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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熙德：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中日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對外關係研究室主任、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從今年開始，日本對華日元貸款(ODA)的決定額已大幅減少至967億日元左右，減幅達到20%。
消息說，對華日元貸款額已連續3年減少，同2000年峯值時的2144億日元相比,貸款額已經減至一半以下。
與中國威脅論無關
昨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例行發佈會上表示，中方積極評價多年來日本政府的對華援助，但在日本政府做出減少對華援助貸款的決定後，日本國內出現了這樣那樣的解釋和說法，例如中國威脅論，我們認爲這些說法和解釋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完全不符合事實的，把這些論調和日本政府的決定掛鉤是中方不能接受的。
日本外務省官員不久前解釋說，削減對華貸款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經濟實力大幅增強，需要援助的迫切性減弱；二是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用於政府開發援助的預算總額減少。
中國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員金熙德說，過去的數年裏，中國經濟增長而日本經濟蕭條，此消彼長的過程中，日本出於財政的拮据，適當改變對華經濟政策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國內對貸款產生心態失衡，主要體現在對中國軍費增長的警惕、對中國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的不滿和中國是否“領情”的爭論上。
而事實上，這種同軍費等問題掛鉤的心態違背了70年代末日本提出無條件經援時的初衷。
對是否“領情”的問題，孔泉昨天表示，多年來，中國政府對這筆貸款的作用是積極評價的，正是有了這種優惠貸款的形式，雙方纔能進行許多有利的合作，也有利於日本企業進入中國市場。
分析人士指出，在日本自民黨內，對中國援助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是中日兩國進入了協調競爭的時代，中國需要援助的迫切性減弱；二是“中國威脅論”，其中包括經濟威脅論和軍事威脅論，認爲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對日本經濟是一個威脅，“神舟”五號上天，標誌中國對外層空間控制能力提高，有助於增強其軍事實力，中國的軍費不斷增加，對日本也是威脅。
對此，金熙德分析，在中日關係重新定位過程中，日本內部持“中國威脅”的輿論和勢力還會佔上風，但過渡期不會很長，無論日本經濟界還是政界，最終會走到“與中國和平共處纔是正途”的思路上來。
日本消減經援蘊藏牽制中國念頭？
金熙德告訴記者，日本實施經援始終是從自身利益出發，謀求最大國家利益的。
日本最新版“ODA”大綱首次明確表明對日外提供援助要考慮國家利益。特別是新大綱將援助的重點區域從“以東亞、東南亞爲中心的亞洲地區”延伸到“包括南亞、中亞的亞洲地區”。在實施方式上，新的“政府開發援助大綱”將原來的根據受援國提出要求，改爲“加強政策協商”。這是爲了強化對政府開發援助的“戰略利用”，以利於更好地謀求日本的自身利益。
與此對應，日本對印度的貸款提高到1200億日元，印度首次成爲接受日元貸款最多的國家。對印度尼西亞的貸款也達到了1046億日元。從1999年度開始連續4年都是日本最大貸款對象國的中國，則降到了第三位。這是繼1989年度的972億日元以來，日本對華貸款第二次跌入1000億日元以內。
有媒體表示，日本改善與印度、印尼關係的背後蘊藏着牽制中國的念頭。
金熙德則分析說，“我不認爲對印和印尼增加貸款有遏止中國的意圖在內，因爲日本對印度的貸款從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了，比對華經援更加久遠和密切，而且印度目前從一定意義上說經濟起飛不如中國，所以日本此舉不能直接同遏止中國掛鉤”。
其它專家也表示，對華ODA所產生的促進作用並不是單方面的，日本自身也是直接受益者。向中國輸出日元貸款，爲日本對華投資創造了良好條件，使多達70%的在華日資企業長年持續贏利，中日整體經貿關係得以加強。同時，依照日本政府的要求，對華ODA貸款大量應用於我國中西部的開發和環境治理，這對保護作爲中國鄰邦的日本的環境也發揮了作用。
所以，消減對華貸款不能隨便等同於對地緣戰略態勢的考慮。
對華貸款終向何處去？
有趣的是，金熙德告訴記者，日本對華貸款現在面臨很大的使用難題。
他說，中國民間資金日益充足，而日本對華貸款則增加了很多使用限制，比如不能用於東部基礎設施建設等，“但貸款是要盈利的，要還的”，這樣就造成日本對華貸款從技術上越來越難以使用。“東部基礎設施，包括機場、道路、發電廠等都非常出效益，但現在用於西部扶貧、農村醫療等都基本沒有效益”。
日本外務省此前表示，今年的貸款將主要用於非典等傳染病的防治、和日本大學交流培養人才、購買電視器材設備、與日本共同製作節目等。
金熙德認爲，隨着日本外交戰略的變化，經濟援助轉移到更需要錢的發展中國家去，對華貸款減少肯定是趨勢。
不過，儘管日元貸款的使用餘地越來越小、中日間也時有摩擦，但以日元貸款爲載體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是日本對華的主要外交手段，而日本也承認，對華關係是日本僅次於對美關係的外交戰略。所以，對華貸款的減少幅度、範圍還要取決於今後的中日關係，而且會較長時間地維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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