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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派往伊拉克的陸上自衛隊先遣隊一行30人於1月16日晚從成田機場啓程赴伊，裝載着先遣隊8輛輕型裝甲車及其它裝備的運輸機也從北海道的新千歲機場出發，17日到達科威特。3周前，日本政府已將航空自衛隊先遣隊約50人派往科威特和卡塔爾，爲日後向伊拉克派兵建立轉運基地。
據透露，日政府計劃在確認伊拉克的安全局勢後，從本月底起至3月下旬，將駐伊陸上自衛隊440人分批派往目的地。日本航空自衛隊的150多人以及3架C-130運輸機將於本月下旬出發，前往海灣地區，擔負從科威特機場到伊拉克機場的物資運輸任務。上述行動開創了日本戰後向依然處於戰爭狀態的地區派遣軍隊之先河。
實際上，追溯到2003年12月19日，它對於戰後日本的防務界而言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就在這一天，日本政府一口氣做出三項重大決定：下令向伊拉克派兵、決定引進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和修改“基礎防衛力量構想”。在第二天出版的《東京新聞》上，有分析人士認爲，日本政府此舉是對以往防衛政策的重大修正，其意義之重大，足以使這一天載入戰後日本軍事發展的史冊。細心的讀者或許可以發現，事實上日本的防務政策調整並非始於今日，而是有着冷戰後十餘年的發展背景，更爲關鍵的問題則在於，日本未來的軍事發展究竟將何去何從？這應該是所有關注戰後日本軍事發展的人們所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
戰略篇
“泥鰍戰略”迅速突破法律禁區
長期以來，日本在“和平憲法”的規制下，在表象上走的是一種“自我約束型”的軍事發展道路，曾先後制定過“專守防衛”、“禁止向海外派兵”、“無核三原則”等一系列自律性政策規定。對於現階段日本的軍事發展而言，這些“障礙”是不得不面對的。爲此，日本在軍事戰略的調整上，始終將法理突破作爲其第一要務。在策略上，日本背靠日美同盟，以“對美合作”爲由，“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巧妙地迴避了國內政治因素的制約。與此同時，在時機的把握上，日本則充分展現了其善於捕捉“機會”的能力。日本媒體在對此進行評論時，將其形象地比喻爲“泥鰍戰略”，意指如同捉泥鰍，必須利用稍縱即逝的機會，迅速下手，方可一蹴而就。事實也的確如此。近年來日本在法理上的突破，幾乎無一不是這一“泥鰍戰略”下的產物。
四次“良機”出兵海外得償夙願
1991年的海灣戰爭是日本冷戰後謀求自衛隊由國土防衛型向海外干預型發展的第一個契機。當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的《國際和平合作法》，是自衛隊跨出國門、走向世界的第一塊墊腳石。1997年日美重修《防務合作指導方針》，兩年後出臺《周邊事態法》等新“指針”相關法，一舉完成了日美軍事同盟關係的定位和國內立法支持。其中提出的“周邊事態”理論架構，爲日本平戰結合的對美支援行動奠定了法理依據。這可以認爲是日本謀求外向型軍事發展的第二個“機會”。2001年的“9·１1”事件和隨之爆發的阿富汗戰爭爲日本帶來了第三個“機會”。同年11月，日本出臺《反恐怖特別措施法》，爲自衛隊對在東亞以外地區展開戰鬥行動的美軍實施後方支援提供了法理支持。
2003年以來，日本利用伊拉克戰爭爆發之機，及時捕捉到了又一“良機”。
2003年6月，《武力攻擊事態法》等“有事法制”相關三法在經過國會衆參兩院高票通過後開始施行。這一被學者稱之爲“戰爭法”的法律體系對於日本未來的軍事發展無疑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義，其中所包含的極具主觀色彩的“推斷有事”概念以及建立在絕對權限之下的全民動員體制等內容均可能預示着日本防務政策將產生根本性轉變。也難怪日本防務界爲26年的夙願得以一償而備受鼓舞，甚至於有人在《讀賣新聞》上如是感慨萬端：“日本終於成爲‘普通國家’了。”
五大轉變
自衛隊漸變成軍隊
這裏，我們不妨對日本新時期軍事戰略架構做一個大致的歸納。它應該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軍事力量的職能正在由“自衛型”轉變爲“自衛與對外干預型”相結合的體制，自衛隊的性質也因此發生髮根本性轉變，一如日本政府領導人在2003年5月20日和11月2日先後在不同場合所表示的那樣，“自衛隊實際上就是軍隊”；二是軍事戰略方針由以往的“被動禦敵”轉變爲“先發制人”，強調積極營造“和平、穩定的安全保障環境”，具有鮮明的主動先期威懾性格；三是基於其廣義“周邊事態”理論，軍事力量的運用範圍由日本週邊擴展至全球，以“支援美軍軍事行動”爲名實施“海外干預”已成爲自衛隊又一主要戰略任務；四是在威脅判斷上趨於多元化，即由以往的單純強調針對日本的大規模武力進犯，改爲應付導彈攻擊、海上襲擾和難民涌入等，並據此調整兵力部署與軍力結構；五是繼續強化日美軍事同盟關係，並以最終確立日美聯合作戰體制爲戰略目標。這一全新的軍事戰略似可描述爲以“主動先制”爲手段的“本土防衛與有選擇地參與”軍事戰略。
戰術篇
軍力結構
保證質量伸縮自如
在上述戰略方針的指導下，近年來，日本在軍事體制編制調整、軍力結構改革及武器裝備發展等方面均有大的動作。
在體制編制調整改革方面，日本的主要做法有：一是調整領率機關體制，以精簡機構和提高聯合作戰指揮效能。1997年“情報本部”的設立、1999年參聯會權責的擴大和2001年防衛廳的組織機構改革均體現了這一思路。此外，2003年，參聯會提交《聯合運用研討成果報告》，擬議改組參聯會爲聯合參謀部，賦予其聯合作戰指揮權限，也是其具體步驟之一。二是深化部隊的體制編制調整。作爲日本中長期軍備發展計劃，1995年底出臺的新《防衛計劃大綱》提出了建設“合理、高效、精幹”的軍事力量的總體規劃，並已於第三個五年計劃(1996年～2000年)期間，先期開始部分實施。從第四個五年計劃(2001年～2005年)的情況來看，日本明顯加快了軍隊現代化的建設步伐。按照新《防衛計劃大綱》的要求，自衛隊總編制員額將由1996年的約30萬人減至28萬人，其中重點是陸上自衛隊，將由1996年的18萬人減至16萬人(含1.5萬人的應急預備役)，基幹部隊由13個師、2個混成旅改編爲9個師、6個旅，藉以優化陸上自衛隊主戰部隊體制編制，實現陸上自衛隊作戰部隊的立體機動投送，以適應未來自主防衛之需求。日本此舉的目的是控制規模，保證質量，建立一支彈性部隊，做到平時少養兵、養精兵，戰時可迅速擴充。
武器系統
自主開發進攻武器
在武器裝備發展方面，其主要思路是在注重引進高技術武器裝備的同時，利用自身的高科技優勢，走出一條自主研發或聯合開發的路子。其指導思想是適應軍事戰略方針的調整，武器裝備向遠程化、高技術化方向發展。目前，由日本自行研製的第三代90式主戰坦克已約佔其坦克總數的20%，4600噸“村雨”級和7200噸“宙斯盾”級驅逐艦等約佔作戰艦艇總數的25%，與美國聯合研製的F-2戰鬥支援機以及引進的F-15戰鬥機約佔作戰飛機總數的一半以上。這些高技術主戰裝備仍將是今後裝備採購計劃的重點，隨着其所佔比重的不斷擴大，自衛隊武器裝備的現代化水平和高技術含量將會明顯提高。此外，加上業已引進的空中加油機和2004年度擬建的13500噸級“直升機導彈驅逐艦”，日本不僅將在武器裝備遠程化和大型化方面再上一級臺階，同時也將使其在發展進攻性武器方面前進一大步。
指揮系統
發射諜星聯絡縱橫
日本的自動化信息指揮系統C4ISR建設雖起步較晚，但由於依託其高科技優勢，起點高，見效快。目前，自衛隊已初步建立起了以三軍C4ISR系統爲基礎，以防衛廳C4ISR系統爲核心的指揮控制體系，具有全境、全手段立體通信能力，並可對日本超高空、空中、海上、水下進行24小時的不間斷監視與監聽，預警範圍達3000千米至4000千米，但縱向聯通不夠，橫向三自衛隊亦互不相通，遠距離空中偵察更需依賴美國。爲此，日本今後將重點“通過建設完善的網絡系統等，強化情報指揮通信機能”，以中央指揮所的“中央指揮系統”(NCCS)爲中心，構建“防衛綜合數據通信網”(IDDN)，實現三自衛隊指揮系統的全部互聯。此外，日本已於2003年3月28日成功發射了2顆偵察衛星，儘管第二批2顆偵察衛星於2003年11月29日發射失敗，但這並不會對日本構建自主偵察衛星系統的決心產生根本性影響。
防禦系統
海基平臺截擊導彈
對於引進與部署導彈防禦系統(BMD)問題，日本始終態度十分積極。2003年12月19日，日本政府正式做出引進BMD系統的決定後，這一進程將明顯加快。就目前條件而言，“宙斯盾”驅逐艦作爲其海基平臺，配合引進“標準-III”截擊導彈，配合已擁有的偵察衛星，便可在理論上實現海上高空攔截。下一步日美聯合開發的重點主要是“愛國者-III”截擊導彈和更爲先進的彈道導彈偵察預警系統。日本此舉無疑將對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產生極爲不良的影響，同時作爲連帶反應，還將可能導致日本最終修改或放棄武器出口三原則。
不難看出，未來日本的軍事發展將步入穩步發展的快車道，日本自衛隊向“正常國家”的“正常軍事狀態”轉變的步伐似已不可阻擋。有鑑於日本至今仍未對過去的侵略歷史做出深刻反省這一現實，我們完全有理由對這一轉變保持高度的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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