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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氏“九種武器”
“現在，我已經獲得9項國家專利。”3月中旬，在北京市海淀區馬連窪一間不足6平方米的出租屋內，36歲的打工者馮永國非常興奮，他雙手捧着剛剛領到的藍色燙金專利證書，說話的聲音都有些顫抖，“有了這九種‘武器’，我就可以在更高起點上謀劃自己的事業了！”
這是馮永國目前到手的唯一的“專利證書”，專利設計的項目是“中國地圖手機”，將中國地圖做在手機外殼上。“把‘中國地圖’設計成手機的外殼，東北三省恰好是‘攝像頭’，臺灣省的位置則是‘來電指示燈’，手機的背面還有一條龍……”馮永國向記者展示了他的傑作：在一張潔白的圖紙上，好似中國地圖的4種圖樣，分成上下兩行排列。“這是翻蓋手機的正面圖。”馮永國指着左上角一個圖樣，他向記者一一介紹說，“中國地圖”最長的部分是手機的機身，凸出的“東北三省”成了“攝像頭”，“臺灣省”則靠手機天線很近。其他3種圖樣分別是手機的展開圖、立體圖以及後視圖。馮永國在一張簡單描畫的圖紙上，滔滔不絕地講起了他的“第一種武器”，這也是他認爲最成功、最完美的設計：中國地圖手機。
在馮永國申請的400餘項專利中，除“中國地圖手機”外，他還根據其他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地圖，設計出了美國地圖手機、法國地圖手機、日本地圖手機……
“第二種武器”，也是馮永國最爲得意、自認最有特色的設計———“中國鍾”。設計圖形很簡單，就是將時鐘的時針、分針和秒針都恰如其分地安排在“中國地圖”的輪廓上。名字是馮永國自己起的，理由很簡單，在中國的文化詞典和社會生活中，中國字、中國畫、中國結、中國根、中國人、中國心和中國印等七種稱呼已經成爲民族概念產品。馮永國得意地認爲，“中國鍾”將成爲“中國”的“第八概念物”。
最神祕、也最具懸念的當數“第三種武器”———計時牌。馮永國神祕地說，“計時牌可能要和臺灣統一結合起來，一切都還在祕密策劃中。”
此外，馮永國還把中國地圖與電話機、掛鐘、座鐘、電子錶、廣告亭以及不翻蓋手機等另外6項產品的外觀設計結合起來，並獲得國家專利審批，形成馮氏專利設計的“九種武器”。
誓到國外申請專利
“1997年，我從書上偶然看到了‘香港迴歸倒計時牌’的造型。”說起設計靈感，馮永國直言不諱，“就是位於深圳羅湖橋頭的那個造型，計時牌上有一箇中國版圖。”
36歲的馮永國個子不高，相貌清秀，明亮的眼神中透露出精明幹練，一個典型的四川漢子。他回憶說，1995年他到北京不久，就迷戀上專利設計，看到這個倒計時牌後，馬上想到如果將中國地圖與手機設計結合起來，肯定會受到國人的歡迎，便萌生了設計“中國地圖手機”的想法。
從1995年至今，馮永國的設計創意越來越多。目前，除了其中9項已經獲得國家專利外，他已經申請的國家專利設計還有近400項，這些申請不僅包括中國版圖外形的手機、電話機、手錶和掛鐘，還包括其他90個國家和地區的手機外形、77個手錶外形、75個掛鐘外形和72個電話機外形。
馮永國雄心勃勃地表示，等到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外形設計全部申請到中國專利後，他還計劃到其他國家申請專利。此外，他做的一些調味品方面的發明，也已經開始申報國家專利。
爲脫貧搞專利？
馮永國1968年出生在四川省達州市宣漢縣農村一個貧困家庭，初中剛畢業就失學了。1999年父親生病去世後，家裏家外一直由年過七旬的老母親操持。馮永國在家裏排行老三，還有兩個姐姐、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他們都已結婚成家，但境況都不好，太窮了！”馮永國含着淚說，“這也是父親臨終前一直擔心的。”
“我要改變家裏人的貧困！”揹負着這樣的信念，作爲家裏唯一的“文化人”，馮永國從1989年起就外出打工，曾經在湖北修過鐵路，在河南挖過煤，在哈爾濱幹過餐飲。1995年，馮永國來到北京。但隨着年齡增長，8歲時摔傷的頸椎開始出現後遺症，再加上背部已患多年的風溼病，馮永國根本無法乾重體力活。
一次偶然的機會，馮永國發現搞專利設計“不但專利權能夠賣大錢，而且操作簡單可行，我相信自己能做！”
1997年，“中國地圖手機”的創意出籠後，馮永國辭掉了工作，從朋友那裏借了5000元錢，租了一間小屋，一門心思搞起了專利設計。按照他的說法，除了屋子裏的書和他的設計成果，近10年來他幾乎啥也沒攢下。
榨菜“哺育”的發明家
馮永國的北京住所很偏僻，離天安門廣場近40公里。
3月中旬，記者來到馮永國像窩棚一樣的住處。屋內擺設着一張單人牀、一張小木桌和兩個小書架。牀頭上放着電飯煲和一大塑料袋榨菜，木桌上擺放着厚厚的一摞圖紙。
馮永國的午飯很簡單，只煮了一碗米飯，順手從大塑料袋裏拿出一小袋榨菜，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一碗飯吃完，一袋榨菜還剩下半袋。馮永國小心包好重新放回大塑料袋裏———袋裏還有30多袋榨菜。馮永國說，每次他都要從附近超市批發回來100小袋的榨菜，因爲批發價2角錢一袋，而零買需要花上5角錢，這樣的生活已經持續一年多了。就是“榨菜、米飯”這樣的生活標準，馮永國也不能天天保證。去年年初，他把花100元買來的二手影碟機、300元買來的二手手機，都分別作價30元賣掉了，再到後來乾脆把資料當廢紙賣掉，以維持生活。
到2003年11月，走投無路的馮永國甚至第一次走進了醫院，頂替別人賣了200cc的血。“當時房租催得急，只好去賣血。”如今說來，馮永國顯得很平淡。賣血回來，除了交了120元的房租，馮永國還吃了一頓好飯。“炒菜真好吃！”現在回憶起來，馮永國吧嗒了一下嘴，臉上露出少有的笑容，那笑容裏隱含着許多無奈和苦澀。
馮永國說，爲了設計、申報專利，目前他已經欠下2萬多元的外債。“朋友中最多的已經借了七八次，最少的也有兩三次。”
他有點不好意思，“在中國農業大學複印資料，我幾乎都是欠賬，最多的一家複印店，已經欠下1200多元了。”
爲了在規定期限內湊足“中國地圖手機”專利證書的295元手續費，馮永國找到發證書的專利機構的一位工作人員，亮出胳膊上賣血的針眼，然後用身份證作押，纔算借來1000元錢。
“現在，我的命運總算有了轉機。”馮永國笑着說，“自從獲得專利後，有兩家手機生產廠家開始測試我的專利，如果轉讓成功，同類技術的售價不低於500萬元；另外，我和一家投資商也開始接觸，打算自己融資生產，正在醞釀正式面談。”
值得信任的欠債人
張文強，是馮永國來北京後認識的第一個朋友，當時馮永國到一家餐館打工，張文強是那裏的廚師長。“他人品好，是一個非常執着的人。”談起馮永國，張文強說，“儘管有些看法，但我還是全力支持他的事業。”
“在我困難的一年多的時間裏，我沒錢吃飯、住宿，都是馮永國在幫我。”張文強說，“記得有一次，聽說我急需錢用，他把兜裏僅有的500元錢都給了我。”現在，張文強已經是一家餐館的老闆，時常在經濟上資助馮永國。“爲了專利，他兩次辭掉工作，因爲頸椎受傷後遺症不能坐車，就騎着自行車在北京到處跑。”“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不會借錢的。”張文強很瞭解馮永國的爲人。像張文強這樣的朋友，馮永國說在北京有七八個。
“馮永國？認識！就是那個申請專利的人，經常在我這裏複印資料。”中國農業大學校園內一家複印店的店主王路女士說，“他是一個值得信任的人。”王路說，從去年春節後，馮永國就在“農大”複印資料，一開始還付現金，大概從去年7月開始，他說遇到經濟問題，只好先記賬，到現在已經欠下1200多元了。“開始確實挺擔心的，如果他不還怎麼辦？”王路坦承，“一次，大概兩週沒有見到他的人影兒，手機一直關機；後來，他來了，說手機賣掉了，專利申請需要錢。”“都走到這一步了，我也只能算是一種支持吧。”王路語氣中有點無奈，“盼望他能早點成功，這樣無論對他，還是對我們，都是一種解脫。”
距離不遠的另一家複印店，一位範姓男店主告訴記者，馮永國已欠下七八百元的複印費了。
苦澀的等待
“在申請專利的人羣中，打工者並不少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諮詢處的一位範姓工作人員告訴晨報記者。
他說，每年專利局受理的類似馮永國的“外觀”專利申請就有六七萬件，其中申請人是打工者的也不在少數，不過馮永國的精神還是值得稱讚的，但做法欠妥。
該工作人員透露，專利申請相對來說非常簡單，至於能否實現批量生產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他特別提醒，莫要爲了金錢而盲目搞專利設計，否則投入巨大的財力、精力不算，還有可能血本無歸。
就在記者結束採訪的當天，馮永國非常失望地說：“和投資商的面談已經延期了，而手機生產廠家的測試何時結束還是個未知數。”
“看來，還要等一段時間。”馮永國喃喃自語着。
從1995年到現在，在京打工10年、只有初中學歷的四川打工者馮永國，窮困潦倒但埋頭髮明專利，僅申請專利就達400餘項，其中包括“中國地圖手機”在內共有9項已經獲得國家專利。但因經濟條件所限，他連專利證書的手續費都掏不出。近日，馮永國在北京居住的簡易窩棚裏，接受晨報記者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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