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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防艾”的經費困境
歐陽學良是王店鎮衛生院院長，去年3月，他參加了由中國CDC在北京協和醫院組織的“艾滋病臨牀醫生培訓班”,成爲阜陽市爲數不多的能夠臨牀救治艾滋病患者的醫生之一，他所領導的王店鎮衛生院也因而成爲示範區指定收治艾滋病患者的醫院。
王店鎮衛生院被指定爲示範區收治醫院，但“防艾”經費到不了位卻讓歐陽學良叫苦不迭。王店鎮衛生院是自負盈虧單位，現有30多名醫生，醫院財力只能維持現狀，而要對艾滋病防治額外用一分力，“壓力很大”。
今年3月，阜陽市政府下發了一份關於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醫療救治、生活救助實施方案的文件。文件中規定，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需定期體檢、化驗、拍片的，以及已出現症狀需要接受檢查或進行抗感染治療的，由指定收治醫療機構負責，免除檢查費用；已發病的艾滋病人到指定醫療機構住院治療，免檢查費、住院費、手術費等，“所需費用由同級財政負擔”。
4月8日，面對早報記者的採訪，歐陽學良認爲，這一條款語焉不詳。按照文件規定，王店鎮衛生院的同級財政就是王店鎮財政，而王店鎮財政本來負債就已高達1000多萬，“哪來的錢？”
至於示範區項目專項經費，對於負責艾滋病防治的基層衛生院來說更是奢望。去年底，歐陽學良曾向上級有關部門打了一個報告，想申請一筆經費，將去年洪災中受損的幾幢平房修繕一下，改作一個專門收治艾滋病患者的隔離病房，至今沒有迴音。
記者採訪到的一個例子是感染上艾滋病的13歲艾滋孤兒小蘭。她小學五年級還沒讀完就輟學了，只能寄住在叔叔嬸嬸家裏，沒有錢讀書，也沒有錢治病。去年底，她發病，渾身發燙、嘴上起泡、聽力下降，是阜陽市一個民間艾滋病貧困兒童救助協會籌集了1萬多元錢,把她送到北京救治,才把她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
據瞭解，阜陽市艾滋病感染者95%是經血液傳播，全市總計約2萬多人捲入過1990年代初期的“賣血熱潮”，其中已經檢測出來的感染者約爲2000多人，此外，還有“數量驚人”的沒有檢測出來的人羣，他們絕大多數集中於農村或城郊結合部。不言而喻，示範區鄉鎮衛生院承擔着繁重的、艾滋病高危人羣的防治和救助工作。
阜陽市地方病防治站站長張雲同到下面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檢查工作時，常聽到一些基層衛生院院長向他抱怨，“事沒少幹一件，錢沒見着一分。”
對於基層衛生院經費之困，阜陽市衛生局監督科科長王保衛的解釋是，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經費一般用於項目宣傳、基線調查、開展活動等“軟性開支”，而購置檢測設備、醫療器械、房屋建設等硬件開支不在項目經費之列。另外，阜陽市所屬的4個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均爲國家級貧困縣，經濟發展滯後，基礎衛生醫療條件較差，經費緊張在所難免。
問題在於，全國首批51個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大多位於中西部不發達地區，其經濟發展程度、衛生醫療條件與阜陽大抵一致。可以預料，阜陽示範區遇到的“防艾”經費困難的問題，其他示範區可能會不同程度地遇到。
地方配套經費沒有“配套”？
據衛生部官員透露，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項目實施的3年間，衛生部將用中央財政補助爲示範區工作提供部分經費支持，同時要求地方政府提供不低於1：1的配套經費，由省、地(市)、縣共同承擔。記者獲悉的數字是，安徽省每個縣示範區的經費爲30萬元人民幣。
在阜陽採訪期間，記者見到一份由安徽省財政廳和衛生廳下發給阜陽市財政局和衛生局的文件，這份於去年9月25日下達的文件稱，“一次性補助(阜陽市)艾滋病防治經費64萬元。”據該市地方病防治站一位負責人稱,這筆經費正是去年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的專項經費，其中包括衛生部劃撥的資金。
阜陽有4個“防艾示範區”，它們是臨泉縣、阜陽市(主要是潁州區)、阜南縣和界首市。按照衛生部的標準，4個示範區的專項經費總額應爲120萬元，而安徽省實際下達給阜陽的只有64萬元。
64萬元的專項經費到阜陽後是這樣分配的：阜陽市衛生局4萬元，臨泉縣和界首市各15萬元，阜南縣和潁州區各13萬元。
按照示範區工作要求，示範區的管理以縣爲單位，也就是說，項目由衛生部“一杆子”插到示範區所在縣，項目經費不能“雁過拔毛”。但是，記者所看到的表面結果是，阜陽市每個縣示範區的經費至少缺口了一半，而承擔示範區“防艾”任務的鄉鎮衛生院分文未有。
據瞭解，阜陽市財政去年用於示範區建設的配套經費約爲3萬-5萬元，4個示範區平均下來，每個示範區可以拿到配套經費1萬元左右。
4月10日下午，記者電話聯繫上了正在山東出差的潁州區衛生防疫站站長徐正厚，他說，阜陽市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經費按中央、省、市3：2：1的比例配套，去年中央和省的經費是分批劃撥的，他所在的潁州區的經費已“全部到位”，總計爲25萬元。但是，他表示,這筆錢“按規定不應該給鄉鎮衛生院”。
在示範區項目經費問題上，與項目相關的市衛生局、市地方病防治站、縣防疫站和鄉鎮衛生院的說法大相徑庭,但是有一點驚人地一致,每一個部門都反映經費不足。
首批51個及其後追加的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所在的地方政府，在“防艾”配套經費方面究竟有沒有“短斤少兩”的現象，目前無法獲悉。但據一位知情人士稱，不少地方政府缺乏對艾滋病防治經費的長期承諾和保障，對中央財政和國際援助“等”、“靠”、“要”的思想在各地政府中普遍存在。
誰來監管示範區項目經費？
近年來，中央政府在預算中已經顯著地增加了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投入。從1996年起，中央財政開始撥付“艾滋病防治專項經費”，當年額度爲500萬元人民幣，1998年到2000年則每年投入1500萬元人民幣，2001年到2003年，經費額度增加到每年1億元人民幣。
雖然對於嚴峻的艾滋病防治形勢而言，1億元人民幣的防治經費仍然顯得捉襟見肘,但是，如果加上各種名目的地方配套經費，“防艾”經費在我國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然而，據衛生部去年12月發佈的《中國艾滋病防治聯合評估報告》，現有艾滋病防治“資金的分配和使用不夠合理，缺乏成本效益分析，缺乏明確可行的資金籌措計劃”，資金的使用也缺乏有效的監管。
在中國CDC編制的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工作指導方案中，關於項目經費管理辦法是這樣說的，“經費應設立專賬專戶管理，專款專用，由省衛生行政部門協商財政部門制定具體管理和使用辦法”。但是，在方案中，找不到關於經費使用監管的具體辦法。
“如果不把經費管理好和用好,肯定會影響到示範區的最終成效。”阜陽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衛生系統官員說.他認爲加強對項目資金籌措和使用的監管,已成爲當前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建設的當務之急。
(注:文中艾滋病感染者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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