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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日本札幌地方法院將對中國二戰勞工系列索賠案中的“北海道訴訟”進行一審宣判。提起本次訴訟的43名原告中，22名是北京人。
20日，家住海淀區的74歲的趙宗仁老人將要遠赴日本，追討二戰時被強擄到日本做勞工的索賠。趙宗仁將要出庭的這次北海道訴訟，原告包括43名中國二戰勞工，其中22名是北京人。
在趙宗仁臨行之前，本報記者採訪了包括他在內的幾位北京勞工和代理這一案件的律師康健，聽他們講述了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北海道訴訟”持續近五年
“北海道訴訟在中國二戰勞工的一系列訴訟中尤爲重要，因爲在北海道，中國勞工最多。所以，這次訴訟在二戰勞工一系列訴訟中，原告人數最多，爲43人；而北京勞工爲22人，佔了總數的一半以上。”代理此次訴訟的北京方元律師事務所的康健律師說。
康健律師告訴記者，北海道訴訟，其中包括日本三井礦山、熊谷組、住友石炭等企業和日本政府等多名被告，從1995年就開始做調查、收集證據，到1999年9月正式起訴，中間開了十幾次庭。到目前爲止，有包括趙宗仁、姚義等8個原告代表赴日出庭。今年3月23日，札幌地方法院將對此案進行一審宣判。
老人含淚講述屈辱往事
18日，記者特別採訪了幾位身在北京的原告。
已經是第三次赴日出庭的趙宗仁老人告訴記者：“日本人強把我們中國人帶到日本做奴隸，最小的才12歲，也要和成年人一樣幹活。我們吃不飽飯，冬天只能穿着單衣，幹活稍微停一下就捱打，一年多，我們沒拿到一分錢。這筆債，我到死也要討個公道。”
1944年，趙宗仁和幾百個老鄉被帶到日本做勞工。“我們得了病，日本人也不給看，連飯都只給一半。當時病死了好多人，有的人還沒死，日本人就把他放進木箱子，活活燒死。”
和趙宗仁在一個縣做勞工的王維中有嚴重的肺病，每說幾句話，就猛烈地咳嗽。“當時日本人讓我在山洞裏打眼，沒給我任何防護用具，每天打眼兒濺出來的粉末都吸進了肺裏。我幹了將近一年，肺才這麼壞的。”
家住在崇文區的姚義老人告訴記者：“我被日本人抓住之後，他們把我們的衣服都扒光，用噴霧器往我們身上噴冰涼的藥水，說是消毒。那是冬天呀！”姚義聲音有些顫抖，“我們的衣服都被日本人收走了，每人只發一件草織的短褲和沒袖的褂子，他們怕我們逃跑，每天睡覺前把衣服收起來統一保管。我們住的是個大廠房，蓋的是草蓆，夜裏大家緊緊地擠在一起用身體互相取暖。”
多年癱瘓在牀的張建森的經歷更是讓人不寒而慄。因爲當時勞工們吃不飽飯，竟撿回來牛糞，把裏面的玉米粒摳出來，洗乾淨了吃。張建森還不捨得一次吃光，分好幾次才吃掉。
已有6名原告相繼過世
說到原告作證，康律師給記者講了一個感人的故事：2002年，家住崇文區的勞工宋君政到日本出庭作證。在日本的法庭上，宋君政老人講起了自己在日本的苦難經歷，忍不住心中的悲憤，也顧不上翻譯，竟一個勁地講了下去。日本的翻譯聽着老人的講述，也忍不住痛哭失聲。去年，宋君政老人不幸因心臟病去世。
“訴訟過程異常漫長而艱難，從正式起訴到現在，已經有包括宋君政在內的6名原告去世。23日一審宣判，對於我們來說可謂是等待已久，這也稱爲是階段性勝利。”康健律師表示。
訴訟得到日本友人援助
今天，來自日本的留學生將專門來到北京接趙宗仁老人。康健律師說，日本的民間人士在訴訟過程中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每次證人到日本作證，都會到當地進行宣講。趙宗仁說：“我1999年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還去了一趟我們原來做工的地方，和當地的鎮政府交流。這些，都是日本當地的民間人士安排的。”
“每一次勞工代表去日本，在民衆之中宣講的同時，日本友好人士也會自發地給我們募捐。這些募捐款是我們赴日經費的重要部分。”康健律師說，“說實話，讓更多的原告出庭作證，給日本人看到這樣活生生的例子，這對於我們訴訟本身特別重要，同時對日本社會也會有很大的震動。但是，由於經費的關係，我們沒有辦法讓更多的中國勞工到日本作證。”
“訴訟面臨着很大的困難，現在許多的證據都已經越來越明朗，我們相信，我們最終會打贏這場官司。當然，我們也需要各界的支持。”康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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