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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元“買路錢”卡住急救車 患者被延誤不治身亡
日前,經濟半小時播出了關於村民突發急病呼叫急救車過路費難倒120的節目，以下是節目內容：
今年4月5日晚上,在哈爾濱市郊區太平鎮一個叫白家窩堡村的地方,村民楊桂珍突發急病，她的家人，馬上撥打了120急救熱線。可是，家人怎麼也沒想到，他們的這個舉動，非但沒能挽救楊桂珍的生命，而且還在她身後引發了一場紛爭。4月10日上午9點，白家窩堡村正在舉行一項圓墳的儀式，這項儀式通常被安排在出殯後的第三天。這個手捧遺像的孩子只有3歲，死者就是他的奶奶楊桂珍。
按照當地的風俗，在圓墳的時候是不能哭的。楊桂珍的親屬們嚴格的遵守着這條規矩，但他們仍然堅持認爲，楊桂珍死得有些不明不白。
楊桂珍親屬:“嫂子,你安息吧!這回有人能替你討出公道啦!”
對村裏很多人來說，楊桂珍的去世都是難以接受的。圓墳儀式結束後，村民們你一言我一語的發表着各自的意見。
白家窩堡村村民:“(楊桂珍)白天去趕集去了。”
白家窩堡村村民:“死得太屈,頭一天四點來鍾還拍我這禿腦門來着,第二天突然死了。死得太冤了,這樣不該死,早來五分鐘都死不了。”
白家窩堡村村民:“以後誰家有病人,肯定都不敢打120,不敢打120。”
原來，死者的家屬曾經在楊桂珍發病後撥打了哈爾濱市的120急救電話。但是，120的急救車用了兩個小時才趕到現場，在急救車到達的時候，楊桂珍已經死亡。當值的醫生和護士曾經試圖對楊桂珍進行最後的努力，但爲時已晚。
楊桂珍的二兒子馬海富告訴記者:“120它那個分站在通達街,它幾分鐘就到高速(公路),十多分鐘就可以到機場,就這一段路。我們離機場這段路也就七八分鐘,他說他開得很快,相當快,怎麼着也就20分鐘到,再遲也不能超過半個小時。”
白家窩堡村在哈爾濱太平機場附近，從白家窩堡村到哈爾濱市最近的一個急救站的距離是58公里，兩地之間有一條機場高速公路。
楊桂珍的家屬撥打120的時間是在4月5日晚上的11：26，記者在4月10日晚上的同一時間進行了實地體驗，結果從哈爾濱急救中心到白家窩堡村所用的時間是27分鐘。也就是說，在正常情況下，120在接到電話後應該可以在4月5日晚12：00左右趕到楊桂珍家。但是，當值的120急救車到達楊桂珍家的時間是4月6日的1：30分左右。
在哈爾濱市急救中心，記者見到了當值的120急救車駕駛員。崔喜是一名老司機，已經開了20多年的救護車，他對白家窩堡村一帶的道路瞭如指掌。
記者:“如果正常的話,按照你的經驗,那天會多長時間到患者家?”
黑龍江省哈爾濱120急救中心駕駛員崔喜:“到他家裏,按我的經驗,也就是在20多分鐘,不到30分鐘。”
哈爾濱市急救中心當晚值班的醫生和護士告訴記者,在屍檢報告出來之前，她們不能確認楊桂珍的死亡，一定與時間延誤有關。但無論如何，對一個身患急症的病人來說，時間就是生命，在很多時候，急救車就是在和死神賽跑。而這一次，崔喜駕駛的急救車卻沒能跑在死神的前面。半個小時的路，他爲什麼用了2個小時？這一路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4月5日晚上，楊桂珍一家和往常一樣很早就躺下休息了。夜裏11點鐘左右，楊桂珍的老伴兒被一陣咳嗽聲吵醒。
楊桂珍的老伴兒馬金華:“就把老二招呼起來了,我說起來起來看看看你媽怎麼回事?”
楊桂珍的二兒子馬海富也告訴記者:“當時我尋思在就近打電話租個車送市裏,完了我一想這麼晚了還是直接打120來得快。”
哈爾濱市急救中心的出車命令單顯示，他們在4月5日晚上11：26：18接到馬海富的電話。
崔喜:“23點29分我們接到出車命令單,接到命令單我們馬上醫務人員上車奔太平莊,我們這個指定地點出發。”
記者:“爲什麼要選擇高速公路呢?”
崔喜:“因爲我作爲救護車駕駛員,我想用最短的時間最快的速度到患者家。”
從哈爾濱市區上機場路的入口並沒有收費站，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這條高速路是免費的。按照機場路的規定，過往車輛應該在各出口交費通行。
崔喜:“應該我正常的出口是八里堡。”
晚上11：42，120急救車到達八里堡收費站。從出發到這裏，急救車只用了13分鐘，但是麻煩也就從這裏開始了。
崔喜:“這個欄杆放了,放了它用鐵鏈拴着,旁邊的收費處裏頭亭子裏頭沒有人值班。”
4月5日晚上機場路公司的帶班班長鞠成豪解釋了八里堡收費站當晚無人值班的原因。
哈爾濱機場路有限公司工作人員鞠成豪說:“因爲這個收費員到(晚上)10點鐘就這邊崗就下了,下了以後這條路相對來說車比較少,下崗以後亭裏有經警經警代收。”
崔喜:“鳴警報的喇叭,噠噠叫了兩聲,一看沒有人,沒有人我們着急心切。等了也就是一兩分鐘,最少得一兩分鐘。”
鞠成豪:“我們查資料是,他是(停了)30秒鐘。30秒,哪怕他稍微再等一會,肯定有人出來,不可能沒人出來。”
不管是30秒還是一兩分鐘，總之急救車沒有選擇繼續在八里堡等下去，崔喜駕車駛向下一個出口。
崔喜說:“我這麼多年經常跑這個路,我知道那地方我上太平莊,我出不去怎麼辦呢?我得從那個道出去再順着機場高速(路)返回道,再返回來。”
在一張圖上，崔喜說明了他的方案。八里堡出口出不去，應該可以從機場站出口也就是整個機場路的終點站調頭，然後再返回八里堡的另一個出口，這樣同樣可以到達楊桂珍的家。
但是崔喜的這個方案並沒有取得成功，反而引出了更大的麻煩。
崔喜:“到那去了要交錢,交30元錢買路錢。收費員是個女同志,挺年輕一個女同志。”
哈爾濱機場專用路有限公司收費員劉楊:“當時是我是4月5日晚上11點50分左右,正在當班,這時候這個120急救車就駛入這個道內了,然後那個司機說他急救病人要求免費。”
崔喜:“我說我這還有文件,我說要不你們?(她說)文件我不看。”
劉楊:“然後我就跟他解釋說,我說因爲我們公司目前的規定就是文件規定是救護車內有病人的話可以免費,沒有病人的話就是正常收費。但是這名司機他就非常固執,就是說我今天一定把這個事交不交費的事弄清楚。”
崔喜:“我說那你把你們領導找來,把你當班領導帶班領導找來,我跟他們解釋。”
劉楊:“我就及時通知了我們這個代班班長,讓他來處理這件事情。”
鞠成豪:“出來以後這個司機已經站出來,站在這個位置,非常激動。”
崔喜:“我說我在執行任務,(他)說這事也不行,我說這個是共產黨的文件,共產黨政府發的文件。我說你們怎麼不執行,他說對,我們不執行。”
鞠成豪:“在這期間我就給他解釋,我說這樣救病人要緊,你現在把費先交了。交了以後呢,如果你有相關文件,你可以拿到公司,如果是認定對你免費,你就可以把現在交的費,交30元錢以後再給你重新退回。”
就在雙方糾纏不休的時候，楊桂珍的家屬們在焦急地等待着。二兒子馬海富一遍一遍到村頭上去張望，在他預計的時間裏，急救車並沒有出現。
馬海富:“應該是假如說到了的話,它應該一拉這個笛,應該都聽得到。晚上那麼靜,還是沒有動靜,沒有動靜,我往回來,就急,着急啊!完了我就回來了,回來以後我就看老太太喘還是不停地喘。”
楊桂珍的老伴馬金華告訴記者:“越喘越邪乎,我說摸摸,身上和頭上熱乎乎的。我說沒事,那時候還挺好的,就是那會搶救,那是超超悠悠的事,那就是啥事沒有。”
120急救車在預計的時間沒有趕到，楊桂珍的二兒子馬海富，再一次給120打電話。而120指揮中心也迅速和駕駛員崔喜取得了聯繫。但是，120和收費站雙方就這30元的通行費仍然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在進退兩難的情況下，駕駛員崔喜又做出了一個新的決定。
崔喜:“我在飛機場(出口)那塊也耽誤好幾分鐘,時間也不算短。”
記者:“在你這個地方總共耽誤多長時間?”
鞠成豪:“大概可能有20分鐘。”
記者:“20分鐘就一直在糾纏這個交錢不交錢?”
鞠成豪:“對,就在這塊一直說。”
崔喜:“這塊我過不去,我不能在這等着,憋着耽誤病人。往後倒,我的目的就是調頭,我原路返回再走八里堡。”
記者:“爲什麼走八里堡?”
崔喜:“當時我是那麼說的,我要想交錢,我應該交,我可以交給你。爲了搶救病人多少錢我都可以交,但是我應該從八里堡出去。”
鞠成豪:“這個車到這一塊以後逆行就往市區方向開了,開了以後我就給那個,我們有巡道員,半夜有巡道員,我就給他打電話,他是巡道員。我說這個車你看觀察一下,往什麼地方開了,別造成交通事故。”
馬佳鵬是當天晚上的巡路員。在八里堡收費站，他和崔喜開始了新一輪的交涉。但是在對這一輪交涉的講述中，雙方存在很多的分歧。
馬佳鵬:“走到這個八里堡收費站的時候,發現這個車在收費崗這停下。”
崔喜:“我就準備好三十元錢了,交錢,趕快,別耽誤時間了,我都繞一大圈了,沒時間羅嗦。”
馬佳鵬:“然後這個司機就情緒比較激動,就說我這個車走到哪裏都不交費。”
崔喜:“三十塊錢也不行,我說怎麼着,他說你要想交錢,你知不知道我們那邊來電話了,機場給我們來電話了,你逆行過來的,違反我們規定了,你得交10倍的罰款。”
馬佳鵬:“我們依據收費文件都可以對你進行10倍罰款,我是這樣說的。然後這個司機就說別說罰款,過路行車費也不能交。”
崔喜:“我一看這事不好辦了,馬上跟我們120指揮中心有關領導,值班領導,這時我們陳科長聽了之後就告訴我要錢都給他們交了,回來咱們再說搶救病人要緊。”
但是，崔喜告訴記者，他和兩名醫護人員的身上總共只帶了35元錢，無法支付罰款。這一輪交涉再次陷入僵局。
馬佳鵬:“然後說到這裏的時候他就把車窗搖上了,車門關上了,不跟我談了,我就回到了巡道車車裏了。”
坐立不安的馬海富終於跟120駕駛員取得了直接的聯繫。他急切的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馬海富:“我就問他出現什麼事了?(他)就說那邊要我們交費怎麼的,我說交費就交吧!他說交,你報銷啊?我說我報。完了隨後就這個電話算告一段落了,完了過幾分鐘又打了,完了說還不放,就是不放,交錢還不要,我說怎麼回事?那邊電話一轉過去,聽到那邊好象吵吵。”
現在還無法判斷，誰更準確地描述了當時的情景。但是這輛急救車在八里堡收費站至少又滯留了一個小時。寶貴的時間在雙方的爭執中，一分一秒的過去。這個時候，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想到，一位患者的生命正等待有人去挽救。不過，楊桂珍的家屬到了這時實在是再也等不及了。
馬金華:“最着急的時候那就是(晚上)12點半,那會等車再往後,這幾分鐘人快要不行了,車還來不了。”
馬海富:“那時候我們還不認爲我媽能死。”
馬海富不敢再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急救車上，他找到鄰村的一輛小麪包車，委託自己的兩個朋友去八里鋪收費站接回了醫生和護士。
王浩:“我們到他家是(凌晨)1點鐘,我就說要查體,向患者家屬交代說,病人已經死亡。患者家屬說搶救,問我能不能搶救,我說搶救,我們就一直(在搶救)。我和護士一直做心肺復甦,我是在心按壓,她是給心肺復甦。到(凌晨)1點15分的時候又做了一個心電,仍然是直線,沒有什麼起色,這時候跟患者家屬說,患者家屬就說我們不搶救了,放棄。”
馬金華:“搶救了20多分鐘,逐漸逐漸開始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後,她檢查完了大夥說不行就拉倒了吧!搶救不了了,後來他那個救護車纔上來。”
崔喜:“我到患者家時間是(凌晨)1點多,我到那以後大夫就說患者已經死亡了。”
據崔喜說，他們後來是通過省長熱線的介入，才解決了這場糾紛。解決的方式是急救車交上了30元的通行費。而在這場30元的爭執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楊桂珍的生命就已經走到盡頭了。在這個事件的整個過程中，收錢的理直氣壯，不交錢的也是理直氣壯，他們的底氣到底是從哪來的呢？
從4月5日晚上11點42分開始，到第二天的凌晨1點多結束，爲了30元過路費，一場架吵了一個半小時。一直到現在，面對楊桂珍的死，機場路和120急救中心都覺得自己並沒有直接的責任。因爲他們手中都有一份文件，來支持自己當時的做法。
在當天晚上的爭執中，急救車駕駛員崔喜始終堅持自己的車應該免交過路費，而且有文件爲證。
崔喜:“我們爲什麼不先把錢給他們呢?因爲我們有文件規定,有出車單文件明確規定執行任務救護車是不交錢的。”
在哈爾濱急救中心，記者見到了這份2003年6月9日由黑龍江省物價局、交通廳和財政廳聯合簽發的文件。文件的主題就是“對120急救車輛免徵車輛通行費”。這是非典期間緊急制定的一項文件，但是120方面認爲，這個文件在非典結束後同樣適用。而且，機場路也不應該被排除在外。
4月5日晚上，急救車駕駛員崔喜一再向機場路的收費員出示這份文件，當時對方並沒有理會，因爲他們手裏也有一份文件。這份文件是2000年黑龍江省交通廳和物價局專門就機場高速路收費問題簽發的。
哈爾濱機場專用路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是徵收範圍,凡通過哈爾濱機場專用高速公路的各種機動車輛,除軍車執行緊急任務,設有固定裝置持有追捕證的公安部門警備車輛外,一律按規定交納車輛通行費。對,這裏邊就不包括救護車,對,不包括。”
對此,記者採訪了哈爾濱機場專用路有限公司總經理伊莉。
伊莉:“這個文件它就是對我們這條公路發的。可能是考慮到我們這條公路的一些特殊性,所以我們一直按照263號來執行。”
記者:“你們的公路有什麼特殊性?”
伊莉:“我們公路是一條專用路,直接通機場的。而且跟其它的一些路沒有互交,沒有立交,沒有相互的立交。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救護車就不從,這走救護車從這走是這樣。因爲救護車非常少,過的非常少,
我們一般情況下它有病人的時候,我們就給它實行免費,它沒有病人的時候,我們就對它實行收費。”
記者:“爲什麼呢?”
伊莉:“因爲救護車,我們這些年發現有一些救護車經常挪作它用。它用這個救護車到機場去送客人,所有這樣我們就覺得作爲一線的收費人員,她無法判別這個救護車是幹什麼用的。”
記者:“但是在出事的那天晚上的話,像那樣一輛車你覺得也無法判別嗎?”
伊莉:“這個當時員工按理說,員工應該是完全應該能判別出來這個車應該是去救病人。但是員工因爲我們在對員工教育上,人性化服務的教育上存在問題,所以員工他在執行公司的收費政策收費文件上,他就不夠靈活,比較刻板。所以他就是人性化服務這個意識比較淡。”
記者:“就是按照你們的要求的話,員工不管出了什麼問題,他的職責就是要負責收費。”
伊莉:“對。”
同樣都是紅頭文件，卻對急救車是否收費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規定。到底哪一份文件更有效力呢？這兩份文件都是由黑龍江省交通廳和物價局聯合簽發的。對這種自相矛盾的規定，他們會作何解釋呢？記者分別找到了省交通廳和物價局相關部門的負責人。
記者來到黑龍江省交通廳的時候，財務審計處的處長張志權正在查找這兩份文件。作爲兩份文件的簽發單位之一，交通廳應該有最終的解釋權。
黑龍江省交通廳財務審計處處長張志權:“肯定是後發的文件它更具有,它肯定執行後發的文件。如果兩者有矛盾的話,它肯定執行最新的文件,也就是最後發的文件。”
哈爾濱機場專用路有限公司總經理伊莉:“如果說我們在接到這個文件的情況下,我們一定會堅決不折不扣地執行這個新文件。但是當時它這個抄送單位因爲沒有我們公司,沒有我們這條路,所以我們沒有接到通知。”
張志權:“我覺得沒接到好像不應該作爲一個理由,就是說你如果是沒接到某個文件,你像省政府的通告,我覺得這都貼到收費亭的。它好像不應該以見不到爲理由,就是說不(執行)就是還繼續收費,這個好像是不應該。”
這兩份文件的另一個簽發單位是黑龍江省物價局，經營收費管理處的處長孫力正在對所有涉及到急救車過路費的文件進行研究，他發現了一個更加奇怪的問題。
黑龍江省物價局經營收費管理處處長孫力說:“每一個每條路的文件上都應該有這個救護車是免費的,怎麼這個文件就沒有出了?這事我確實感到非常非常驚訝,這怎麼回事呢?怎麼搞的?”
孫力拿出了交通部、財政部和國家物價局在1988年出臺的一份文件，上面已經明確規定了執行任務的醫院救護車應該免收過路過橋費。
孫力:“應該說是按照那個文件,執行省裏的文件要是與那個文件有牴觸的話,應該說還應該執行1988年交通部那個文件。應該是那個文件,那既然早在1988年交通部就已經規定了,包括救護車在內的一些特種車輛應該說是免收費的。”
記者:“那爲什麼在2000年的時候你們和交通廳又聯合出臺了這樣一個文件,你們又把救護車排除在外?”
孫力:“現在我講一下物價局的工作權限,我們的工作權限,主要是定收費標準。就是你比如具體說機場路的收費標準,我們主要是管這個事,免費的這一塊。對車輛通行費免費不是我們的職責範圍。
張志權:“120這些車,有些車管理得非常混亂。這些車非常多而且也很難區分,可能在那種情況下這事也很難掌握。本身它是一種多數的,現在120都是有償服務的,而且它這個車還非常多,那個時候可能是想這個事沒法區分吧!然後當時可能就沒把它作爲免費的範圍。”
4月11日上午，哈爾濱機場路公司舉行了一個關於人性化管理的會議，總經理伊莉要求員工吸取這次事件的教訓。
伊莉:“特別是人的生命和國家財產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我們怎麼能體現出我們的覺悟和我們的靈活性,以及我們人性化服務的這種意識,所以這是我們要進行深刻反省和進行整改的兩個方面。”
而哈爾濱急救中心現在也面臨着來自楊桂珍家屬的壓力，在4月6日，也就是楊桂珍去世的當天，楊桂珍家屬請的律師已經和哈爾濱急救中心進行了接觸。
哈爾濱120急救中心車務科科長陳東昇:“因爲我們和患者是醫療合同關係,我們會積極應訴把這個事情解決好。”
在4月6日，也就是楊桂珍去世的當天，機場路就宣佈不再對過往的救護車收費，他們甚至專門把出事當天收取的那30元過路費，送回了120急救中心。雖然，那兩份文件的內容有矛盾的地方。但無論如何，有一條準則當事的各方都不應該違背，人命關天，和生命的份量相比，任何文件、制度和爭執，都是無足輕重的。如果在遵循制度之外，能多一些對生命的尊重，也許，楊桂珍這樣的悲劇就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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