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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
生於1904年11月25日，原名李堯棠，祖籍浙江嘉興，生於四川成都一個官宦家庭。
27歲開始創作《家》
75歲創作《隨想錄》
1995年摔倒在書桌前，從此臥牀不起1999年因肺部感染進行氣管切開手術，從此不能發聲2003年11月25日，巴金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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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與妻子蕭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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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與妻子蕭珊 |
穿越一個世紀，見證滄桑百年，刻畫歷史鉅變，一個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在字裏行間燃燒的激情，點亮多少人靈魂的燈塔；他在人生中真誠的行走，叩響多少人心靈的大門。他貫穿於文字和生命中的熱情、憂患、良知，將在文學史冊中永遠閃耀着璀璨的光輝。
歷史風雲，淹沒了一個個遺留的腳步；大浪淘沙，篩去了無數個沉落的身影。但有一種精神，揮不去抹不掉———“愛那需要愛的，恨那摧殘愛的”，這就是百年老人———巴金的精神軌道。
這種精神，可以讓時光緩緩倒流，可以讓遠行的航船重新回到岸邊，遍山的黃葉再次泛出濃濃的綠色。惟於此，一個人的軀殼可以是瞬間的，精神卻可以百年不變。
十年一夢，百年一幻，巴金說：“我不是戰士！我能夠活到今天，並非由於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個真理：任何夢都是會醒的。”夢醒了，精神卻是鮮活的。而鮮活的精神，可以感動鮮活的生命，感動每一個需要愛的人。
百年巴金，往事似水流年，從1927年的《滅亡》，到後來的《隨想錄》，從翻譯克魯泡特金的作品到做編輯工作，點點滴滴，鑄就了一個光華環繞的世紀老人。也許，巴金不一定是屬於世界的，但他一定是屬於中國的。
所以，巴金沒法兒不感動我們。他的成就，他的精神。
“巴金”的由來
巴金原名李堯棠，“巴金”這個筆名是爲了紀念一個死去的朋友。
這要從巴金的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說起。
當時年僅24歲的巴金遠赴法國，他在法國的一座小城沙多-吉里寫完小說《滅亡》，並沒有想到將它發表，只想自費印刷幾百冊送給大哥和一些熟人。他不願意用自己的真名，於是想到一個在法國的留學生———不久前在昂熱自殺的巴恩波，就採用了一個“巴”字，以示紀念；“金”是另一個學哲學的朋友建議採用的。“巴金”不是有意取的筆名，那時候他並沒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學聯繫在一起。《滅亡》寄走後，巴金去巴黎，胡愈之找他爲《東方雜誌》翻譯托洛茨基紀念托爾斯泰的文章，他在譯稿(《托爾斯泰論》)上署名巴金。後來，這篇後署“巴金”的論文卻先發表了，最先署“巴金”的小說《滅亡》是1929年纔開始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的。
寫《滅亡》的時候，巴金沒有想到今後會走作家的路，他是在寂寞和苦悶中寫給哥哥看的。年輕時的巴金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寫作不是爲了宣傳，不是爲了什麼理想，只是爲了發泄自己的感情。
巴金沒有想到，“巴金”這個不經意的筆名有一天會讓那麼多人記住他，會感動那麼多的人。
巴黎聖母院沉重的鐘聲讓巴金走出了文學的第一步
巴金出身於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所謂“上等人”和“下等人”中間度過了他的童年時代。富裕的環境並沒有讓他感到無憂無慮，他看到了聽差、轎伕們的悲慘生活，在僞善、自私的封建長輩們的壓力下，他觸聽到了年輕生命的痛苦呻吟。
巴金早年身體多病。14歲時，他好不容易得到祖父同意進入英語補習學校唸書，剛剛一個月，就因病輟學。1925年，他到北京想報考北京大學，卻被檢查出有肺病，不得不放棄。當時的巴金對舊家庭充滿了厭惡，他渴望離開舊家庭就像渴望甩掉一個可怕的黑影。於是，23歲的巴金從上海跑到了人地生疏的遙遠的巴黎。那是一段心裏苦悶的時期，他好像跌落在無邊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顆心無處安放，在陽光照射不到的租住的小屋子裏，他感到寂寞和痛苦，他想念祖國，想念親人。
就是在這種氣氛、這種心情中，他聽着巴黎聖母院傳來的沉重的鐘聲，開始寫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過去的愛恨悲歡，希望和掙扎，一齊來到筆端。
第二年8月，巴金從法國的沙多-吉里把《滅亡》寄回中國，等到這年年底回到上海，朋友告訴他，《滅亡》將在《小說月報》上連載。《滅亡》給巴金開了一條路，從此走上了文學的道路。
愛情，從32歲開始
從《滅亡》開始，巴金走上了艱難的創作之路，隨後寫出了“愛情三部曲”和“激流三部曲”等膾炙人口的作品，除了寫小說，他還做文學書籍的編輯和翻譯工作。
而他的愛情生活，卻從32歲開始。
1936年的大上海，年僅32歲的巴金在文學創作和翻譯兩方面已是聲譽卓著。當時追求巴金的人很多，但他卻沒看上任何人。在給他寫信的愛國學生中有一女生寫給他的信最多，落款總是“一個十幾歲的女孩”。這個女孩的信給巴金留下了特別的印象，他們通信達大半年之久，卻未見過面。最後，還是女孩在信中寫道：“筆談如此和諧，爲什麼就不能面談呢？希望李先生能答應我的請求……”信中不僅約了時間、地點，還夾着一張她的照片。
當時，蕭珊只有18歲。通過這次約見，兩人開始了8年的戀愛。
1944年5月1日，巴金在桂林灕江東岸，借了朋友的一間木板房當新房，他們沒有添置一絲一棉、一凳一桌，只有巴金4歲時與母親的合影，作爲祖傳的珍貴家產。也沒有什麼可安排的，只委託弟弟李濟生以雙方家長名義，向親友印發了一張旅行結婚的“通知”。第二年，他們生下了女兒李小林，5年後，又添了兒子李小棠。
28年的相親相愛，相濡以沫，他們從未吵過一次架，紅過一次臉。在“文革”的歲月中，蕭珊和巴金互相支持、互相關懷。1972年7月底，備受精神摧殘的蕭珊患了直腸癌。手術前，蕭珊對巴金說：“看來，我們要分別了！”1972年8月13日中午，蕭珊與世長辭。她在臨終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蕭珊故去後，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臥室裏，巴金的牀頭放着蕭珊的譯作。巴金對蕭珊一往情深，寫了《懷念蕭珊》、《再憶蕭珊》，還有《一雙美麗的眼睛》等文章。
惟願化作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裏
經過了那麼多年艱難的歲月，老年的巴金，依然在剖析和反思中，繼續着一個文學大師的道路。用巴金自己的話說：“我只願意做一個寫到生命最後一息的作家。”
當巴金76歲時，他給自己制定了5年計劃，要寫一部《創作回憶錄》和五本《隨想錄》，一方面是爲了償還心靈欠債，另一方面想要結束自己五十幾年的文學生活。
《隨想錄》是巴金晚年最爲重要的一個作品，在《隨想錄》中，巴金一再提到他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寫交代的經歷，雖然是歷史的塵埃，但對巴金心靈無疑是巨大的折磨，他說過：“要是我不把這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從徹底解剖自己開始弄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那麼有一天說不定情況一變，我又會中了催眠術無緣無故地變成另外一個人，這太可怕了！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彷彿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巴金終於寫出《隨想錄》，以此來履行一個知識分子應盡的歷史責任，從而達到了文學和思想的最後高峯。
雖然早就說過要封筆，但是，巴金卻從來沒有停止。1997年，他完成了譯文全集的所有序跋，接着對曹禺的懷念，又佔據了他的心。然而，已經動筆的《懷念曹禺》的文章沒有寫完。
晚年的巴金說他還有很多話要說，有許多文章要寫，但寫作過程常常顯得艱難而痛苦，字越寫越大，手也抖得越來越厲害。1998年3月，巴金用了幾天時間，給蕭乾寫了一封信。一百多個字，寫了滿滿四頁紙。這是巴金病重前親筆所寫的最後一封信。
年過90之後，療養院和病房就漸漸成了巴金最後的家。
巴金晚年惟一的心願是：化作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裏。
病中的巴金仍然用他真誠的愛感染着周圍的人，每當看到有哪個地方受災，第二天就會吩咐家人到郵局去，化名給受災地區寄錢。對“希望工程”資助貧困孩子唸書，他也有着同樣的熱情。1997年夏天，當上海文藝出版社將巴金、柯靈等人的簽名本拍賣所得款項資助一所貧困地區的小學時，巴金欣然用顫抖的手爲學校題寫校名———石關希望小學。他用的化名，使收款人絕對猜不出匯款人就是曾經寫出《家》、《春》、《秋》，寫出《隨想錄》的文學大師巴金。
50年前，巴金說，奉獻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今天，他說：我不能再寫作了，但我將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一生的追求，來證明自己的心永遠與讀者在一起。
難得的是，說到做到。巴金就是這樣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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