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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進城務工人員權益受到侵害，人們就會想到“工資拖欠”，實際上，進城打工難，已不僅僅難在工資問題上，子女受教育難、人格受歧視、精神文化生活匱乏和社會保障缺失等問題無不困擾着進城務工人員。最近，黑龍江省青少年研究所研究人員對100名在哈爾濱打工的青年進行了個案訪談，訪談後分析得出的結論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最頭疼的事不是收入問題，而是孩子上學問題”
31歲的郭某來哈爾濱收破爛已經五年了，他兒子到入學年齡時，郭某先去找了幾家公辦學校，有的回答說“不收外地學生”，有的則是“可以收，但是必須一下子交齊5年的學費”。郭某承受不起，最後好不容易託人去了一所教學質量不大好的偏遠學校，誰知他租的平房又要動遷，一搬家還得給孩子重新找近一些的學校。郭某無奈地說：“真不知道孩子能不能再上學了。”
在100例被訪的個案中，有18人像郭某一樣正受到子女入學問題的困擾，21人對子女將來的入學問題表示擔憂。對許多進城務工者來說，讓子女入學受教育簡直成了一種奢求。
據瞭解，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上學一般分兩種情況，一是在家鄉繼續讀書；二是跟隨父母進城上學。前者因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放棄了對孩子學習生活的監護和督促，即使子女有親戚朋友照看，這些孩子輟學的比例也相當高。而進城務工人員居無定所，流動頻率高，加上城裏的學校大都擔心民工拖欠學費、農村學生底子差，往往以拒收或者通過入學考試、全部交齊幾年的學費等形式人爲擡高入學門檻，使得很大一部分進城務工者的孩子失去繼續求學的機會。很多進城務工人員都向記者表示：“最頭疼的事不是自己的收入，而是孩子上學問題”。
“我多幹點兒活無所謂，但是受不了老闆娘的嚴密監視”
許多進城務工人員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歧視。滕某來到城裏在一家照相館當化妝師，她對記者說：“我稍稍閒一會兒，老闆娘就會讓我擦地擦玻璃。其實多幹點活兒無所謂，但是受不了老闆娘的故意刁難。老闆娘總是找茬，甚至我什麼時候洗一次頭、洗一次衣服她都要嚴密監視。”
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體制，使得市民和進城務工者的心理隔閡在短期內難以消除，在一些人眼裏，進城務工者似乎就是呆傻、土氣、粗俗的代名詞。有的城裏人認爲，進城務工者搶了城市人的飯碗，並造成了治安混亂現象，所以許多進城務工者，人雖然生活在城市裏，卻很少能感受到城市的寬容與文明。
黑龍江省青少年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高洪貴告訴記者，在100例個案訪談中，有59人表示有過與滕某類似被歧視的經歷。這種人格上的歧視具體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來自市民的不理解和責難。那些居住在棚戶區，從事着髒、苦、累、險工作的務工者經常受到僱主的奚落、嘲諷和懷疑。記者近日瞭解到這樣一件事，有個居民小區春節後貼出通知：“春節已過，民工陸續進城，請各位居民注意防賊防盜。”從中明顯看出某些市民對進城務工人員的歧視和不信任。其次表現在稱謂上，一些人把打工者稱爲“民工子”“盲流子”“戳大崗”等，本身就有輕蔑的味道。
“我覺得光幹活掙錢，時間一長，人都麻木了”
進城務工人員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問題。20歲的趙某在哈市做力工，平時遇到工地停工待料時，就覺得“日子難熬”了。趙某說：“工地上沒電視，城裏也沒有咱去的地方，以往還可以到附近的錄像廳看點武打片，現在根本找不到了，上網吧又花不起錢，而且咱也不懂咋玩。細想一下，覺得光幹活掙錢，時間一長人都麻木了，真沒勁呀！”
進城務工人員大多處於精力旺盛、好奇心強的時期，同樣希望用一些健康有益的活動放鬆心情，但實際情況卻如趙某感受到的那樣。進城務工人員由於文化程度和經濟條件限制，很難適應城裏的書店、圖書館、網吧等文化設施，同時也很少有人關注他們的生活感受。記者在與許多青年打工者接觸時瞭解到，他們除了人多的時候打打撲克、掰掰腕子，再就是睡大覺，長時間的空虛使他們不得不談論一些黃色笑話聊以自慰。
我國首條外來務工青年心理救援熱線在哈爾濱開通至今，已經有6000多個外來務工人員打進電話。救援熱線執行主席張大生告訴記者，這些電話中有一多半是詢問性的問題。“這是他們精神文化生活匱乏的一個重要表現。”張大生說，“但是僅僅通過一條熱線是不能徹底解決他們的心理問題的，整個社會必須給這些務工人員創造一個良好的精神成長環境。”
“外出打工可得有個好身板，千萬別得個病招個災兒”
趙某在打工時由於不慎，左手食指被電鋸削掉一截，工頭只是派人將他送到醫院進行簡單的包紮。趙某因第二天發燒要求繼續治療，工頭卻說：“不就是受點小傷嗎？如果想住院，你自己出錢，但你耽誤工得扣錢。農村孩子掉塊肉養幾天不就好了？別太嬌氣了！”後來趙某隻好自己回家花了1000多元錢把手養好。
社會保障的缺失是困擾進城務工人員的經常性問題。22歲的力工小崔曾對記者說，外出打工可得有個好身板，千萬別得個病招個災兒，要不在城裏就沒法混了。
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出於利益因素考慮，用工單位和老闆大多不與進城務工者籤勞動合同，工作時間、勞動強度、報酬和工傷處理辦法全憑僱主或老闆說了算，而一旦出現工傷事故，僱主或老闆就會百般推卸責任。雖然這些老闆隨意延長工作時間和增加勞動強度，但卻很少給務工者支付超時、超額勞動和節假日的加班費，更不願意爲他們交納相應的社會保險費。在100例個案訪談中，一談到社會保障問題，被訪對象幾乎百分之百地表現出無奈。
短評：請善待民工
新華網哈爾濱2月14日電(記者蒲立業、胡國香)隨着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近幾年有大批農民遠離家鄉，闖進城市找出路。他們從事着城裏人不願意乾的髒、苦、累、險的工作，用自己的血汗默默地爲城市建設添磚加瓦，給城裏人的生活提供種種便利。對他們，我們理應滿懷感恩心態，給予足夠的尊重和關愛。
但現實卻讓人倍感沉重，城市的文明和進步並未給農民工帶來多少溫暖和興奮，相反，卻讓滿懷夢想的他們承受了太多的壓力和坎坷。要回自己的血汗錢難，子女上學讀書難，不時要遭受城裏人的白眼，精神文化生活單調枯燥，社會保障幾近空白。他們的每一聲嘆息，都是向城市現代文明的拷問，都是向我們社會與我們個人內在良心的拷問，我們善待過這些爲城市進步付出辛勤汗水甚至寶貴生命的農民工了嗎？
大量事例表明，我們給予農民工的實在太少太少：一些熱衷於搞政績工程的部門和黑心包工頭，硬是拖欠民工工資不給；衆多的城裏人平時總以鄙棄、蔑視的目光看待民工，只是在春節民工返鄉、生活出現不便時，才懷着一份感激思考那些棚戶區羣體的存在；我們的許多部門不作爲、不負責，對農民工不斷上訪反映維權問題推來推去。
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國家正從上到下營造“善待農民工”的大環境，從去年歲末總理幫助追工錢，到近日中央“一號文件”的發佈，農民工的生存問題越來越得到重視。中央在“一號文件”中將農民工定位在“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就他們的問題提出要求，“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增加外出務工收入”。要把中央精神落到實處，讓“善待民工”成爲一種氛圍，我們有許多工作要做：比如，完善用工機制，讓民工不再到年底望薪興嘆、有家難歸；消除種種歧視性政策或規定，推進大中城市戶籍制度改革，搬開農民進城打工路上的“絆腳石”；多搞些技能培訓，切實提高他們的文化素質和謀生本領。
大事情要做好，小善也應常爲。我們應該讓自己投向農民工的眼神更溫柔些、友好些，或者對向我們提供服務的農民工真誠地說聲“謝謝”，那也是我們“善待民工”的一個具體行動，那興許會讓正爲生計發愁的民工陡生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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