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隗靜，北京人，1995年畢業於北京旅遊學院英語系，1999年赴美國留學，主修新聞，取得大衆傳播碩士學位。曾在中央電視臺英語新聞部實習。後加盟香港鳳凰衛視，任派駐華盛頓記者。2001年“9·11”事件發生當天，她就在第一時間開始連續報道15個小時。此後又報道了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2003年3月和4月期間，隨美軍報道伊拉克戰爭，成爲這場戰爭中全球華人記者中唯一獲准隨軍採訪的女記者。在《美軍中的“鳳凰”》一書(同心出版社)中，隗靜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隨軍採訪中的所見所聞。
我到伊拉克就受到“騷擾”
5點多起牀。天才矇矇亮，我們就來到了紅新月會的辦公樓。因爲是去伊拉克，我還穿上了防彈衣，戴着頭盔，全副武裝。
突然間，我看到有記者在爬一輛救護車，回過頭去，又看到幾個志願者正分別登上兩輛救護車準備出發，其中的一輛已經被記者包圍。我趕忙叫了蕭燕就往另一輛車那兒跑，開了後門，裏面坐着一個小夥子。我也不管他是不是反對，一邊說我們是記者一邊往車上爬。幾秒鐘之內，救護車裏已經塞進七八個記者，沒有擠上來的就站在車外嘆氣。
這一切都發生得那麼突然。我還沒有定定神，香港就來了電話，問有沒有可能進伊拉克？我長出一口氣說：“告訴魯豫(當天的主持人)，我們已經在路上了。”
經過幾番周折，包括半路上被科威特軍警趕下救護車、站在零公里邊境等着再搭車等等，我和蕭燕終於在科威特新聞部的幫助下，分別坐車跨過了科伊邊境的聯合國非軍事區，進入美軍把守的伊拉克邊境小鎮薩扶灣。
這是一個坐落在沙漠中的窮困村落，遠遠地可以看到一片低矮的土坯房，一片土黃色和灰黑色。此時此地，我已經踏上了一個正在經歷戰爭的國家的領土……
我希望瞭解伊拉克人對這場戰爭、對薩達姆的真實看法。可是，因爲大多數人不懂英語而難於交流。而他們的感想也非常令人困惑：大概一半的人說薩達姆好，另一半說不好；比較一致的是對美國的看法，不希望美國佔領伊拉克。
最令我難忘的是一個21歲的大學生，他對薩達姆政權如此畏懼，以至於只有在匿名，而且不露面的條件下才肯接受採訪。我想出讓他戴我的防毒面具上鏡頭的主意。於是，他就戴着黑漆漆的面具說：希望看到薩達姆政權被推翻，因爲薩達姆自己的生活奢侈，卻任憑大多數人陷於貧困。
但是另一個也是20歲出頭的年輕人卻大聲喊着“薩達姆好”，他寧願不要美國人進入伊拉克令他們失去民族的驕傲。
在記者們用心觀察伊拉克人的同時，他們也在好奇地打量着記者們。在這樣的場合，出來看熱鬧的大多是男人，少有的幾個女孩子圍着披巾，站得遠遠地打量着這麼多外國人，每每看到照相機鏡頭就背過身去，不像男孩們那麼大方。
可能是女記者不多的緣故，我被一羣十幾歲的男孩子圍住，指着我的手錶、照相機和墨鏡等等不停地問這問那。雖然語言不通，他們的熱烈和新奇的情緒還是很快感染了我，我們一起攬住肩膀照相。他們沒完沒了地讓我重放數碼相機中剛剛照過的鏡頭。附近的一些男孩子們大概也聽說這裏有新鮮的“玩具”，都紛紛過來加入。一個十一二歲的小男孩害羞地比劃着，問能不能吻我的臉頰，我欣然低下頭。哇！他的臉頓時浮現出一個靦腆的、滿足的微笑，我因爲能讓他開心，好像比他還更高興。
這下可在他的夥伴中造成了轟動，一會兒又來了第二個、第三個……這時我開始搖頭拒絕。“愛心大使”做到這一步也算盡力了吧？可是至此我已經被一羣男孩子團團圍住，有的要我掛在脖子上的圓珠筆，有的拽我的手錶，有的想要摟住我的腰……我嚴肅起來，大聲說不許拿我的東西，卻在推搡之間走不出包圍圈。正在爲難的時候，幸好《環球時報》的胡錫進及時趕到，把我拉出人羣。我長出了一口氣，說：“本來還想偷偷留下來，不回科威特去了。看來我想得太簡單了。”
晚上，我和一桌中國記者吃飯時，大家紛紛提到我第一次進伊拉克遭到“騷擾”的事。我想，這件事對我最大的影響是讓我重新審視原來想要私自越境、租車、獨闖伊拉克的打算。“進伊拉克”說起來只是簡單的四個字，而爲此要做的準備、方方面面的考慮，特別是對一個女記者來說，卻遠比這幾個字要複雜多了。
我目睹大使館已被劫掠一空
我真的已經到了巴格達！
我不無驕傲地，幾乎是在享受眼前的“風景”。旁邊一個CNN的主播克蘭西問：“你從哪兒來的？日本人嗎？”
我大聲說：“中國！”
聯機的時候，總部有編輯告訴我，聽說中國駐伊拉克的大使館遭到搶劫，問我們能不能去看看。沒有地圖，沒有當地的電話，連大使館的地址都沒有。在有500萬人口的巴格達怎麼去找中國大使館呢？我在酒店裏的記者和伊拉克翻譯之間上上下下打聽，終於有一個人知道使館的大概位置。他憑記憶幫我們畫了一張草圖。
我們一路找去，經過的街道都十分冷清，所有的商店都關着門。被炸得千瘡百孔的政府辦公樓和街上不時出現的沙袋堆成的掩體提醒我，這裏在幾天前還是硝煙瀰漫的戰場。
蕭燕居然憑着那張草圖找到了使館所在的街區！在一個比較安靜的地區，我們找到了一個有淡黃色圍牆的院落，看到狼藉的車庫和樓上被砸碎玻璃的窗戶。這是不是中國大使館呢？幾乎繞了一圈還沒看到任何標誌，直到把車開到正門，纔看到牆上的銅牌：中國駐伊拉克共和國大使館。
“天哪！”我和蕭燕馬上跳下車。我看到正門旁邊被砸得一塌糊塗的簽證處失聲尖叫。蕭燕一邊拍攝一邊唸叨：“怎麼連桌子也砸了？這兒有什麼好搶的？”我看到寫着使館名字的銅牌被蒙上了厚厚的一層黃土。我去車裏取了礦泉水和紙巾把牌子擦拭乾淨。
進了使館一看，更是滿目瘡痍。院子裏到處丟着廢紙、文稿；樹枝上掛着被抻出來的廢膠捲；一個小池塘裏也扔着垃圾。使館辦公樓裏已經被劫掠一空，沒有一個辦公室裏有一件傢俱，所有的玻璃都被打碎。在一個房間裏，我們看到散落一地的張維秋大使的名片，猜想這間大概是他的辦公室。
在一個樓梯口，一面國旗被扔在地上，上面有幾個被燒破的小洞，還踩滿了鞋印，顯示出盜匪的匆忙。“居然敢燒我們國家的國旗！”我不由自主地發火，趕忙把國旗揀起來疊好。
“不行，疊得不整齊，重來！”蕭燕一邊拍一邊說。我們把這一面國旗和後來又揀到的一面保存好，準備以後交給臺裏，再由臺裏轉交給外交部。
天色漸晚，我們不放心地又看了一眼孤零零的使館之後不得不離開。臨走把大門和後門都關上，希望至少保證它一個晚上的安寧。
晚上看到舒爾茨中校，我問他爲什麼不派人去保護中國大使館，還告訴他使館被劫的慘狀。他說，他的上級正好剛剛接到中國政府請美軍保護使館的正式要求。“可是我哪有那麼多人啊，小姐！”他一臉的爲難，“你住在這兒還不知道嗎？那麼多使館我怎麼可能保護得過來？”
我說，他應該看在我的面子上對中國的使館好一點兒。他說，他還是看在中國的面子上對我好一點兒吧。
美國大兵說：我想去看看中國
晚上沒事的時候常常有美國士兵過來聊天。今天是一個叫卡爾森的小胖子請我到他值班的通訊室去坐坐。我敲門進去的時候，四個值班的小兵正在百無聊賴地打發時間：兩個人在閒聊，一個在邊吃零食邊翻雜誌，卡爾森在看小說《星球大戰》。小卡爾森今年才19歲，因爲他有八分之一的日本血統，所以對我的一切都很好奇。“我爸爸的爺爺是從日本到夏威夷種菠蘿的。”他眨着洋娃娃一樣的大眼睛說，圓圓的臉龐一副天真。“告訴我，中國人和日本人有什麼不同？難道你們不是一個民族嗎？”他說，他高中一畢業就當兵了，但是這一次回國以後想去上大學：“因爲我不喜歡打仗。”而且還因爲膽子小被其他的士兵笑話。“你瞭解中國的人民解放軍嗎？他們是什麼樣子的？”他好奇地問。
“你瞭解嗎？”我反問，“你心目中的解放軍是什麼樣子的？”
他搖頭說沒怎麼研究過，看過關於解放軍裝備的書，但是對士兵沒有任何瞭解。“大家都說他們是紅色中國的紅色部隊。”他幾乎帶着危言聳聽的表情，“他們是我們面臨的最強對手嗎？”
“幹嗎一定是對手呢？”我給他講上高中軍訓時碰到的有意思的教官，說：“他們和你們一樣，都做差不多的工作。可能他們還以爲你們很厲害，每個人的頭盔裏都裝了計算機。”
“只有最精銳的特種部隊纔有那樣的設備吧？”其他幾個士兵都搖頭。“如果不是這場戰爭用上了陸軍，國會還要減我們的預算呢！和空軍海軍相比，我們什麼都得不到。”
“看來軍種之間的競爭到處都有。”我說，比如西點軍校的橄欖球隊的口號是“擊沉海軍”。
卡爾森說我是他接觸過的第一個中國人，和他印象裏的中國人不一樣。
“中國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紅色中國’了。”我試圖更正他的觀念，說現在是“五顏六色”，不，是“萬紫千紅”。我說中國的變化太大，每一次回國我都可以發現新的東西，受到新的啓示。但是現代化也給中國帶來像西方一樣的問題：青少年的失落、傳統文化的削弱、家庭責任觀念的淡化……“像你們觀念這麼傳統的人在中國已經很少見了。你肯定很難找到21歲就急着結婚的女孩子。”
“我可不會21歲就結婚，”卡爾森說，“我想去看看中國。”
美軍排隊打我們的“公用電話”
下午在閭丘露薇僱的翻譯家吃午飯。有色拉、意大利麪、還有翻譯親自研磨的卡布奇諾咖啡，對於一直在吃罐頭的我來說實在太豐盛了。告別同事，我們去原來買烤雞的小店給第二旅的官兵買些烤雞“打牙祭”。我看他們每天最關心兩件事：除了猜測自己什麼時候回國就是晚飯會吃什麼。
買來烤雞幾乎使我們成爲駐地的英雄，官兵的讚譽不絕於耳。我開玩笑說，他們應該給五角大樓聯名上書，表揚我們“擁軍愛民”的事蹟……
官兵們給了我們太多幫助，我們能夠感謝他們的另外一個辦法是，允許他們借用我們的衛星電話打電話給家人報平安。這是比烤雞更受歡迎、更令他們珍惜的回報方式。古詩中說：“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第二旅的士兵大部分自從1月起就沒有再和家人聯絡，經過了一場戰爭，他們的家人至今還不知道他們的下落。
所以，自從聽說我們可以讓士兵打電話，我們住的會議室外每天晚上就排起隊來，許多人激動得還事先列出談話的提綱。起初我們沒有限制通話時間的長短，但是第一個打電話的周林一下子和他女朋友說了20多分鐘。我不得已一再暗示他掛線，可是他每次說完“我必須要掛了”，就又接着說：“寶貝別哭，我很快就回去了。”我和蕭燕算了算衛星電話打一分鐘是6美元，如果照這樣打下去，每人打一次花掉鳳凰衛視1000元人民幣，我們的會計不把我們吃了纔怪！於是我們規定每人不得超過5分鐘。大家欣然同意，這樣排隊的時間也不會那麼長。
我找不到最佳的詞句描述每一名士兵和家人重新聯絡上時激動的情景，好像他們的身體內突然被注入了新的生命，每個細胞都重新活躍起來。爲了保護他們的隱私，我儘量離開他們一段距離。可是我又不由自主地想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他們的家人是什麼反應。他們告訴我，妻子或女朋友其實什麼都沒說，只是一直在哭，激動地哭，高興地哭。有三個人通過電話聽到了新生嬰兒的哭聲，其中的一個人還是第一次做爸爸……
但是，也有一名士兵打過電話後臉色反而相當的難看。“出了什麼事？”我問。
“我岳父說，我老婆跟別人跑了，”他面如死灰，“而且懷了人家的雙胞胎。”
我勸他說，現代社會大家受到的誘惑太多，這樣的事也難免出現。他說，如果不是自己先常駐德國又被臨時調來伊拉克，應該不會出問題，可是現在，夫妻就快3年沒見了。“這次回國後，我一定再也不離開美國了。”
因爲明天一早就走，我們今晚和官兵們告別。我們把這些天做的新聞錄像放給他們看。雖然沒有逐句翻譯，但是他們看到熟悉的人時還是會心地笑出來：“那麼多中國人看到的就是我們這個樣子嗎？”
舒爾茨中校晚上特意來餞行，送給我和蕭燕一人一枚第三步兵師的徽章作紀念。我向他擠擠眼說，別忘了給老婆打電話報個平安，他搪塞着說，“有緣就過，沒緣分也不要勉強。”
我很懷疑，他是不是真的很盼望回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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