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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政府今年GDP的調控目標爲約7%
對照去年9.1%的增長，這一調控指標似乎“有些不給勁”：要知道，即使在新一輪增長週期雛形初顯的2002年，GDP增長也達到了8%，而對目前這一階段的描述，用得最多的語句是“已進入了新一輪經濟增長週期的上升期”。
起步期增長高達8%～9%，上升期內卻反而將其“保守”地定爲7%，這其中的“真意”，用權威人士的話說是“體現了新的宏觀調控思路”。
而所謂新宏觀調控，最直白的解釋就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宏觀調控”。
複雜的形勢，艱難的判斷
經濟研究者樊剛指出：“如果今年中國的GDP增長超過10%，那麼，2005年以後的中國將再度陷入深度通縮。”
而在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的陳東琪看來，經過前兩年連續“加速增長”之後，今年如果在9%的基礎上再加速，則會使“局部過熱”演變爲“總體過熱”，出現社會難以承受的高通貨膨脹。
一個預言通縮，一個擔心通脹，更有不少人認爲兩種情況都會發生，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的徐連仲就不止一次向記者指出，如果目前漲價的上游產品能夠被成功導向最終消費，則可能出現通脹，否則將造成中間產能過剩，形成長期通縮。
或脹或縮，先脹後縮，既脹且縮……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之複雜，以及研究者們陷入的判斷迷局。
這種迷局還在於，隨着市場經濟的深化，宏觀經濟日益顯示出其運行的複雜性，我們剛剛還爲通縮苦惱，一轉眼，局部過熱已迫在眉睫，而如果我們貿然抑制過熱，轉過年來很可能又要重新“啓動經濟”。
用一位有識之士的話說是，經濟社會轉型至今日，已很難用單一的判斷來描述你所面對的中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張立羣指出，這恰恰是中央爲什麼一再強調“當前是改革發展重要關口”原因所在。所以，談及此輪調控“新”在何處，張立羣認爲，一是對形勢的把握和判斷變得更爲複雜，需對其進行具體和動態的考察；二是調控變得更爲艱難，舊有的調控體系面臨調整，調控手段的選擇和運用也將更加依賴市場。
而這一切，無疑與近年來市場化改革的深入，經濟增長自主性的提高密切相關。
張立羣說，如果我們不與時俱進，仍然沿用以往非此即彼的形勢判斷思路，不對舊有調控體系進行必要的完善，新一輪調控就很難取得預期的效果。
而這種完善，意味着調控體系更加動態，調控更具預警性，手段更加依仗市場，目標更加全面協調。
比如此次出現的局部過熱，與1992～1993年時的“過熱”肌理完全不同。與那場建之於短缺經濟基礎上的“過熱”相比，張立羣認爲無論是需求還是供給，今天的增長都更具彈性，具有較大的內部約束，因而在調控上，要更加註重市場手段的選擇，否則，很可能因爲過多的行政參與，造成違反初衷的反向調節。
7%，各方平衡後的調控選擇
去年高達9.1%的GDP增長，一方面極大地豐富了中國解決一系列發展難題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也在某種程度上昭示了中國高速發展的隱憂，這種隱憂，集中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是高投入帶來的過熱之憂。
去年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顯著特徵是投資增長唱主角。我國固定資產投資2003年增長高達26.7%，個別行業投資增長几乎翻番，從而造成事實上的局部投資過熱和預期中的產能過剩，比如鋼鐵、水泥和電解鋁行業。統計顯示，這幾個行業去年的投資增長分別高達96.6%、121.9%和92.9%，到2005年，預計鋼鐵的過剩產能爲6000萬噸，佔屆時生產能力的近1/5；電解鋁過剩400萬噸，而當年需求才不過600萬噸；水泥也將有1億噸的過剩。也就是說，如不對過熱的局部投資進行有效控制，代價將可能是近期可能出現的通脹或一兩年後的大面積的產能過剩和通縮。
二是高能耗帶來的不可持續發展之患。
2003年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顯著特徵是高能耗。這一方面與我國經濟發展進入能耗較高的重化工業階段有關；另一方面，也源自我國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說明這種粗放增長最好的例子是：去年我國的GDP增長佔世界3%，卻消耗了佔世界40%的原煤；我國的電解鋁生產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30%，與此相應的是，我國不少重要礦產資源的人均儲量都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0%，而二氧化硫排放量則高居世界榜首。
資本、資源匱乏，卻要支撐以高投入、高消耗爲支點的快速增長，這樣的發展當然難以持續！用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的話說是：“我們發展的思路不夠寬闊，我們經濟增長的方式過於粗放，粗放到不能容忍！”
一方面是投資消費結構嚴重失衡，另一方面是粗放式增長難以爲繼，要短期實現對上述問題的調控，降低GDP增長指標，抑制過快增速成爲現實的選擇。
與此同時，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各類社會事業發展所必需的投入也相應增加，如此一加一減，制定一個合理的GDP增速則成爲解決問題的關鍵。
根據十六大確立的發展目標，我國若要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目標，2002年以後的GDP增速必須保持在平均7.3%以上。鑑於前兩年連續8%以上的增幅及出現的上述隱憂和社會事業亟須投入的現狀，7%的調控目標則成爲2004年的一種務實最佳選擇。
7%，一是我們能力所及；二是可以在連續兩年高速增長後給我們的發展之車加些潤滑；三是可以騰出部分資金和物力，兼顧發展的平衡與全面，在科教文衛領域多一份投入；最後，這一自覺調低的增速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信號，特別是對那些尚未將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深植於心的地方官員來說，它意味着黨和政府真正在意的是全面的人的發展，以及工作作風的求真務實。
更加註重預警性和增長質量
更注重預警性，是新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特點。
海南觸目所及的爛尾樓，至今讓人心有餘悸，也因此有了1995年的軟着陸，有了今天國務院相關部委針對性極強的各類行業預警。
針對上半年初露端倪的四大行業重複建設問題，國家發改委去年8月一週之內連續兩次發佈預警，通過《警惕經濟運行中的盲目重複建設問題》、《抑制盲目重複建設，引導汽車工業健康發展》兩個文件，對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及時調控，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再比如，此次宏觀調控提出之時，經濟並未像以往那樣出現總體過熱，而只限於局部：陳東琪將這種局部過熱歸結爲三點：一是9.1%增速表明“熱”還處於潛在水平；二是1%—3%的物價漲幅還在正常區間，一般警戒線爲5%；三是對外貿易不僅沒有逆差，反而大幅盈餘。
相應於此，陳東琪的政策建議是“對今年的經濟運行速度進行調控，限制經濟增長和通脹的加速勢頭，但不能全面緊縮，在調整結構、提高質量的基礎上實現均衡增長仍是宏觀調控的主題”。
止之於未萌，事實上正是一個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圭臬所在。
此輪宏觀調控另一個“新”處在於，其更注重經濟增長質量，以此緩解能源、交通等瓶頸制約，通過財政、貨幣等調控手段的運用，將企業從粗放式增長向集約和節能方向上引導。
去年以來，在全國範圍內出現的“缺電”現象是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週期將遭遇資源瓶頸的重要信號。中國目前已成爲世界上消費煤炭、鋼鐵、銅最多的國家，也是美國之後的第二大石油和電力消費國。統計顯示，我國每創造萬元GDP所消耗的能源量是美國的3倍，德國的5倍，日本的6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凱指出，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對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造成許多隱憂，從去年來看，儘管增長速度達到9.1%，但由於消耗大量資源，加劇了資源短缺的壓力；部分生產資料價格大幅度上揚，加大了物價全面上漲的壓力；煤電油和交通運輸全面緊張，使經濟運行繃得過緊。他認爲，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不合理的增長方式，從近期看，不要說去年9.1%的增長速度，就是今年保持7%的增長，難度都很大。
加強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宏觀調控力度，也出於我們對未來能源、資源供應，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的考慮。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如果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速度同步，到2020年我國一次能源需求總量將達到約60億噸標準煤，2002年這個數字是14.8億噸。按目前的能力，是難以保障能源供應的。礦產資源保障的前景同樣不容樂觀。我國雖然有些礦產資源儲量較大，但人均礦產資源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58%。到2010年，我國45種主要礦產資源只有11種能依靠國內保障供應；到2020年，這一數字將減少到9種；而鐵礦石、氧化鋁等關係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礦產資源更將長期短缺。除消耗過量的能源和原材料外，現行發展模式還對環境造成巨大的破壞。環境生態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金鑑明說：“如果去除環境補償成本，我國GDP的增長很可能是一個負數。”
如何實現對經濟增長方式的宏觀調控，馬凱認爲首先應當完善覈算體系，單純用GDP來評估一個地區的發展成果、考覈領導班子的政績有失偏頗，容易導致有些地方不及代價片面追求增長速度，而忽視了結構、質量、效益和生態保護。
中央黨校教授趙長茂認爲，從宏觀調控的手段來說，應當運用財政政策，對節能和環保的項目給予支持，同時也包括國債資金不投向高耗能和高污染的項目；從貨幣政策的角度，應對鼓勵發展的產業給予信貸支持，而對高耗能，高污染的項目不發放貸款，更不允許上市籌集資金；還可以通過項目審批的直接措施限制這些產業的發展。這些操作性政策都應當圍繞產業政策來制定。所以制定明確的產業政策是當務之急，我們到底要鼓勵什麼，限制什麼應當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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