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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乞丐，與乞丐聊天，是我們此次系列報道的基礎工作。濱江道、和平路、南市食品街、大悲禪院、飯館門前、街口道旁等等地方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都被我們納入了視線。
11月13日上午9：30南市食品街
在南市食品街臨街的一家飯店門前，記者被一名女乞丐攔住。她大約50歲，穿着粗布衣服，挎着一個破舊的書包。在她攤開的手裏，有三五元的零錢。記者掏出些零錢放在她的手心，並隨即問了幾個問題。
“你從哪裏來呀？”“安徽。”“從安徽來天津幹什麼？”“就是來要飯的。”“爲什麼不去救助站？”“老伴有病，我得照顧。我在外頭要飯夠吃也挺好的。”
據這名女乞丐介紹，她的孩子正在天津打工，所以她就跟着孩子來這裏乞討。聽她的口氣，乞討如同兒子的打工一樣平常，一樣是工作。
在食品街西出口處，一位腿有殘疾的年輕人站在路邊，手裏拿着一個飯盆，逢有人過來便將飯盆伸過去，神態中似乎有些靦腆和膽怯。記者湊上前問道：“多大了？”“20歲。”“年紀輕輕，怎麼伸手要飯呢？”“我們老家發水了，來這討點飯吃。我跟我們老鄉一塊住在工地上，但我打不上工，所以就要飯。”“要飯能養活你自己嗎？”“今天早晨一直要到現在纔要了四五塊錢。”“爲什麼不去救助站呢？”“我不知道救助站，也不知道是可以自願去的。”
一位長期在食品街停車場工作的中年人向記者透露了一些內幕。工作人員稱，這一帶的乞丐比較多，他們一般早晨9點多來，中午時人最多。乞丐中有歲數大的，還有殘疾人。施捨的人也不少，據說有的乞丐一天能有60元左右的“收入”。
11月13日下午濱江道與和平路
在濱江道和南京路交口處的人行天橋下，一位看上去大約20歲的青年人坐在那裏乞討，身前有一個紙盒，他雙手畸形、殘疾的雙腿盤着。看上去他和普通的乞丐沒有什麼區別，但是交談之後，卻發現他很特別。
“我從河南來，從小我就出來流浪，中國就是我的‘家’。我在天津呆了3年了，其實，我想到錢要攢起來，然後學點技術，學點電腦。我沒上過學，但是想學。人要自立，就是有多大力量用多大力量。”這名年輕乞丐的話讓人吃驚，他也有着一般年輕人對美好未來的嚮往和憧憬。
11月17日上午天津站
在天津站前廣場和出站口兩個小時的採訪中，記者大約接觸了六七名乞丐。
在出站口附近，我們想要走近一名中年男乞丐，但他很警覺，不回答記者的任何問話，倒是旁邊的一名中年女乞丐主動搭腔。
“我是從河南來的，家裏鬧水了，地都淹了。我纔來幾天，天冷了想回家，可買不起票。晚上我在房檐底下住着，很冷。現在一天就能要到三四塊錢。”
這名女乞丐對可以爲其提供溫暖住處的救助站一無所知。而另一名老年女乞丐稱她知道收容所，是進去了就出不來的那種，在裏頭，能幹活的幹活，不能幹活的就在裏面呆着，除非有人拿錢贖。當這名老乞丐聽說現在有自願出入的救助站時感到很奇怪，嘴裏說：“沒有那麼好的事吧？要有我也不要飯了。”
11月18日下午大悲院
在河北區大悲院門口，記者看見大約10名乞丐聚集此處。記者驚奇地發現，這些乞丐趁着過往行人減少的時候會突然聚到一起，好像在交流什麼。而後，他們以大悲院門口爲起點依次向兩邊的道路散開，每兩人間隔10米左右。
這時，馬路盡頭有一位年輕女士給了一名乞丐一些錢，但錢包還沒來得及收起來，下一個乞丐又出現在她面前，在不到50米的距離內，總共有5個乞丐依次向她乞討。
當一名乞丐攔住記者時，記者邊掏錢邊問他：“你和他們(那些乞丐)認識嗎？”“我們之間不認識。我平常住中山門附近，坐642路車來的。在那附近不好要。一天要個十塊八塊的吃吃飯。”“爲什麼不去救助站？”“現在沒有了，去年我被收容過一次。”
調查後記
在被採訪的30餘名乞丐中，以五六十歲的人居多。當記者詢問乞討的原因時，他們的回答幾乎如出一轍，大都稱家鄉遭了災荒，而且均是剛來天津不久。那麼，他們真的有如此相同的生活經歷嗎？記者無從考證。
自從取消了《收容遣送條例》之後，城市流浪乞討人員再也不用擔心被當作沒有身份證、暫住證和務工證等所謂的“三證”而被收容遣送、剝奪人身自由了，這可以說是法治的勝利。但是在記者採訪乞丐的過程中，發現他們在短時間內還難以擺脫收容站的陰影，甚至對救助站提供給生活無着的流浪乞討人員免費吃住的福利制度，半信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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