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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漲薪牽涉面過大，所以一次漲幅不宜過高；但漲薪的目標在帶動消費，此次漲幅也不可太低。一次加薪300元，行不行？
如果說在1999年初，關於公務員即將漲薪的消息還是人們將信將疑的傳言，那麼在6月間股市的陣陣熱浪之中，市場和學界已經把它作爲就在手邊的政策選擇了。“公務員要漲薪了”，這個消息不脛而走。種種的觀察和分析都傾向於這樣一個結論：今年下半年的某個時候，醞釀已久的公務員漲薪很可能付諸行動。一種爲大多數人認同的解釋是，此次漲薪幅度將高於以往，而主要政策目標在於刺激消費。
公務員：錢多還是錢少
早在去年人代會討論國家機構改革的方案時，就有了在精簡機構之後提高公務員工資的主張。在去年底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有關人士再次從提高城鄉居民購買力的角度出發，表示可適當提高行政事業單位人員工資。據說在去年底今年初之際，中央國家機關已經有了某種傳言：公務員即將漲薪，幅度可能達50%。----建國以來，國家機關的工資制度曾經歷過三次大的改革調整，1993年是最近的一次。《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正式出臺後，昔日的國家幹部變成了公務員，過去以級別定工資的制度也改爲職務級別工資制。公務員的工資由四個部分組成：基礎工資、職務工資、級別工資、工齡工資。基礎工資所有人都一樣，以前是90元，後來調整爲110元；工齡工資每年1元；職務工資和級別工資按照職務和級別的高低分別劃分爲若干個檔次，根據每人的情況對號入座。按照這種工資標準，一個部長的月工資(不含補貼)最高是1050元，處一級的工資水平最高爲620元，科員、辦事員當然就更低。
北京企業研究所所長賀陽至今仍清楚地記得，1995年9月他從國家體改委社會保障司司長的職位上“翻身下海”時，他的工資加獎金加“獨生子女費、書報費、洗理費”，“所有的加起來是768塊錢”。賀陽認爲，公務員理應屬於社會中等至中上收入層。公務員工資高一些，纔好吸引更多高素質的人才加入公務員隊伍。
曾任國家體改委經濟研究所所長的曹遠征先生現在是中銀國際的執行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中銀國際是直屬中國銀行的國際性投資銀行。在接受採訪時，這位經濟學家認爲現行公務員工資制度不合理，“首先是起薪(也就是基礎工資)太低，其次職務之間的級差也太小。”在他看來，這導致工資無法對公務員起到激勵作用，而如果沒有足夠的激勵，同時又擁有很大的權力，就極有可能濫用手中的權力。
當然，名義工資並不是公務員收入的全部。人事部人才科學研究所的佟亞麗女士對記者坦言，雖然公務員的工資水平不高，但如果考慮其福利水平，總體來看並不低。其實中國的公務員除了福利，還有各種補貼，在一些下屬企業效益比較好的機關，公務員每個月發的各種生活用品甚至可以使他一個月不需額外消費。而且，中國的公務員還享有一種其他國家公務員享受不到的福利：租金幾近於零的房子。政府雖然在去年明文規定，到1998年6月停止福利分房，但很少有單位執行這個規定——直到現在，仍有許多單位緊急調集大批資金用來購買新房。準福利分房和低價售房仍被看做當公務員的一種大好處。
也不是每個同樣階次的公務員都能分到房子或價值相當的福利，恰如不同部門的公務員補貼也不一樣，至於其他隱性收入差別就更大了。這種情形恰恰說明了公務員報酬之複雜性，也可以解釋爲什麼那麼多素質很好的碩士、博士願意進入公務員序列，又有不少同樣條件的公務員流失。
正因爲此，學者們指出，應當對公務員的工資和不合理的結構進行真正的改革，包括把非貨幣化的福利貨幣化。
漲薪的目標選擇
整體改革公務員的薪酬制需要更大的手術，但既然工薪水平偏低，漲薪也就勢在必行。剩下的只是時機——什麼時候漲更合適。究竟是與大的進一步的體制改革步驟相統一，還是呼應宏觀經濟的現實需求先行一步呢？
種種跡象表明，在當前通縮嚴重、需求不足陰雲重重之時，公務員漲薪很可能會被作爲刺激宏觀經濟的措施之一先行出臺。
正因與此目標相關，漲薪的幅度也就不可能過小。1993年工資制度改革，每個公務員平均只多拿了19元錢。而此次調整雖然猜測不一，但最保守的估計也高達三成，甚至有五成、七成之說。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的人力資源專家楊宜勇博士則認爲，這次調整可能會更多地照顧低級別、低工資的公務員，加薪辦法不會是比例制，很可能是給每人數目大致相同的一筆錢，少的不低於200元，多的也不超過300元。
統計表明，消費對國內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比例高達60%。從此角度看，提高公務員的工資會有助於推動經濟增長。不過公務員拿了錢會不會去消費，學者們的分析還是不盡一致。有許多專家認爲漲薪必然會轉化爲消費，他們依據的理論包括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和弗裏德曼的長久收入說。這些理論認爲，穩定的收入必然轉化爲穩定的消費。
但還有一些專家並不相信這些理論就能適用於現在的局勢。楊宜勇就認爲：“如果消費結構性障礙不變，工資轉化爲現實消費的概率不會很高。”他指出，考慮通貨下降因素，這兩年社會實際工資是增長的，但每年的儲蓄還是在增加。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李強則認爲，如果不是強制消費的話，這筆錢可能最終仍會轉化爲儲蓄——如果這筆錢只讓購買住房，那它的市場效應倒是能馬上顯現出來。
國家體改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潼認爲，漲薪帶動消費是毫無疑問的。他說，漲薪的次序應當是這樣：公務員之後是事業單位，然後是國有企業。當然經營狀況良好的企業，可能問題不大，虧損企業能否提工資就有爭論。
1993年，機關工作人員工資制度改革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爲4916億元，第二年就達到了6656億元，一年上漲35.4%。以後總額的絕對值仍逐年上升。1995年是8100億元，1996年是9080億元，到了1997年，上漲的幅度開始減小，僅達9405億元，1998年則出現下降，爲9297億元。以此爲依據，王潼教授相信，這次公務員工資上調也會起到同樣的帶動作用。
曹遠征也說，在宏觀經濟不景氣時，需要強化人們對未來的良好預期。如果公務員漲薪後增加消費，“他們所處的位置，使得他們的這種行爲比其他階層的消費行爲更具有示範效應，在穩定他人的預期方面也有更大作用。”
羊毛出在誰的身上
漲薪的錢從何而來？種種分析認爲，資金主要來源於財政。
我們不妨算一筆帳。目前正式在編的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爲1.8萬人，但去年爲了使機構改革進行更爲順利，政府曾作出過這樣的規定：分流的公務員雖然不再屬於公務員編制，但仍享受公務員的一切福利待遇，即仍屬財政供養人口。此外，黨政機關、人大、政協、團、工、婦以及部分事業單位同樣是隨公務員制吃“財政飯”的，公務員漲工資，他們也要跟着一起漲。把這些人都算在內，中央一級的差不多有3萬多人。如果按照普遍的每個月人均長300元的看法，如此算下來，這筆財政支出至少需要一年近一個億。
這筆資金不算大。但這個數字僅是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一年漲薪的財政支出，如果算上地方公務員及事業單位，數字要龐大得多。此外，如果公務員漲薪，下崗工人的最低生活保障費、離退休人員的工資補貼，都將相應上調。而和公務員關係最近、向其看齊的事業單位必然也是要水漲船高的。這些錢縱使不從國家財政直接劃出，也很可能對財政間接造成壓力。另據悉，政府也將鼓勵企業根據其效益調整工資，並不設上限，對高層經營管理人員更是理所當然地開了大口子。
於是有一個問題：漲薪帶來新一輪工資上漲，會不會推動成本上升，對擴大內需政策產生一定抵銷作用？對此，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
曹遠征分析說，公務員漲薪由財政負擔，而財政基本不負擔國有企業，企業的工資水平由企業的贏利狀況決定。他認爲，國有企業的職工是否漲薪是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而不是一個財政問題；其次，漲薪不會損害擴大內需的政策。因爲目前的問題是最終消費需求不足，不是成本過高或售價過高。所以他認爲考慮當前的宏觀環境，漲薪是必要的，時機也是恰當的。王潼也認爲，爲此承擔一定程度的財政赤字是可行的。
楊宜勇的看法則相反。他認爲今年漲工資並不是最好的時機。他認爲，國內的經濟增長速度這兩年連續滑坡，並不具備漲薪條件。他還指出，國外在經濟滑坡的情況下，政府一般倡導削減工資。因爲漲工資可能導致更多的失業，減薪則可以爲企業減少費用，防止經濟進一步惡化。中國應當在經濟轉好、出現恢復跡象並開始上升時再給公務員提薪，明年下半年有可能是較好時機。現在的有效措施是減免稅收，以給企業創造更多的利潤空間，在微觀層面促進經濟的增長。
靠改革擺脫兩難
公務員漲薪，畢竟是個比宏觀經濟效應更敏感的話題。此舉牽涉到方方面面，一步邁出，不可能不反覆斟酌，權衡再三。不少學者接受採訪時談到了公務員漲薪可能帶來的衝擊及對策。
長期以來一直研究收入分配的老經濟學家趙人偉認爲，即使需要大幅度提高公務員的工資，也不宜一次到位。因爲“公務員制度存在的最大的問題並不是工資水平太低，而是因爲冗員造成的效率低下。漲工資應該與機構改革互相配合，以提高工資作爲競爭上崗的激勵機制：只有達到某一目標的人才能漲工資，才能繼續留在公務員序列中。也就是說，裁減冗員也不能一刀切”。從這個角度看，他主張應該在三年之內，分數次而不是一次對公務員的工資進行調整。
賀陽在分析公務員工資上漲可能產生的問題時認爲，第一是吃皇糧的人多，人多就不好漲。第二是公務員素質參差不齊。工資一上漲，差的就更不願意離開機關了。機構精簡的難度或許因此增加。
李強說：“在市場經濟中，每一個人的薪金應該是不一樣的，因爲每一個人的貢獻不同。通常情況下，個人薪金的確定是在市場討價還價形成的。但在我們的體制下體現不出來。我們是要提大家一起提。其結果是抹殺個性和積極性，打擊了努力工作的人。”
實踐中存在着諸多兩難。因爲公務員漲薪牽涉面過大，一次漲幅不宜過高；但因爲漲薪的目標在帶動消費，此次漲幅也不可太低。
王潼提出，在這種情況下，確定支出預期對於達到宏觀目標至關重要。
據他分析，支出預期的不確定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其一是房改政策尚未出臺。時至今日，購房貨幣化在全國仍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部分地區進行了試點，但相互之間政策並不協調。在北京這樣一個國家部委機關雲集的地方，更是遲遲不動。對機關工作人員取消福利分房後如何補貼也仍未有定論；其二是教育支出逐日攀高。當免費上學、每個月還有補助的“社會主義幸福生活”成爲回憶中的一道風景時，中青年父母不得不爲孩子的教育仔細掂量掂量手中的這點錢。教育走向產業化勢在必然，而過程中仍充滿了變數，家長只好一邊攢錢，一邊“等着瞧”。三是涉及到每個人的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方面的不確定性支出。目前的醫療體制改革比較明確的是醫藥分開，但醫療保障體系仍未健全。由國家包乾的公務員報銷比例尚未確定，遑論生活在體制外的人了。
由此，王潼也認爲工資改革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唯有使收入預期和支出預期同時改善和明確了，財政增加的部分纔可能用在消費上，不然，仍舊是錢從銀行出來，又直接回到銀行。
吳敬璉則從另一角度提出問題：公務員漲薪當然確有必要，但應當有個次序。現在職工的社會保障體制問題還沒有解決，一些國有企業長期欠薪嚴重影響了工人生活，這些“舊賬”不還，公務員漲薪的社會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在眼下熱浪滾滾的股票市場上，公務員漲薪的消息作爲利好的傳聞之一越炒越熱。但只要認真分析中國社會的現實環境就可以得知，無論漲薪的基本動機如何單一指向宏觀啓動，公務員漲薪本身意味着一種較大的制度性變動，相應的改革步驟和配套安排是不可缺少的。
否則，新政策只能在兩難之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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