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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社會的轉型和變遷，中國執政黨和政府承認和正視多元化的“利益集團(階層)”存在的客觀事實，並努力通過構建一系列的制度性平臺，規範它們的行爲，調控彼此間的關係，使各階層在決策中發揮積極作用。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所有重大公共政策的決策制定，都要深入調查研究，廣泛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進行充分論證後集體做出決定，這要成爲政府的一項基本工作制度長期堅持下去。據國務院有關人士介紹，2003年，新一屆政府在組建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就舉行了16次專家學者諮詢座談會。新年伊始，國務院甚至取消了不具法定決策功能的總理辦公會議，而是依靠國務院常務會議和全體會議進行決策，保障科學民主決策。
分析人士說，政府最新承諾制定公共政策時高度重視使用專家諮詢、社會公示和社會聽證等民主方式表明，它正在努力爲除極少數非法利益集團之外的各利益集團(階層)都能充分參與決策過程，提供製度層面的程序和渠道，整合和調控它們各自的利益表達和訴求。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吳江說：“這無疑有利於政府公共決策的科學、公正、公平、公開，減少偏頗與恣意性，從而得到最廣泛的社會支持。”
改革開放前，由於中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社會利益結構單一，多元化的利益羣體、階層或集團得不到承認。改革開放後，隨着民主政治的不斷深入、完善，中國正在從單一性社會向多樣性社會轉型，經濟成份、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和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化，社會利益結構也隨之分化、重組，新的利益羣體和階層逐步形成。社會學家皖河說，早在3年前，江澤民在建黨八十週年時指出，“人民羣衆的整體利益總是由各方面的具體利益構成的”。溫家寶總理今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強調，今後要處理好“不同利益羣體”的關係，認爲這是影響中國能否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深圳大學管理學院學者程浩說，“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決定了中國執政黨和政府理應爲各社會利益集團提供利益表達的制度性平臺，使多元化社會中的多種利益訴求，能夠通過正當、規範渠道聚合流入政府的決策過程中，供決策者調控、整合、汲取，從而推出得到社會普遍認可的公共政策。
他說，實際上，政府已成爲各社會利益集團之間關係的“仲裁者”，整合多元利益、協調利益關係、調控利益矛盾，使它們之間的“博弈”實現“非零和”結果。中國執政黨和政府已開始採取行動：除了不斷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外，中國還在逐步完善和擴展決策聽證制度和政務公開制度。
此外，信訪部門的力量沒有因一輪輪的機構改革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強。信訪部門收到的情況反映在不斷上升，並得到政府的重視。國家信訪局局長周佔順說，80%的上訪信息是合情合理的。
分析人士說，政府還着力加強弱勢利益集團的利益表達能力，提高它們的參與預期，以避免各利益集團的參與行爲失衡。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要求各級政府更加註重履行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通過稅收、財政轉移支付、區域發展、社會保障等途徑，關照社會弱勢羣體的利益。
全國政協委員林毅夫說，黨和政府領導人願意傾聽各種不同意見，鼓勵代表們說出最真實的聲音。許多代表委員在來京開會前還面向本地區的公衆開設了熱線電話來收集民意。河南省4名全國人大代表開設的熱線，短短8個小時之內就接到了200多個電話。
“一年一度的‘兩會’並非只是宏大的會場、熱烈的掌聲、大同小異的發言，而是民意的彙集，博弈的舞臺，”林毅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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