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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蕪湖的“紅頂商人”羣體，在中紀委、中組部一紙“清理黨政幹部企業兼職”的通知過後，由“絢爛”歸於平淡。
黨政官員企業兼職是計劃經濟時期非常普遍且最爲人所詬病的現象，因而，它的每一次回潮，都勢必引來衆人警惕的目光：防止舊體制“復辟”，開計劃經濟的倒車。與此同時，另一股暗流也在悄然涌動：一些對地方經濟發展“有貢獻”的民營企業家，在獲得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各種政治身份之後，又開始紛紛戴上“行政性官帽”，成爲手握“公”、“私”兩權的另一類型“紅頂商人”。
不言而喻，它與市場經濟的通行規則格格不入。
但是，對於這種呈蔓延之勢的現象，不是簡單一句“不要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批評所能解決的，也不是把責任僅僅歸於企業家或幾位地方官員身上就能加以釐清的。這背後，更值得關注的是滋生它的現實環境和體制土壤。爲什麼一些地區尤其是落後地區的官員熱衷於這類舉動？招商引資、經濟發展和他們的榮辱升遷是怎樣一種聯繫？如果不允諾、不許之以名，靠什麼吸引資本的到來，落後地區的發展還有什麼有效的路徑？
“商而優則仕”？
2003年6月1日，江蘇省贛榆縣的宋世敏完成了人生的一次“質的轉變”——以農民身份當選爲該縣副縣長。
這在贛榆縣的歷史上，可謂破天荒的“創舉”。宋世敏的名字很快上了當地報紙的頭版：“農民當了副縣長”。
然而，也很快有人注意到，宋世敏不是傳統意義上“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還得加上“企業家”三個字——他是連雲港榆城集團的董事長兼總經理，坐擁幾千萬身家的大富豪。
這是一個“商而優則仕”的胡雪巖式的發展路徑。不同的是，時光穿越了一百多年，在21世紀全面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官商不分、公私連體的“胡雪巖現象”，居然重新掀起了紅蓋頭。
無獨有偶，在安徽潛山、四川武勝，都出現了這樣特殊的“父母官”。
他們有不少共同的特點：都是大型民營企業老總；政企兼顧，主要精力在企業，政府工作屬“兼職”；權力有限，一般分管與自己企業有關的產業，例如武勝縣的副縣長王德根，就只管與他飼料廠相關的生豬發展。
在現行的幹部任用體系中，一方官員的產生大都來自於黨政機關內部，少量選拔自高校或大型國有企業，鮮有不在國家幹部編制序列的人做官。而“老闆縣長”們如何能穿越身份限制，進入到地方官員的隊伍中？
記者在一些地方有關部門的採訪中，得到最多的答覆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們列舉出很多企業家任職的理由：高明的企業管理水平；豐富的市場實踐經驗；對本行業一手信息的瞭解，以及能夠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人脈資源。
“雖然與現行的幹部選拔體制有所衝突，但是，只要對地方經濟發展有好處，我們願意做一些嘗試。”一個西部縣的領導說。
這樣的“探索”一定程度上見了效果。以武勝縣爲例，縣委縣府與王德根所在的“萬千飼料廠”共同推動豬種改良和規模化養殖，一年時間，武勝縣的規模養殖戶就從7戶發展到102戶，預計兩三年後，能多產百萬頭良種豬。該企業也在政府的推動下屢屢擴大投資，對地方經濟的拉動明顯。
他們甚至承擔起一些本應由政府做的工作：免費爲養豬戶配種；免費技術指導；辦免費養殖培訓班；幫農民擔保貸款，等等。一些惠及的農戶都說，王德根當副縣長，對武勝縣是起了作用的。
可是，這個看來是“三贏”的結果，卻遭到了不少專家學者的否定。
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王東京教授直言不諱地批評：“發展生豬兼個生豬副縣長，發展水產兼個水產副縣長，這不是開玩笑嗎？”
他認爲，一些具有較高素質和管理能力的民營企業家能到政府擔當領導職務，擴大了選拔範圍，是幹部任用制度上的創新，值得鼓勵，“但是，關鍵在於，他不能身兼兩職，只可擇其一。”
王東京分析說，在國外，這種情況會被當作一樁醜聞。因爲按照經濟人假定，人是自私的，誰敢保障他在制定政策時，不會運用“公權”照顧自己的企業？最後很可能導致一個惡果：政府失去公信力。
安徽潛山的例子就印證了王教授的判斷：一位有副縣長“頭銜”的企業董事長，由於企業要上馬一個蠶繭繅絲項目，便下令縣裏所有農戶養的蠶繭，只能賣給他的企業。
“所以我們說，政治權力不能輕易委任給具有經營權力的人，否則會在制度上給企業家留下一個空子，搞不好就是政經勾結。”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教授認爲，企業家“從政”，即便有一些好的結果也是臨時性的，它更多隱含的是對市場經濟規則的破壞。
然而，這種爲追求短期效益，“飲鴆止渴”的行爲並不鮮見。有媒體報道，吉林省江源縣爲調動民營經濟的積極性，1993年就出臺政策：凡年利稅超過30萬元的私營企業主，就可獎勵一個幹部身份。據悉，該縣先後有25個農民企業主被提拔爲副鎮長。
一方願意要，一方願意給，政府和企業很快達成默契，讓這種勢頭愈演愈烈。河北的清河縣規定，只要3年累計納稅達600萬元，就能得到一個副科級官位，目前至少有近10名私企老闆在機關任領導職務。更有甚者，一位名叫張立棟的個體戶，由於完成納稅任務出色，先被獎勵到縣工商局掛職副局長，2002年升任更高職務！
“官本位”導向和政府錯位
事實上，此類帶有濃厚政治意味的“激勵”方式，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來已久。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地方政府爲發展經濟，招商引資，紛紛提名一些企業家當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以此表明政府對企業的重視。
一時間，民營企業中“委員”、“代表”氾濫。一位私企老闆說，他的投資走到哪裏，“代表”、“委員”的資格就跟到哪裏，而他成天忙於企業事務，根本無暇顧及，那些神聖的資格就成了擺設。
這種情況下，“激勵機制”再度升級：給企業家一定級別的行政職務。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苗頭。”王東京指出，以封官許願的方式調動積極性，是一步步在往官本位上引，強化官本位意識，這跟全力淡化行政色彩的市場經濟發展要求背道而馳，會使將來經濟轉軌越來越難。
“對社會進步而言，絕不是件值得鼓勵的事。”他反問，如果以後副局長、副縣長也沒有刺激作用了，是不是給副市長、副省長？
採訪中，記者多次提出這個問題：如果沒有“官位”，企業家就不發展自己的企業了嗎？
不少領導都承認：不是。
但他們大多認爲，有了“官銜”後，企業家的積極性會更高一些，也便於與有關部門開展溝通協調工作，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毛壽龍質疑了這種說法：“如果企業家從政就能搞好經濟的話，爲什麼我們在文革和計劃經濟時期都沒做成功？”
他認爲，地方黨政官員們熱衷於製造“商官”，是政府強烈希望干預經濟活動的一種表現，其身後的癥結，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
這種計劃經濟的殘餘物，在現實中表現爲政府角色錯位，職責混亂。
“該做的沒有做，不該做的做了，不僅破壞了投資環境，更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
王東京分析：民營企業家當副縣長，表明政府對民營企業的一種支持與扶植，但事實上破壞了競爭生態，以後再有相關產業鏈的企業，就不會去當地投資，“誰敢跟副縣長爭？政策掌握在他手裏啊。”
去年，他陪一羣企業家到西部考察，走一圈下來，沒有一家敢投資的。企業家們的一致看法是：政府辦事效率和決策效率都很低，官本位意識嚴重，手中有點權力的都要用到位。
“本來西部有較好的優惠政策和勞動力資源，但一跟政府打交道就出問題。有些官員招商引資心切，給企業家許諾‘包到我身上了，一句話就搞定’。人家馬上就害怕了：一句話就搞定，一句話也可以搞黃啊。”王東京說，這說明一些政府不是一個規範的政府，也不是講法規的政府。市場經濟搞了這麼多年了，中西部與沿海地區的差異越來越大，根子就在政府。
越是貧窮的地區，人們越想當官，官本位意識越強。致力於研究“官本位現象”多年的王東京得出這個結論。
這點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區都可得到驗證：市場經濟只完成了形式上的轉軌，內裏依舊是計劃經濟思維下的官本位體系，干預經濟的衝動讓官員們常常忍不住從“僕人”、“配角”的位置上跳出來，扮演起“主人”、“主角”來。
毛壽龍在做調研時瞭解到，溫州一些企業家寧可把原料拉到老家去，生產出產品再拉到中西部賣，也不願意在那裏投資建廠。原因很簡單：投資環境差，地方職能部門吃拿卡要現象普遍，除非有強硬“官方後臺”，否則不可進入。
越位之困
政府究竟應該做什麼？
西方早在幾百年前的亞當·斯密時代就有了答案：政府是看夜人，是權力有限的政府。經濟學家們指出，這不意味着政府就無所作爲，而是有它自己的定位職能：保衛國家安全，保證社會公正、提供公共產品和社會管理服務。
王東京強調，這裏的服務職能，是指政府爲經濟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包括搞好自身建設，提高服務水平和辦事效率，再就是建立完善公共福利、扶貧體系，例如搞好義務教育，對農民進行職業培訓等。
“決不是喧賓奪主，自己要強力介入社會經濟領域，甚至來引導發展過程。”他說，幾十年計劃經濟的慘痛教訓和國際經驗都說明，一個成熟的政府，它永遠不會進入市場經濟。那些靠行政行爲主導出的經濟模式，非但不適合市場經濟環境，甚至還會成爲前進的障礙。
他曾親眼目睹一些地方政府不惜血本扶植“龍頭企業”，這些企業在享受了政府種種補貼和優惠後確實也發展起來了，一時間在解決就業和拉動地方經濟上作用明顯。然而，一旦支持者調離，另一批人上臺後不再進行扶持，“窟窿立即出來了，企業不適應市場競爭而很快倒閉，造成人、財、物的巨大浪費。”
國家行政學院竹立家教授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政策性浪費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由政府決策失誤造成的重大損失無法估算。爲何會出現這種情況？他分析說，一是政府越位參與經濟決策，二是人大、政協、新聞媒體等沒有發揮民主參與的作用，一些不合實際的政策、辦法往往是“少數人瞎琢磨出來的”。而這種對國家財政、國有資產以及發展機會的“軟性浪費”，愈來愈嚴重地危害着社會肌體。
畸形的“商人紅頂”現象，也正是地方政府強力參與經濟的一個表徵。那麼，爲什麼地方黨政甘願冒着違背國家有關政策法規的風險，不顧一切地“越位”？
這背後，最關鍵的因素就是對地方黨政幹部的考覈體系出了偏差。竹立家說，我們國家雖然進入了市場經濟體制，但完全轉軌還有一個過程，不少政策制度沒有跟上，對官員“政績”的考評就是一個突出問題。
“要求GDP增長率，下達利稅任務，這些都是計劃經濟時期對企業的考覈方式。在這個指揮棒的調動下，官員不得不全力投入追求經濟發展上來。”
一位官員無奈地表示，我們也知道政府不應該太深介入經濟，但在落後地區，很多事情不由政府出面又不行，發展會非常慢，“如果周圍縣市都快速搞起來了，我們怎麼辦？”
另一方面，中央一些不合理的政策也爲地方政府“越位”推波助瀾。例如企業增值稅收取辦法規定，只要新企業一開工，中央便收取增值稅，其中25%返還地方，這導致盲目的地方利益衝動。上馬新項目，成爲地方財政快速增收的途徑。因此，在不少地方，招商引資成爲發展當地經濟的“重頭戲”。
記者看到的一份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上面就寫着：經濟工作是地方發展的重中之重，招商引資又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線”。上級對下級政府下達招商引資的任務“指標”，下級政府無法完成，就把任務“分解”到地方各個幹部身上，在一些地方，甚至教師都身負招商引資的任務，可謂“全民動員”。
某縣領導告訴記者，上面給該縣定的年招商引資指標是10億元，他們上報的數字是“12億”。“那是按照自己方式評估的，說10億都有水分。我們這麼窮的地方，哪容易完成這麼大的任務！”他說，自己成天爲此殫精竭慮，壓力很大。
各地風潮似的招商“熱情”導致重複建設驚人。王東京教授一次到南方考察，見到兩個市交界的地方各設一個開發區，工業佈局完全相同。他當時就慨嘆，且不說由此帶來的極大社會財富浪費，就是10年後再來看這些佔用大量耕地，遍地開花的開發區，“簡直就是一個噩夢”！
毫無疑問，地方黨政官員發展經濟，最大的動力始自“要政績，求升遷”，但是，這不是惟一因素。記者在基層走訪時看到，不少官員還是有“爲官一方”的責任心，很想“做點事”。武勝縣養豬大戶卿德明就告訴記者，爲抓生豬產業，縣委書記孫南一年時間裏親自到他家二三十次，和他商量如何帶動大家致富。
孫南在接受採訪時就說，固然有來自上面的壓力，但老百姓窮困境況也是種壓力。一邊是眼巴巴望着政府的貧弱農民，一邊是地方政府爲擺脫財政窘迫狀況不斷“僭越”後的失誤，貧困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似乎陷入了兩難狀態。突破口在哪裏？
王東京教授建議，中西部貧困地區不應該再走政府親自搞經濟的“死路”，而要從機制上想辦法。
他警告說，貧困地區的發展切忌犯急於求成的“改革綜合徵”，爲實現短期利益破壞制度規則，其結果往往是得不償失。改革還得講章法，形成一個順暢、合理的運行機制，才能達到社會持續、良性發展的目的。
“美國的西部開發經過了100多年，才達到今天的這個地步，我們不能指望在三五年、十來年時間就把東西部的差距拉平了，這是不現實的。”
從目前來看，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以及相應的幹部考覈制度的改革，如果能夠一步步落到實處，使官員不再只圍繞經濟指標旋轉，“紅頂商人”和“商人紅頂”的現象有望得到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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