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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支書損睾丸辛酸大半生
昨日，萊陽老漢接慶松攜老伴李蘭香來到本報接待室，講述了自己辛酸的大半生。原來，接慶松曾在山前店鎮南務村擔任了17年的書記。1975年，發生的一次意外，使接慶松從此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困境中……
當書記，帶頭結紮
接慶松，1945年生人，早年算得上南務村一條好漢。1970年，接慶松被村裡發展為黨員；兩年後，他成為村支部委員，次年當選村支部副書記。1975年，當上了村支部書記。
南務村是一個大村落，當時有12個生產隊，2200多名村民，工作不好開展。而且，接慶松一上任，就面臨一個令人撓頭的難題———計劃生育。
當時，南務村有130餘戶節育對象，他們對此觀念淡薄，或對抗、或恐懼、或觀望，雖然接慶松喊破了喉嚨，也沒有人站出來去結紮。
關鍵時刻，行動比語言更有說服力。身為節育對象的接慶松夫婦，就成了村民緊盯的焦點。
那一年，接慶松年僅30歲，已有了兩個兒子，而妻子李蘭香正懷著小女兒。妻子體弱多病，怎忍心讓她去結紮？接慶松心急如焚，為完成計生工作，他身先士卒，第一個來到萊陽人民醫院。
電結紮，結出問題
1975年4月2日上午，接慶松踏進了萊陽人民醫院，找到了該院負責結紮事宜的王主任。當時，和接慶松一起結紮的，還有另兩個村子的支部書記。那時，各地都是手術結紮，很少有人知道『電結紮』。
接慶松等人接受的就是電結紮。醫生說，這是一種新式結紮術。於是，他們就成了試驗對象。接慶松是第一個接受電結紮；也只有他，成了試驗的犧牲品。
據接慶松回憶，當時結紮病房裡，有一臺收音機式的儀器，醫生從中扯出兩根電線，線端各有一支電針。醫生將兩支針分別插進其兩側睾丸。然後，護士就撥動了電鈕———
那一瞬間，坐在凳子上的接慶松被電擊著了。他全身一片麻木，脖子上仰，四肢展開，大幅度地顫抖著，渾身沒一點勁兒。
『壞了！壞了！』當時，王主任就說，『電流量大了！』護士趕忙將電鈕向後撥了撥，接慶松馬上停止了顫抖，但臉色臘黃、直冒冷汗。
15分鍾後，醫生終於拔下了兩支電針。接慶松早就虛脫了，大口地喘著粗氣。顯然，接慶松出了問題。見狀，另兩位書記非常害怕，醫生為其結紮時就很小心了。結果，他倆就沒出現問題。
後來，接慶松多方打聽，沒聽說煙臺哪個縣、市、區曾使用過電結紮。
留病根，後患無窮
接慶松搖搖晃晃地回了家。李蘭香見他神情頹廢，以為是結紮後的正常癥狀，也沒放在心上。按規定，接慶松在家休養了半個月。期間，他全身軟綿無力，排尿不順、伴有疼痛；不排尿時，睾丸也時常隱隱陣痛。
休養之後，接慶松體力稍好，精神頭卻是大不如前。當年，接慶松年富力強，結紮未影響其性欲。休養期一過，他再也按捺不住，急著和妻子同房。那晚，他意識到了事件的殘酷、恐怖———陰莖根本無法勃起，性生活從此成了空談。
『一言難盡啊！……』面對記者，接慶松仰天長嘆，淚水漣漣：『俺倆正是好時候……突然間，我喪失性功能，成了一個廢人……』他知道，自己已不是完整的男人了。
當夫婦倆痛過、怨過、恨過之後，就接受了現實，認了命。接慶松想，自己是完了，但還當著書記，還有著自己的事業。於是，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以此渲泄著心中的壓抑。
不料，災難竟不止如此。
一晃數月，到了秋種時節，接慶松指揮各生產隊，忙得不可開交時，病情一下子惡化了：腰部、膀子等部位異常酸痛，以至很難直起腰來；本來就痛的睾丸更痛了，撒尿也更加困難。就這樣，他不得不躺在了床上。
幾天後，萊陽醫院的王主任和公社醫院的王醫生冒雨來家中看望接慶松。接慶松吃力地講述了結紮後的情況。當時，王主任對王醫生說，『以後，老接吃消炎、止痛的藥，不需要掏錢，隨便到萊陽醫院去拿吧。』
此後，接慶松去醫院檢查過數次，被告知是神經性疼痛，其骨頭沒問題。
結紮後遺癥永遠纏上了接慶松。沒辦法，他忍受著這既成的災難，頑強地工作在村支書的崗位上。為止痛、消炎，接慶松一直不敢停藥。王主任探病以後，接慶松就從萊陽醫院拿藥吃，這種情況持續了3年。
做鑒定，只符一半
隨著時間推移，本已習慣於痛苦的接慶松，內心卻被一種新的恐懼感包圍———兩個睾丸內部在悄悄變硬，每個睾丸都生出一大一小兩個結節。『大結節體積跟大花生米的一半差不多，小結節如豆粒般大小，摸上去硬梆梆，這種感覺難受死了。』接慶松說著，悲傷、淒苦溢於言表。
另外，睾丸一觸即奇痛鑽心；痛得時候，接慶松彎著腰，渾身亂顫，冷汗直流。
1978年，上級政策有所變化，接慶松不再從萊陽醫院直接取藥，而是買藥後持票據找公社財政報銷。大概過了三四年，公社成立了計生委。此後，接慶松便找公社計生委報銷藥費。
因長年吃藥，接慶松幾乎喪失了免疫力。有時候，火熱的六月天，他也會莫名地感冒、發燒；平時則渾身乏力，根本無法從事體力勞動。
1993年，接慶松難以承受痛苦，遂找到萊陽市計生委正式做了鑒定。記者見到了萊陽市計生委於1993年9月4日出具的一份證明：
南務村接慶松於1975年進行輸精管電灼術；術後不適，多年未愈，經計生服務站檢查，確診為術後病發陽萎，左側輸精管炎、結節炎；請山前店計生委按萊政發(1992)111號文件規定，給予報銷藥費及生活照顧。
該證明下方，注明接慶松為四級傷殘。
1996年、1998年，針對節育手術者後遺癥問題，萊陽計生部門組織了兩次體檢。這兩次，接慶松都參加了。然而，結論還是左側輸精管炎、結節炎，還是四級傷殘。
『兩側睾丸都有節結。為啥鑒定都說只是左側？這個結論，怎麼都改不過來？』接慶松憤憤難平。『或許，鑒定結果是科學的……』記者試探著說。
『不可能！』李蘭香激動起來，接過了話茬作證明。
經記者勸說，接慶松盡管很不服氣，還是答應重新做一次鑒定。
到後來，藥費自理
『是藥三分毒。』各種藥物相互抵觸，並產生副作用，傷害了接慶松身體各部位，他相繼患了心髒病、結腸炎。那時，農村形勢日新月異，接慶松重病纏身、年紀漸長，他感覺實在支橕不下去了。
1991年底，接慶松從村支書的位子上退下來。那年，接慶松47歲，在書記位上呆了17年。離職回家，家庭收入沒了，村民尊重少了。當時，兒女尚未成家，母親年事已高，而接慶松啥活都不能乾，成了家庭的負擔。
1994年，鎮上(公社已改鎮)政策有所變化，計生部門不再給接慶松報銷藥費。這樣，接慶松在經濟、精神上的包袱更重了。那時，當書記得罪過的人，開始在背後說起閑話。『活該，誰讓你去出頭！』不止一次，或明或暗，人們這樣評價他。
講到這，接慶松眼神中充滿困惑、迷茫：『難道，我作的犧牲，像他們說的，是一種「活該」？』說這話時，接慶松似在喃喃自語。
日子一天天地熬過去。1999年，接慶松當選為村委主任。那陣子，鎮上新領導見接慶松實在遭罪，為他報銷了3800多元的藥費。
任村委主任不久，接慶松病情惡化、力不從心，不久即再度『下野』。從此，其藥費再沒報銷過一分錢。
難訴盡，苦辣酸甜
講完悲慘遭遇，接慶松靜坐著陷入沈思，接待室氣氛極為凝重。『老天啊！咋這樣折磨我們？哇———哇———』
突然，李蘭香號啕大哭：『三十年吶！誰知道，我們是怎麼過來的啊？……』她嗚咽著低下頭，旋即又抬起了頭：『我今年64歲了。早先年輕時，總是害羞開不了口。今天，我要說，要對記者說。』
情緒稍緩之後，李蘭香傾訴了這個家30年的苦辣酸甜。
『我們結婚晚。那時他25歲，我已經29歲。結紮那年，他纔30歲吶。我們好日子真沒過幾年……』
『那時，我倆正值年青，他雖喪失性功能，但心裡依然很想；每到那種時候，他總是痛苦地發狠、詛咒，恨不得撕碎自己……我呢？也跟著完了。嫁給他，等於大半輩子活守寡，其中的辛酸就不必說了。在農村，思想保守，年輕時我害羞，從不敢跟人提起這事……』
『不管咋說，我是熬了一輩子。那次結紮，他徹底完了，我也跟著毀了……這麼說吧，要是換了一般的女人，還不早就離婚了？！』言談中，李蘭香眼中隱約含著悲憤。
其實，那次結紮，不止毀掉了夫妻間的幸福，也一直苦苦折磨著整個家。接慶松的病痛，成了籠罩在親人心頭的陰影。接慶松喪失勞動能力，拉扯3個小孩，贍養婆婆的重擔全落在了李蘭香肩上。每天晚上，李蘭香累得腰酸背疼，還得伺候境況更慘的接慶松。農忙季節，田裡的活亂成一團，總是得請來七大姑、八大姨幫扶著，纔勉強可以將糧食收到倉庫……
如今，接慶松年至花甲，已是風燭殘年。
兒子婚後搬了出去，女兒在外地打工，接慶松便與老伴相依為命。前年，老伴摔了一跤，導致腿骨骨折，至今不能乾重體力活。
接慶松說，結紮以後，他從未停止吃藥。從1994年起，平均每年藥費2000多元，這成為家庭的主要花銷；如今，他日漸衰老，很難抵住病痛的折磨。他沒有力氣，也感到自卑，幾乎長年呆在家中。有時，想想不幸的一生，他產生了輕生念頭；但考慮到老伴、孩子，還是堅持活了下來。
『老接老了，免疫力更差了，三天兩頭生場病，平時常疼得翻來覆去；不定啥時候，他就會發呆、流淚。』李蘭香抹了抹淚眼，嗚咽著說，『他現在撒尿，好長時間尿不完，簡直是一滴滴往下滴。尿完後，褲子前面總是濕成一片。沒辦法，有時讓他墊著衛生紙……』
拿毛巾為老伴擦乾淚，接慶松反而平靜下來：『不管怎樣，我不後悔當初的決定。我乾書記，就得領頭上。出了這等意外和飽受這些折磨，我依舊期待著有關部門能給予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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