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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外公毛澤東——翻開我家老影集》作者孔東梅，以毛澤東與賀子珍外孫女的身份，從偉人後代和當代女性雙重視角出發，將女性、婚姻、家庭等內容娓娓道來。如對外婆賀子珍、母親李敏和作者自己留學經歷的比較，對外婆婚姻生活的分析，有着中西方高等教育背景的作者都以文化的、理性的態度做出嘗試。-我的外公毛澤東大家可能知道，我外公小時候經常和曾外公發生衝突。至於原因，父親脾氣暴躁，兒子頑皮倔強；父親對兒子勞動、生活、學業的嚴格要求；還有施捨與反施捨的義利之爭，都是衝突的導火索。
外公在家裏組織了一條“聯合戰線”，最重要的盟友當然是曾外婆。此外，他還盡力工作，小心記賬，讓曾外公抓不到把柄。此後，父子衝突是少多了，但分歧仍然存在。我覺得，這還是兩代人的人生目標不同所導致的。
曾外公讀過兩年私塾，知道文化的可貴。他已計劃好，將來把兒子送到湘潭一家米店當學徒。然而，一本《盛世危言》卻改變了一切。它使外公萌生了要去山外世界看看的念頭。1910年他要去鄰縣的湘鄉東山小學讀書，那是一所不教四書五經的新式學堂。
他知道父親的態度，所以搬來了一切可以說服他的親戚和師長。外公的表哥王季範說的“不讀書就沒有用”大概打動了曾外公的心思。接下來，外公的八舅願意負擔學費，他的兒子願陪同外公上學。此時，曾外公開始用商人的現實思維考慮了，他說：澤東是湘潭人，到湘鄉讀書只怕有界線。
外公的老師一錘定音：現在到外國留學的都很多，何況到湘鄉呢？這樣，外公又一次勝利了。那年，外公16歲。這是他第一次出門到離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
後來，他又有了去省會長沙讀書的機會，曾外公照例反對。但是，在外公的母親、舅舅及表哥、老師等的大力支持下，曾外公終於同意資助兒子。外公得以最終完成學業，從而奠定了他成爲20世紀最偉大人物的起點。-外公的原配羅氏
她是外公家庭中最不爲人知的一位成員。然而，這又是一個不可以被歷史忽略、被後人遺忘的成員，她，就是外公的原配羅氏。
衆所周知，外公有楊開慧、賀子珍和江青三位妻子，但這並不是歷史全貌。外公在延安接受採訪時，也談過此事。
在《韶山毛氏族譜·世系表》(竹溪支)齒錄卷十五中，我查到了毛氏家族對他第一次婚姻的最權威記載：“原配羅氏，清光緒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丑時生，宣統二年庚戌正月初二寅時歿，葬韶山南岸土地衝楠竹，酉山卯向。”
據此可知：羅氏生於1889年。這樁婚事，據我看來起碼有兩個成因：一是，毛羅兩家是世交，羅氏祖母毛氏是外公祖父的堂姊妹，而羅氏之父與我的曾外公有生意往來，兩家關係更加密切。二是，毛家有子無女(夭折兩個)，羅家有女無子(夭折六個)，曾外婆身體不好，家事又頗繁重，找合適的大兒媳幫忙已是當務之急。
而羅氏嫁到上屋場毛家之後，且不提外公滿意與否，至少公婆滿意——據說她與婆婆和弟媳(澤民外公的髮妻王淑蘭)相處很好。
1910年大年初二，羅氏因病去世——有人說是患了痢疾，在缺醫少藥的農村，已是足以奪命的惡疾。當時她才21歲。這年秋天，外公做出了離開韶山去湘鄉讀書的決定，從此開闢了真正屬於他的人生新天地。
我的外婆賀子珍
我兩歲到六歲都在外婆身邊度過。當時年紀小，外婆給我的印象並沒有後來深。說來也怪，以往聽外公的錄音，和外公會面都能引起她病情的重大反覆。而1976年外公去世，全國人民淚落如雨時，她卻表現出驚人的平靜。
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一次不亞於前兩次的危機。只不過由於壓抑較深，當時沒有爆發，而分幾年逐漸釋放出來。只要外婆一發病，樓裏馬上就如無人居住般安靜。
1979年外婆終於獲准進京。爲了這一天，她足足等了30年。現在，她可以來了，可是……
北京對她而言，一來意味着丈夫，可他已在三年前離開了人世。而只要他活着，自己就不能去。這個悖論使兩位老人一直痛苦着。二來意味着國家，就像當初她不顧一切前往的紅都莫斯科，是心中的聖地，理想的家園。但她來北京後惟一的外出，都沒超過天安門廣場和左右公園的範圍。
此時中風和糖尿病已讓外婆離不開醫院。爲了健康起見，她一定要去瞻仰紀念堂的時間被一縮再縮。在紀念堂，曾經和被紀念者有過十年婚姻、六個兒女的外婆，把眼淚和嗚咽一併吞下肚裏。
媽媽和爸爸推着輪椅，讓外婆坐到休息室的外公手書《七律·長征》前面。外婆擡眼望着丈夫那熟悉的龍飛鳳舞草書，久久不語。
5年後，當我們推開急救室大門時，一切都已經結束了，外婆去了，隨後是火化。火焰熄滅後，幾塊沉甸甸的鋼鐵傢伙終於在森森白骨中露出了面目。外婆留給我們的，除了她的冤家彈片，還有1951年發給她的殘疾革命軍人證，按照規定，她可以每年領取330元的殘疾金，但取款簽名欄沒有留下任何一處她的簽名。
我的姨媽李訥
姨媽李訥1940年生於延安。當時外公已47歲，對這個自己十個子女中最小的孩子特別喜愛。他不忍心把女兒送到保育院，姨媽成了家中惟一和外公度過全部童年的孩子。父女間的暱稱是：“大娃娃”和“小爸爸”。
姨媽1965年從北大歷史系畢業後，以她特殊的角度見證了“文革”初期那一段紛紜複雜的歷史。然而，好學深思、恬淡平和的姨媽與波譎雲詭、百口莫辯的政治顯得那樣不協調。後來，她也和數以萬計的機關幹部一起，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
外公逝世之後，姨媽有過一段異常孤獨、困難的時光。由於江青在京北遠郊秦城監獄服刑，她常常要花費整天的時間，乘公共汽車去那裏探監。但人們沒有忘了她。在外公衛士長李銀橋夫婦的幫助下，姨媽1984年和我現在的姨夫——王景清結婚，長期住在北京市民那種簡樸而侷促的房子裏，過着老百姓平靜而自由的生活。-我自己的故事
我兩歲到六歲在上海外婆那裏。湖南路262號寓所頗爲寬敞洋氣，工作人員把各方面都照顧得很周到，衣食無憂的我還能在家看看電影。這些是牆外的孩子當年無法想象的。
但是我仍然很羨慕牆外的孩子：他們有父母，有朋友，這些是再優越的物質條件也無法替代的。外婆的病使她自顧不暇，父母的工作和收入使他們不可能穿梭於京滬之間看我，結果就使我在一定程度上重演了媽媽的童年——因孤寂而內向。
然而我終究沒有像她那樣受苦，畢竟東梅的媽媽與嬌嬌(指李敏)的媽媽相比，已經有很多不同。她中文不大靈光，但對文學的愛好有相當積累，這一點對我影響至深。學着她當年的樣子，好靜的我讀了家裏所有西方文學作品。
1996年，我工作了。在泰康人壽工作的三年創業期間，我經歷了脫胎換骨的變化。這段經歷給我一生成長起了轉變和催化的作用，也爲歸國創業奠定了基礎。
工作了的我，“名利心”似乎特重，出國夢越做越香。1999年，我考上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在美國學業繁忙之餘，我潛心鑽進各種文化場所，以濃厚的興趣看待多元化的世界。
回國之後，我仍繼續自己的學業，在北京大學攻讀博士。就學燕園，使我在濃厚的學習空氣中自由呼吸到前輩思想的因子。
凡此種種，最終觸發了我從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以及中國“紅色文化”代表人物的決定。外公在上世紀20年代初，曾創立過新民學會、文化書社等等。而在目前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我創立一個機構，以研究、宣傳、出版、傳媒爲業，不正是對家風很好的繼承和延續嗎？我爲它選了一個有意義的好名字——“菊香書屋”。
作者孔東梅:在毛澤東四位孫輩後人中，孔東梅是惟一的女性。她的母親是毛澤東長女李敏，父親是原解放軍炮兵副司令員孔從洲將軍之子孔令華。毛澤東爲她起名“東梅”。既包括他自己的名字“東”，又有他一生都喜歡的“梅”。
東梅1972年出生，童年在上海度過。上小學後，回到北京父母身邊。考入父親的母校北航後，她選擇了英美文學專業，畢業後進入泰康人壽保險公司。不久，東梅赴美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回國後，創辦北京東潤菊香書屋有限公司並任董事長，致力於整理、研究、宣傳“紅色經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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