大心理學系副主任桑標分析，回滬知青子女羣體的心理問題成因較複雜。像本案中的袁某，16歲回上海後，如何融入陌生的社會環境，是首先面臨的問題。一個人從出生到成長，需要同伴滿足交流的基本情感的需求，回滬知青子女在新環境中，迫切希望被周圍的人接受。而袁某在上海缺少親朋好友，由於通訊不便也很少和父母聯繫，他容易產生孤獨感。而上海是個競爭激烈的城市，中考的時候和重點中學失之交臂，重考願望落空，而普通工人的工作根本無法滿足他的經濟目標，找不到理想和現實的交匯點使他有了“人生失敗”的悲觀想法。
桑標認爲，對社會和家人錯誤的認知，加上誇大現實環境中的不利因素，使回滬知青子女對社會產生負面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有可能做出極端行爲。長期的親子關係冷淡，學業和工作不合理想，心理調試能力不強，都是導火索，這是一個心理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
復旦大學文化人類學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系教授張樂天認爲，回滬知青子女的心理問題確實比較突出，因爲擺在他們面前的至少有三種衝突。第一是文化衝突，知青的社會化過程是在上海完成的，而他們的子女則基本上在鄉下長大，在十幾歲的時候，他們一下子出現在上海這個大都市，文化方面的差距不言而喻；第二是利益衝突，因爲下鄉的時候都很年輕，袁某的父輩往往在上海沒有房子，而其兄弟姐妹已形成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利益的衝突時常發生；第三是與老人相處的代際衝突。
張教授認爲，回滬知青子女本身還普遍受到家庭自身的壓力，因爲自己錯過了讀大學的機會，而且身在異鄉，所以這些人的父輩往往對他們寄予太大的希望。當同時面臨多重壓力的時候，一些原本普通的事情也容易被扣上歧視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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